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
延安是我的家乡。延安的人民、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养育了我；延安的文化、延安精神教育了我。从8岁到16岁，人生受教育最重要的阶段，我是在延安度过的。因而无论从感情而论，还是就实际生活的经历而言，我都认为延安是我真正的家乡。
我的祖籍在四川自贡市，出生在成都。由于生活所逼，父亲十几岁就当兵。父亲虽文化不高，但天资不错，又勤奋好学，后来在重庆上军官学校，毕业后到军阀部队当兵，很快升到少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少有志青年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觉悟到要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必须投身革命事业。从此父亲参加了我党的地下工作，在成都少城公园的一个茶馆里加入党组织，为便于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仍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工农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北时，在地下党四川省委的领导下，父亲带领一个连（连里有党支部）举行兵变，强渡嘉陵江加入到工农红军的行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父亲走后，国民党要斩草除根，我母女不得不东藏西躲，但终被国民党捉到。可是好心的兵士见我母女不忍下手，放了生路。但母亲被吓坏了，患了精神分裂症，从此我母女便时而寄居外祖母家，时而寄居姑母家，过着极不安定、食不得饱的日子。直到1939年，党组织将我们接出，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到延安。当时父亲尚在前方，母亲入军委后勤部供给学院学习，我被送延安保育小学读书，毕业后又到延安中学学习了两年，由于工作需要尚未毕业便调到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机要科工作。
在延安的七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岁月，是最为幸福的时期，它确认了我今后的道路，奠定了我的人生观。这段时间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这期间有多少父辈和母辈为拯救危难中的祖国，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在敌后的白色恐怖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在延安的儿童、青年是幸福的。中央的领导人都那么关心革命的下一代，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妈妈都亲自关心保护小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当时保小学生的生活相当于中灶待遇，每天早餐有豆浆喝，有馒头吃，每周能吃到两至三次荤菜。每年发一套单衣，隔一年一套棉衣，三年级以下的孩子有保育员照顾。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生活能力，学校过着半军事化生活，经常按军事课目操练、开会，饭前都要集合排队，队前由老师或班长训话、点名、批评、表扬，以严明纪律。课外时间，校园里歌声四起，笑声朗朗。同学之间亲如姐妹兄弟，师生互相关心亲如母女（子）。记得我小时的一件毛衣，八九岁时已穿不上身了，班主任臧琦老师为我拆掉，又重新织成合身的毛衣。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本当合作建设已经支离破碎的国家，但是国民党表面上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背后却积极准备打内战。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年初秋，我奉调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工作，时年尚不足16岁的我，记忆力强，工作热情高，很快便掌握了业务技术。原先安排受训三个月再上岗工作，但由于时局迅速发展，便提前步入工作岗位。
踏进机要工作的门槛，第一课便是对党必须忠诚老实，要求每一个机要人员对党的机要事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无论公事私事无话不对党言，必须无私无畏。第二课便是保密课，毛主席对机要人员的教导是：“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决不失密，要求“守口如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泄露党的机密。为了保证不失机密和机要人员个人的安全，中央还制定了机要人员的通信来往向组织公开、二人以上同行等制度，其次才是掌握好业务技术，每个机要工作人员都认识到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故而都能自觉遵守各项制度并熟练掌握业务技术。
