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志国与冯开岭之类的领导，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刚开始，他在与黄一平几乎不相识的情况下，将后者从党校召回市府，点名做了贴身秘书，解决了职级，解除了处分，还把汪若虹从医院调到卫生局机关。他的这种行事风格，不完全是一个领导，而是有点像朋友，意在同你交心，彻底放心、信任你，把一切都交给你。从他身上，你一下就能找到兄长的感觉。这期间，黄一平从副处级调研员到市府办公室副主任，再到目前的正处职市委副秘书长，仅仅四年就跨了好几个台阶，这在阳城官场已然是奇迹。况且，这几次提拔，廖志国皆是事先不作许诺，甚至未露半点风声，事后也没有太多表示，更不需要黄一平领情与感恩。包括这次准备让他到阳西任区长，廖志国也是在运作得七不离八之后，才告之于他。如此知遇之恩，又附以这样清淡的表达方式，令黄一平内心感佩不已。
本来，黄一平不是个官瘾很重的人，身上多少还有些书生气。可是，在官场浸润十几年，既然身在其中了，价值取向渐渐也发生了变化，正所谓在商言商、在官言官。
想当初，还在阳城第五中学做老师时，学校只是一个科级单位，校长、书记下边有教务主任、后勤科长，再下边还有语文、数学之类的教学组长。按照级别推算，校长、书记勉强还算个九品十品官员，主任、科长就只能算是个科员，已然不在品级范围。那些组长，就更加不算个什么正式官衔了。可是，行走在校园里，无论遇到什么长，你不叫人家一声职务，那脸色就不好看。后来到了市府机关，这种状况就更加微妙。同样是秘书，有办事员级、科员级、科级、处级，外边的人不知者不为过，内部同事就得特别小心，科级称科长、处级喊处长，绝对不能弄混淆。有个部队转业干部，习惯了军队内部按照实际职务称呼，处长就是处长，副处长就是副处长，结果市府恰好有一位副市长姓伏，他就老是称其伏副市长，别人听了硌耳，当事者更是不舒服，就像这个副职需要特别强调一样。不久，有一个下基层锻炼的名额，市长办公会上，伏副市长很委婉地表示，军队干部不怕吃苦，最能发扬优良作风，便提名让该转业干部下去。锻炼期满后，此人调到郊区政协，再也没能回到市府机关。由此可见，职务级别这些东西，在机关是何等敏感、何等重要，中国人又是何等看重！
转眼间，黄一平眼看已年过不惑，周围的同龄人大多已经在某个位置安稳下来，而自己却仍然在机关里漂着，终归不算一回事儿。过去做个秘书，虽然也神气活现、威风八面，可那都是借着领导的官职权威，毕竟还是沾了别人的光。其副处级调研员也好，市府办副主任也罢，不管背后如何受领导器重，帮领导写了多少精彩的讲话、报告，甚至有的还刊登在中央、省级报刊，终究还是拎皮包、捧茶杯的角色。当然，目前这个市委副秘书长的职位，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不光是官至正处职，可以同市领导一起在小食堂用餐，能够对各部委办局的头头脑脑指手画脚，而且能够以市领导的名义，过问下边任何一个部门、地区、行业的事务，打听或参与一些敏感、机密的事项。总之，官职高了，感受权力的广度、深度、厚度确实也不一样了。如此，做不做那个区长，对黄一平来说，其意义便大为不同。
当然，面对目前这种情况，对于是否马上下到阳西区去，即使廖志国不主动提出，黄一平本人也会重新审视与考虑。毕竟，他在廖志国身边这么些年，彼此感情已非一般，危难之际顾自撒手而去，不是他的性格。况且，他是廖志国的秘书，属于廖氏圈子中的核心人物，如果背倚的大树不牢固，他这棵荫下小草还能呆得住、站得稳吗？
可是，从内心深处讲，他对于这个即将到手的区长还是有些不舍，毕竟，在机关呆这么久，等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不容易，尤其像他这样的秘书，很难直接下到基层担任正职，何况主管一个地区。同时，他也有种无法言表的隐忧，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郎杰克一番话的影响——
一年前，郎杰克决定洗却凡尘，远赴泰、缅两国交界处的深山寺庙修行，临别之际，曾经与黄一平有过彻夜长谈，中心意思是告诫他不要在官场泥潭陷得太深。
“佛讲因果报应，又说四大皆空。这两重意思对你都非常适用。一来哩，种什么得什么，任何作为都会得到一个必然结果，而所有的结果又皆有其缘由，是为报应。二来，金钱、物质、官位、权势等等，无论多么辉煌、显耀一时，到头来都将归于虚无。你身在官场，已然身不由己，可是为官之道，类同于尘俗中任何一样职业，必须拿得起放得下，舍得舍得，舍即是得，得即是舍。俗话说见好就收，佛说迷途知返、回头是岸，即是此意。作为老同学，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早日悟透。” 郎杰克的话充满禅意，却也通俗易懂，令黄一平无限感慨与深省。
