也许他当时担心我的处理太过严厉，很有可能他是对的。这件事发生好几年后，当我成了这一部门的主任，对那两个曾被我停职一段时间的人，我总在心里抱有一丝歉意。对我那次所采取的行动—我对他们的第一次处罚，我在良心上感到很不安。如果再回到当时，我不会再对他们那么严苛，适当的宽容在必要的时候总是比惩罚更有效。很多处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选择宽恕，至少宽恕第一次犯错，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我的至交只有6人，但随着阅历的不断增长，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学会面对一些事情，关于生命与死亡、今生与来世，我必须与之斗争。我们的成长环境中，既有善良、诚实、自尊而又自重的父母的谆谆教导，也有各种教派思想的不断陶冶。在匹兹堡长老教会首席大臣的妻子—麦克米伦夫人的影响下，我们参加她丈夫的教派活动，并进入了他们的社交圈子。（1912年7月16日，当我在郊野别墅中读起这段文字的时候，手头刚好有麦克米伦夫人在她80岁那年从伦敦写来的信。上个星期，她的两个女儿都在伦敦嫁给了大学教授，一个仍旧住在英国，而另一个已收到了来自波士顿的任命。两位贤婿都很优秀，这样一来，我们这两个英语国家的种族就结合在了一起。）麦克米伦先生是一个善良却严厉的加尔文教的守旧派，他美丽的妻子天生就是年轻人的领袖。在她家里，我们比在其他地方更觉自在和快乐，因此我们有时会去参加他的教派的活动。
当然，话题一经公布，我们就把握了主动权，教条被当做是文明尚未发掘时期的错误思想而被全盘否决。我记不起是谁最先提出那条公理：“一个慈悲宽大的神是人类最为高贵的作品。”我们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创造出自己的神来。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他们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也愈发深入。所以，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不信神，但我信奉更加真实的宗教。危机过去了，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被从麦克米伦的教会中驱逐出来。那是值得纪念的一天，那天我们下定决心支持米勒的声明，即使它包括了放逐甚至更糟的东西。我们这些年轻人对神学变得十分桀骜不驯，但对信仰却非常虔诚。
约翰·菲利普斯从马背上摔下来，不幸去世。大家都为此悲痛万分，尽管正如我所说的：“约翰已经回到了故土，回到了英国，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我们也许很快就会随他而去，与他永远在一起。”对此我深信不疑，在我的心里，这并不只是一个希望，而是一个必然。快乐是痛苦之人的避难所。我们应该像柏拉图说的那样，永不放弃对希望无止境的追求。“永远让自己置身于快乐之巅，因为希望是美好的，回报也将是丰厚的。”正如逝去只是将我们引向，一个能够同我们所爱的人相伴永远的地方那般美妙一样，生命亦给予我们与亲人共度一生的美好与幸福。但对于有限的存在来说，这两者都同样地无法理解。因此，让我们用永恒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就像柏拉图所说的，“就像在极乐世界。”但是，也请不要忘记，我们身兼的责任，而天堂就在我们中间。“宣称没有今后的人是愚蠢的，而那些宣称有今后的人同样愚蠢”，这亦应被我们视为公理。既然两者我们都无法知晓，那么所有的都应该被期望。当然，是“把天堂变成我们的家”，而非“把家变成我们的天堂”。
这些年来，家中的经济收入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趋势。我的工资又由每月35美元增加到40美元，这次是司各特先生主动给我加的薪。给每个员工发薪水也成了我的分内之事。每次发薪水，我们都使用银行的支票，而我却总是习惯把我的工资换成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它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艺术作品。家庭会议决定，我们可以鼓起勇气买下一块地和两幢房子，一幢是我们现在的住所；另一幢有4个房间，这一处原来一直是姨父和姨妈霍根居住，现在他们已经搬走了。由于艾特肯姨妈的帮助，我们才能在那个织布店楼上的小屋落脚，而现在也该让她重新回到这原本属于她自己的房子里来享享福了。同样地，我们在买下那幢有4个房间的房子后，由于霍根姨父已经去世，我们就把霍根姨妈接回到她的老屋来。购买这些房产时，我们付了100美元现金，总价是700美元。我们每半年付一次利息，并且尽量积攒那一大笔本金。于是没过多久，我们就把债还清了，成了这些地产的所有者。然而，就在这一切即将圆满完成的前夕，父亲去世了，那是在1855年10月2日，我们家遭遇到了第一次痛苦不堪的分离。但是，对其他的3个成员来说，生活的重担还在肩上。悲痛和责任相互交织，我们还得继续工作。父亲生病时的医疗费还要攒，也还要还，而我们直到那时也还没有多少存款。