1946年冬，党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延安。一些机关、学校、妇孺老人先行转移，联司机关分前、后梯队，后梯队1、2月份已经撤去，我被分配到前梯队，随司令部领导一起行动。1947年3月17日晚9时，我们机要科和部分参谋，由于最晚撤离便乘卡车出发。此时离胡宗南进延安只差七八个小时。从此我一别40年没有再回延安。这40年中我无时无日不思念延安。
记得撤离延安前，为适应战时的环境，实现安全转移，部队进行了几个月的战备军训。每天清晨5点钟响起集合号，十分钟内打起背包和绑腿，系上皮带、水壶，跑步到操场上，先做立正、稍息、正步等课目的训练之后，便跑步往大砭沟方向去，接着爬山，下山回到操场。训练结束天才亮。
临转移时，司令部决定将所有带不走的东西都坚壁起来。我将被子、褥子、书籍以及我最心爱的一双简易滑冰鞋全部都坚壁在防空洞里，准备收复延安后再使用。
撤离延安时，正值初春三月，延安的冰尚未化完，刚过第一道河时我们乘坐的卡车就陷进延安河里，大家只好踏进冰河里去推车。
这时，夜10时许，对面公路上一溜儿车灯在移动，大家料定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才转移。我们走进山路之后便步行赶路，开始几日还是日行夜宿，由于敌机疯狂轰炸骚扰，部队改为夜间行军，到达目的地时便立即架起电台进行工作。
前梯队的同志比较辛苦，工作任务重，总是连轴转，24小时内随时接到工作任务，随时进行工作。因此，常常感到睡眠不足，行军时经常边走边打盹儿，有时工作中也打盹儿。有一次夜间工作，老同志帮助我校正电文，我在一旁等候，小油灯把棉衣袖子烧着了，直到胳膊被烧痛了，才发现是油灯烧着了棉衣袖子。还有一次边操作边打盹儿，等到清醒过来，才发现电文稿上布满了毛笔的黑点，电文完全看不清楚了，只好重新操作。
离开延安一个多月，彭总指挥的第一野战军，就在青化砭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敌军一个旅。之后，便在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接二连三取得重大胜利。由于西北战场的形势发展较快，7月份中央决定联防司令部东渡黄河，准备全面反攻。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前委，仍留陕北指挥全国。联司东渡不久，1947年9月，贺龙司令员下令，女同志全体调离司令部，以便司令部更加精干，便于军事行动，机要科的女同志都调到中央机要处工作。此后数年直至进城以后，我一直在中央机要处（局）。
中央机关分为三路，前委、后委和工委。前委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前线，工委随刘少奇、朱总司令先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指导土地改革工作。我被分配到后委，随李克农、罗迈（李维汉）、杨尚昆同志，负责与全国各战场的联络工作，驻山西三交镇的孙家沟，1948年3月，才转移到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至进城。
经过两年行军的锻炼，腿脚灵活坚实了，头脑也觉得聪明起来，人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但那时，头脑里仍想着回延安的事，念叨着回延安后要到新市场去照一张军人相，去延河继续学习滑冰，坚壁的新冰鞋还没有好好地利用过哩！在延安过新年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整个正月里是多么红火啊！各学校、各机关都有自己的秧歌队，有那么多好看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棉花姑娘》等等，大家相互拜年，热闹极了。1946年春节联司秧歌队到杨家岭给中央机关拜年，在中央大礼堂演出，我除了参加打霸王鞭，还女扮男装演了《送公粮》的秧歌剧，一出场就滑了一跤，爬起来捡起米袋继续往前跑，惹得哄堂大笑。在延安生活是那么愉快，总觉得那里才是家，既然胜利了，当然是要到延安去的。
在西柏坡的时间，由于离前线较远，全国形势发展顺利，环境比较稳定，中央机关便组织干部边工作边学习。学习的课程主要是政治课、文化课，整个中央机关改称为劳动大学，刘少奇任校长，陈伯达任副校长，田家英教历史课，于光远教数学课。这个校名一直沿用到进城以后，为利于当时中央机关的保密。劳大（即劳动大学）就成为中央机关的代名。劳大得天独厚，除了能直接聆听校长、副校长的讲课，更难得的是邓颖超大姐也时常在百忙中抽空到机要处给大家作报告，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青年人如何正确对待生活，正确对待爱情婚姻和家庭，怎样处理好工作、恋爱和家庭的关系，并讲述了大姐和周副主席之间的一些故事，特别讲到大姐和副主席互敬互爱互帮的故事。大姐的工作虽然也十分繁忙，但还是在夜间抽空给副主席补衣、补袜，周副主席也十分关心体贴大姐。这对于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教益颇深，以至很久以后，还以这些故事告诫后来的年轻人。