可是，此时此境中的黄一平，还有回头与舍得的余地么？
9
晚九时，市委常委会在某种局促、神秘的气氛中准时开始。
由于是紧急会议，人到得并不全。军分区政委出差北京，常务副市长在美国招商，市委秘书长生病在上海住院，十个常委实到七人。黄一平以市委副秘书长的身份，担任会议记录。
“这个常委会的议题呢，一会儿由大雄部长专题介绍。今天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对于这个事情如何处理，也为今后此类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共产党人一向讲究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嘛。”廖志国表情出奇轻松，开场白也很简洁。
球踢给贾大雄，他就不得不接。可是，介绍海北人代会的这个选举事件，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素来口齿利索、出言严谨的贾大雄，竟然夹杂了好多“啊”“嗯”之类的修饰词，好不容易才吞吞吐吐将事情说明白，而且额头上还渗出了一层细汗。也难怪，这件事本身就不简单，背景又很复杂，要想三言两语介绍清楚事情经过，还要做到不带任何感情偏向、完全客观公正，真是谈何容易。市委书记点名让自己这个组织部长介绍情况，表面看合情合理，实质却又暗藏陷阱甚至杀机，表述稍有不当，倾向性就出来了，无形中也就暴露了自己的态度。
贾大雄拼出一身汗，外加每分钟心跳加速十余次，终于将海北选举事件说了个七不离八。其实哩，在此之前，所有常委皆已知道情况，大家只是不动声色而已。
遇到疑难、棘手议题，会议照例会陷于较长时间的沉默，喝水、抽烟的声音便显得特别夸张。
对于大家的沉默，廖志国并不急躁。常委会上的这台戏，题目虽然是于树奎他们拟定，编剧、导演与主演却是廖志国。眼前首先需要调度的，是整个常委会的气氛与调门。
他知道，这个常委会其实只是走个过场，并不能真正制止于树奎的行为。于树奎假手检察长选举，表面看像是一次遭遇战，其实却是蓄谋已久的伏击战。按照会前他和黄一平两人分析与商量的结果，既然于树奎跳将出来，不妨将计就计、因势利导，让他暂时得逞，以便暴露得更充分一些。只有现在避其锋芒，大打敌进我退的运动战，才能积蓄力量，等待并创造一举聚歼之时机。当然，必要的过场还是要走，样子还是要做，其目的主要是最大限度争取多数常委，孤立反对派，为下一步还击奠定基础。退一步讲，即使于树奎暂时赢了，只要常委班子里的多数不支持他们，最终的胜者也还是廖志国。
说起来，阳城市委的这个常委班子，眼下的情况着实比较复杂。
十个常委中，除了廖志国、苗长林、贾大雄三人，另外还有七位：
市委副书记、市长秦众，也就是当年曾经与冯开岭竞争过市长的那位。后来，黄一平从其母校、省农业大学意外获悉，秦众曾经抄袭过国外的论文，并将情况报告给了冯开岭，这才以此逼其退出了竞争。等到廖志国当选了阳城市长，秦众顺利接任常务副市长。半年前廖志国任职市委，秦众又继任了市长。这个秦众，学者出身，博士学位，是省里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深得龚书记与关省长的信任，日后必有更大上升空间，谋得省部级高位应该不是难事。因此，他在阳城做官，向来保持谨慎、低调、中立，很少介入你抢我夺的人事纷争。秦众与廖志国搭档四年多，一个偏阳刚，一个偏阴柔，配合得还算默契。不过，这种默契与朋友、知己、真诚之类无关，完全是出于某种政治考量之后的审慎、客套与礼让，有点类似无感情婚姻的相敬如宾与举案齐眉。
市委政法委书记朱玉，长期在阳城政法机关工作，先后任过市公安局长、中级法院院长，在常委里资格最老，阳城官场上颇有些根基。但是，此人能力、水平不是很高，私心杂念重，爱占小便宜，也喜欢观察风向，平常做惯了好好先生，是个比较中庸、滑头的干部。按其年龄，一年后正值常委任职的跨届期，市委换届既可留任一届常委，也可到人大、政协赋闲。平时，朱玉与廖志国、“三剑客”关系皆属一般，亲疏并不明显。
宣传部长马艳丽，是个三十出头的女子，曾经做过团县委书记、市妇联主席，一年前刚从外市调来阳城，是省里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此人工作热情高，积极要求上进，对于所有比自己资历深、职务高的领导，都表现得相当尊重。美中不足之处，是她的政治经验不是很丰富，言谈举止稍显稚嫩。短短几个月接触下来，她对廖志国基本算是言听计从。