就在这时，有人雪中送炭般地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大卫·麦克坎莱思是我们小斯维登堡教派的主要成员，他很早就留意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但是除了安息日在教堂中的几句寒暄，我们之间并没有更多的联系，更别说交谈了。他跟艾特肯姨妈很熟，因此他让她带口信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悲伤的时期需要任何资金援助，他都会非常乐意提供一切所需。他早有耳闻众人对我英雄般母亲的赞誉，这已经足够了。
一个人已摆脱逆境不再需要帮助，或者当他已拥有显赫的地位，可以报答别人的好意时，积下一件纯洁的非功利的善行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时，一个贫穷的苏格兰妇女失去了她的丈夫，而她的大儿子也才二十出头。家中的不幸需要这个优雅而又高尚的人来缓解痛苦。尽管母亲谢绝了他的好意，但是不用说，麦克·坎莱思先生在我们的心底拥有一个神圣的位置。我坚信这样一个信条：如果一个人一生中在身陷困境时应该得到必要的帮助，那么他通常都会得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人—他们不仅愿意，而且迫切地想要向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常言道：乐施者自有人助。
父亲去世后，我要考虑的事情要比以往多得多。母亲继续做鞋，汤姆还在上公立学校，而我则继续跟着司各特先生在铁路公司上班。就在这时，幸运之神来敲响了我们家的门。司各特先生问我有没有500美元，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替我作一次投资。当时我总共只有500美分，即使让我拿50美元来投资，我也没有那么多积蓄。但是我不愿意失去这次发展的机遇。所以我作了个大胆的决定：筹到这笔款。他又告诉我，他可以从威尔金斯堡车站的代理—雷诺尔德先生那里买到10股亚当斯快车的股票。当然，当晚，我就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母亲。她没有考虑太久，就支持我去做。那时，我们已经在房子上付了500美元，因此她想这也许可以作为抵押，想法借笔钱。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乘蒸汽船去了东利物浦，晚上才回来，她从她的一个兄弟那里借到了这笔钱。他是一个治安法官，在当地小镇很有名望，而他手上刚好有大笔农民要投资的钱。母亲把我们的房子抵押了，拿回了500美元，然后，我便把这500美元交给了司各特先生，他很快就把我所期盼的那10股股票给了我。但出乎意料的是，我还需另外交100美元作为保证金。但司各特先生爽快地说，可以在我方便的时候再支付，这样事情就相对容易多了。
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在那些美好的时光里，那时的股息和红利比现在要丰厚得多，而且亚当斯快车是每月分红。一天早上，我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用很大的手写体写着—“安德鲁·卡耐基先生”，“先生”一词使我受宠若惊。在信封的一角，我看到了一枚亚当斯快车公司的圆形印章。信封里是一张纽约黄金交易所10美元的支票。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张支票，和那个亲笔签名“出纳员J.C.巴布科克”。它给了我投资的第一笔收入—一笔不用辛勤劳动就可获得的收入。“我找到了，”我喊道，“这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每到周日，在森林里聚会是我们几个的惯例。我们在伍滋润附近找了片环境优美的小树林，这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那张支票我一直藏在身上，当大家都在树下坐定后，我便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展示。当时我的伙伴们反应十分强烈，大家都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投资赚钱机遇。我们决定攒钱，关注下一个可以投资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份，直到几年后，再把微不足道的投资收益分掉，像合伙人一样在一起赚钱。
