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戈
我的家乡在距上海不到200里地的一个小镇上。七七事变后，我是一个刚从中专毕业出来的18岁的姑娘，抱着宁愿热血洒战场、誓不当亡国奴的心情奔赴大西北。我是在一个黎明的早晨瞒着父母偷跑出来的。1937年冬，我总算来到了山西省临汾县刘村镇——八路军学兵队。在学兵队面试时，李伯钊同志问：“日军很快要占领这里，我们要上山打游击，随时要死人，你怕死不怕？不发薪饷，每天饿着肚子钻山沟，你受得住吗？”我坚定地回答：“什么都不怕，坚决要参加八路军抗日，死也甘愿。”于是，我脱下旗袍，穿上军装，背上三八大盖枪，夜晚在月光下独自站岗放哨，心头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感。后来听说学兵队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拟定的名称，意味着“学习当一名抗日的八路军士兵”。我当时确实是以此为荣，以此自豪。
我们每天坐在简陋的木板条上，或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课，有抗日时局的方针、抗日游击战术、马列主义基础、社会科学概论、近代中国革命问题等，新鲜的课程，高水平的教员（后来知道当时讲课的是刘少奇、彭雪枫、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内容多，时间短，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我如饥似渴地倾听着真理的声音、抗日救国的道理，汲取了新的知识，武装了头脑。这里的生活十分艰苦，吃的是小米饭，睡的是地铺，早上跑步操练，还自己动手担水、烧饭、挖厕所……但从未感到苦和累。我们从早到晚歌声嘹亮，嘴里不断唱着“中华儿女多壮志”，“抗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中华民族儿女们，慷慨悲歌上战场……”在这短暂的学习生活中，使我增长了马列主义的认识，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为我以后的征途打下了基础，凝聚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这里是人生的课堂，战场是人生的考场，我们做了上前线的一切准备。就在这时，我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年春，组织上把我送回了延安，直到1945年8月我才离开了延安。在延安时，我曾经在抗大、女大、中央党校学习，较系统地学习了有关马列主义的著作，从理论上武装了头脑。
几十年来，难忘的事件实在太多。
党的七大开完后，我们在延安集中待命。当时，日本刚宣布投降，我们就立即开赴前方，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才到了东北。8月下旬，月色有些昏暗，我因发烧骑了毛驴，在夜行军中不留神，我从毛驴上摔了下来，当即昏迷不醒，山下的方山县城还是日本人占领着。解放区的人民真好，细雨蒙蒙的黑夜里，前面是一条长河，水没到人的双肩，他们把担架举在手里艰难地渡过了河，一直护送着我到了宿营地。第二天我才苏醒过来，但老乡们已去远了。当晚我即随队准备夜渡汾河。汾河流急泥漩，稍一停步，就有漩进污泥的危险，有的同志喝了几口汾水，险些儿被汾水冲走。过了汾河天已亮，我们在一个村子里隐蔽下来，天黑后，过同蒲路。这时日本刚投降，因此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镇仍在日军控制之下。我们从汾河岸边穿过同蒲路，在广阔的平原上，一夜之间要行军100里，因而只能跑步前进。这一天夜晚，天下着毛毛细雨，外面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路上泥泞不堪，真是夜黑、路滑、道难行。行军中大家前牵后拉，我身上用绑带和前面一位男同志的皮带连接，互相照应，同志们之间真是同生死、共患难。听送我们的交通员讲，只有一条路能穿过去，如失掉联系，走错一点，便会落入敌人手中。在同蒲路边，敌人的火车几分钟过一次。探照灯不停地照着，凶狠地监视着我们。我们趴在地上，等稍有一线空隙，便飞似的穿过铁道。由于情况不明，太谷县的日军一个团就住在离城南十余里的一个庙内，我们从庙旁经过，敌人丧魂落魄，未敢动一动。其实，我们是3000人的一支手无寸铁的干部队伍。好容易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但还没有脱离敌人的占领区。这一夜一天走160多里，真是又饥又渴，疲惫不堪，好容易到了宿营地，太谷县委为我们准备了食宿，大家真想饱餐一顿，痛痛快快地睡一觉。但饭还没有做熟，庙中的敌人发现我们是没有战斗力的干部队伍，就跟着追来了。因此，我们只好又继续往山上跑。我用绳子把脚上的鞋子牢牢绑住，走呀！走呀！跑步前进，也不知道走出了多远，忽然发现脚上只剩下一只鞋，另一只是光着脚，顾不上脚上的刺痛，只是鼓着劲儿往前走。跑了一夜，东方刚发白时，我们一个个泥人般终于到达了宿营地——山顶上的一个村子。
1947年国民党占领长春、沈阳时，我在辽宁省委土改工作队。省委工作团团部设在海龙县（现属吉林省）中和区白家堡子，我领了一个工作组在张家油坊。当时发动群众，宣传政策，地主纷纷外逃，有的组织了反动武装还乡团等。一个深秋之夜，我接到紧急通知，连夜去团部开会。从张家油坊到白家堡子相距60多里，当时正是高粱红、大豆香的季节，但也正是土匪地主武装出没的场所。我和通信员小李各骑一匹光背马，背上枪支，立即出发，马蹄声划破了深夜的长空。走不多久，青纱帐中枪声四起，瞄准着我们马蹄声的去向，我和小李以一排排的子弹回敬了他们。小李机警地说：“于政委（我是临江县林子头区委副书记兼区中队副政委），你坐住，我要快马加鞭了。”于是他使劲用鞭子抽着我的马，马飞一样奔驰着，当时我已怀孕七个月，马上既无鞍又无镫，几次险些儿要掉下，耳边不断响着“劈啪”、“劈啪”的枪声，我咬紧牙关坚持着。午夜12点多，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团部领导又惊又喜地看着我，同志们热情地关切地问长问短。当夜我参加了紧急会。
癌症、恶性肿瘤，这是多么吓人的病啊！世界上多少人被它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可是我呢，竟三次（1960、1972、1982）患上了这种病，三次动了大手术，双侧乳腺、右肾皆被切除。当第一听说得了癌症时，我思想上确曾有过压力，可是又想：人总是要死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何不利用这有限的时间为党多作些贡献？于是我在手术后几个月便支撑着回到了工作岗位，如饥似渴地工作。每次手术前，我都留下了话给党组织和孩子们，第一次手术时最小的孩子才5岁。我担心下不了手术台，但我的生命力是强的，三次手术都顺利地过来了，我又能为党工作了，我的心情多么喜悦！
5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不管是战火纷飞的艰险环境，还是死神伸出了魔爪，我都能量自不顾，勇往直前，这是什么力量在支持激励着我呢？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誓言，是永远难忘的延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