纪委书记何长来年龄与马艳丽相当，原是省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当年梁副书记任职省纪委书记时，何长来曾经做过其秘书。半年前，阳城纪委书记交流到另一市任副书记，刚刚就任市委书记的廖志国，马上向梁副书记提出请求，将何长来要来阳城。这个省里下来的新锐，自然唯廖志国马首是瞻，是常委中的廖氏亲信。
常务副市长和军分区司令，一个是省机关下派的挂职干部，一个刚从省军区调来，皆是短期镀金性质，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谁点儿大听谁。平时，他们虽然不主动表示态度、发表意见，却比较听话、顺从。尤其那个军分区司令，每次在常委会上表态发言，总是习惯说：“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事我服从廖政委！”原来，廖志国兼任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是驻阳城军队系统的一号首长。
前边说过，过去较长一段时期，阳城党政不和闻名全省，招致广泛非议与诟病，也制约了党政主官们的晋升。洪大光主政后期，一心希望进省工作，一时矫枉过正，很多事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放则放、得过且过，几乎将常委班子弄成了一盘散沙。其时，常委会讨论事情、尤其是安排重要人事，经常相互讨价还价吵作一团，近乎于坐地分赃——这边政法委提一个处长到下边任政法书记，或者是副县（市）、区长兼公安局长，那边纪委就得同样出一个纪检书记。宣传部这头刚刚提出下派一个常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那头更是早有准备，早就设好了瞒天过海、暗渡陈仓的把戏。万般无奈之下，洪大光一度曾经考虑，干脆将票决制引进到常委会，或者将干部任免拿到全委会上来表决。正因为如此，那时的廖志国才能以一介市长身份，在常委班子里呼风唤雨，做成了很多大事，提拔了不少干部。
等到廖志国做了书记，才发现这种状况其实并不妙——他长期任党政主官，习惯了说一不二，洪大光遗留下来的这种七嘴八舌，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而且，他还发现，自己这个市委书记，似乎反不如当市长时说话、办事灵光了。以前做市长，对市府及其下属部门的人事拥有绝对发言权，加上手里又有充足的财、物大权，因而常委们多少都会给他些面子。现在当书记了，需要的是绝对集权，情况就不一样了，忽然间就成了矛盾焦点，似乎站到包括常委在内很多人的对立面。
就任书记半年来，撇开苗长林、贾大雄两个天敌不谈，廖志国也曾努力争取过，希望将多数常委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同心协力、融洽和谐的工作班子。可是，争取的效果并不明显，说到底是缺乏一个共同的目标与利益，或者说缺少某种突发外力的刺激。这就像很多国家，原本内部矛盾已然激化，甚至已经到了民族分裂、政府垮台的边缘，可是，忽然有了外敌的入侵，或者遭遇了地震、海啸一类灾难，四分五裂的局面反而马上得到控制，且迅速转化成一致对外、共赴时艰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这次海北的选举事件，正是黄一平“坏事转化成好事”一句话，瞬间提醒了廖志国。是呀，何不借于树奎们策划的这件事，好好做一篇转化的文章，将常委里的多数争取过来呢？换言之，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海北选举事件，尽量争取常委中多数成员的支持，实际上也算是对班子进行了一次极为有效的整合。
10
不知不觉，二十几分钟时间就在沉默中过去了。
沉默的常委们，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懂得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却都一个个正襟危坐，不肯率先表态。
“政法口上的人，又是政法委推荐，老朱你先说说。”廖志国看看沉默得差不多了，就点了朱玉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