其实，直到此刻，我的交际圈还不是很大。弗朗西斯科太太，我们货运代理的妻子，她非常地友善可亲，好几次叫我去她在匹兹堡的家做客。她常常谈起我来送司各特先生的一份信件，第一次敲响在第三大道上房子的门铃时的情景。当时她让我进来，而我却害羞地低下了头，她总是开玩笑让我缓解羞涩。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去她家吃过一次饭。直到晚年，我都不是很习惯去别人家做客，但是司各特先生坚持要我去他的住处并且和他一起吃顿饭，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在阿尔图那，除了罗姆贝特先生的房子外，弗朗西斯科先生家是最大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去过罗姆贝特先生的房子。那座地处主干道的房子在我眼里非常时髦、漂亮，仿佛是一座宫殿的入口。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首席大律师，格林斯堡的斯托科思先生又一次邀请我去他在乡间的豪华郊野别墅里度周末。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陌生人家里住上一夜。非常奇怪，像他这样一个有学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对我产生兴趣。我受邀的原因之一则是我在《匹兹堡日报》上写的一则通讯，甚至在我还不到20岁的时候，我就已成为新闻界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了。成为一名编辑，曾是我的梦想和目标之一。霍勒斯·格里利和《论坛报》就代表着我的理想，我的成功。奇怪的是，当某一天，我有实力可以买《论坛报》的时候，珍珠已经丧失了它的光泽。美丽的空中楼阁常常要等到我们生命的晚期才有机会抓取，而那时候，它往往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魅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市民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看法，是匿名的，我很惊讶地发现它在《日报》专栏的一个显著位置，编辑是罗伯特·M·里德。接收电报时，我收到一份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署名斯托科思先生，要求他向里德先生查证一下那篇文章的作者。我知道里德先生并不知晓作者是谁。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司各特先生去找他的话，他会把手稿展示给司各特先生，他只要看一眼就会发觉这是谁的笔迹了。因此，我向司各特先生如实承认了。他将信将疑地说他已经在早上读过这篇文章了，并且也想知道作者是谁。他的这种将信将疑没有逃过我的眼睛，钢笔变成了我的武器。司各特先生很快就邀请我与他共度周末，我的那次拜访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司各特先生家富丽堂皇，对此我印象深刻，但与他书房里的大理石壁炉相比，一切都黯然失色。在壁炉的中央，一本打开的书刻大理石上，上面写着：
不能思考的人是愚昧的，
不愿意思考的人是固执的，
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
这些深刻的语句让我震撼，我对自己说，“有一天，肯定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间书房”。（这是一个前瞻）“这些名言警句将像这里的壁炉一样变得庄严、变得雅致。”如今，在纽约和斯基伯，这已经成为现实。
几年之后的一个周日我再一次来到他的家里拜访，那一天同样很值得一提。那时我已经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的主人。南方各州正式脱离联邦，我一下子热血沸腾，为国家的胜利燃烧起来。司各特先生是民主党的要员，他反对北方使用武力来维护国家统一。他大肆发泄着他的不满，这让我失去了自制，冲他大喊道：“司各特先生，在不到6周的时间内，我们将要把你这种人送上绞刑架。”
写到这里，我似乎又听到了他的笑声，他开始呼喊他在隔壁的妻子。“南希，南希，听听这苏格兰小鬼的话，他说他要在6周之内把像我这样的人绞死。”
但是不久，同样是他，在华盛顿请求我把他安排到部队里成为一名现役少校。那时我是战争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电报。他得到了这项任命，从此成了司各特上校。于是，那个曾怀疑北方无权动武的人，为了高尚的目的拿起了武器。关于宪法权利，人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撰写了相关理论。在国旗为战火所焚的关键时刻，这意义重大。不久之后，每一件事情都活跃起来了—包括纸上的宪法。统一和古老的荣耀，这都是人们所在意的，但是那已经足够了。宪法要保证的只有一面旗帜，正像英格索尔上校宣称的，“美洲大陆的上空不容两面旗帜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