这个学习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后的50年代初，1952年前后又转为中央规定的读马列主义12本书，第一本是《社会发展史》，第二本是《政治经济学》……通过这些文化、政治的学习，使干部的素质普遍有所提高，为适应全国解放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和理论基础。
在我的革命生涯里，只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党的机要译电工作，二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前20多年以做机要工作为主，一度改行做监察工作。后20多年以做纪检工作为主，一度调回中央机要局做干部教育工作。对于此两项工作，40多年我只有一个体会，平凡而重要，虽不是高居要位，然而责任非轻。
1949年初，做好进城前的准备，机关组织大家去城工部参观城市的各项设施。参观时拿起电话筒不知怎么使用，用马桶不知怎么处理粪便，心想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怎么过啊！不知要出多少洋相哩。有时也想，进了城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延安呢！思想仍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但解放北京，解放全中国，占领大城市，毕竟是好事，高兴的事，这不正是我党我军全面胜利的伟大成果吗？
在西柏坡，临进城前周副主席给机要处全体人员作报告，除讲了全国的大好形势，又告诫大家，进城后情况变了，相对安全了，但全国解放后中央与全国各省市都要联系，需要更多的机要人员，要求大家稳定情绪，继续安心于党的机要工作。当时对周副主席的讲话并不太理解，心想进城后怎么就会产生那么多思想情绪呢！进城后劳大驻香山，过了几个月的安定生活，逐渐感到自己的知识文化不够使用，看看自己的年龄也还不到20岁，于是产生了继续求学的念头。但几经思想斗争因工作需要没有去成，在机要工作岗位上竟奋斗了20余年。
1958年我离开机要部门调地质系统做监察工作，监察工作实际上是调查研究性质的工作。当时西南地质局工作范围很宽，监察处尚无处长，处里的工作就由我负责。地质部门的工作主要面向野外，那段时间经常外出，去各地地质大队检查工作或调查案件。那时纪检工作的威信较高，工作比较好做，到基层去无论各级领导还是下面的同志都十分支持，办理案件一般都比较顺利，因此对促进地质事业发展也很有利。为了减少和消除地质队工作中的事故，监察部门每年都有不少的时间深入到基层检查防范事故的措施。到了地质队便与钻探工人一起跟班劳动，在钻井上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通过三同了解到许多情况，同时也取得了发言权，可以与大队领导共商避免事故发生的措施。有时也跟随地质普查小队到野外去测剖面，或是寻找地层（化石）标本。这样也学到一些地质工作的知识。
1963年由于机要工作的需要，又调回一些老同志归队，我再次回到中央机要局，在业务处和机要干部学校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中央决定恢复纪律检查工作，我又调做纪检工作，由于十几年前做过一段纪检工作，比较熟悉，有兴趣并有信心做好这一工作。但是后来才认识到，这一次我犯了经验主义，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纪检工作越来越感到难做。刚回到纪检部门时，我想摆脱一切党内外的领导事务，以便全身心地投入纪检工作。头几年工作还比较顺利，也能按照党的原则处理问题，几件有影响的案件办理下来，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并获“青天”的美称。没有料到与此同时也种下不利于今后工作的种子。由于新办理的案件涉及领导干部，办案中没有给他们留面子，致使办案的后期处处遭到刁难，使案件得不到正确的结案。办理案件的过程本属于纪检部门的业务范围，涉及的领导人不但不回避，反而过细地直接干预办案工作，使办案人员的工作无法顺利进行。纪检组的领导因坚持办案原则却遭到领导的冷落，有的索性重新指定人来直接领导办案工作。无奈我向中纪委主管领导汇报了本部纪检工作受阻的情况。中纪委虽过问了此事，但由于握权人可以代表高层次组织按其需要解释问题，致使谁也无可奈何。更甚之，还寻找理由撤销了纪检组，只保留机关纪委，因而削弱了本部的纪检工作，使得一些重大的案件纪委无力承担。原来办理的案件也悬而不决，处理不下去。
由于案件涉及了孩子、房子这类在当时非常敏感的问题，特别是房子问题，在机关里是极为突出的。一旦调查清楚，公布于众，涉及的领导人将是十分被动的，群众会有极大的反感，而且必须纠正。因此，有关的握权人便想方设法阻止工作的顺利进行，不惜利用职权调换工作人员、改变机构的手法，以阻止事情真相的败露。纪检干部是党的保健护士，是党的卫士，其职责就是维护党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而一些高级干部只顾维护个人的利益，置党的利益于不顾，这真是党的不幸。
因此我的情绪极为烦躁，在同一位领导人争论问题时，由于过于激动顿时口吐鲜血，住进了医院。是啊！着急有什么用呢？终究是无济于事，不了了之。与此不同的是另外一些人，他们以维护领导为名，对错误的领导百依百顺，办事不坚持党的原则。这样的人虽素质不高，文化水平也低，办事能力平平，却成为领导眼里的好干部，可以飞黄腾达……看到这样的“接班人”实在令人担心，忧心忡忡，能不着急吗？可有人说，你着急有什么用呢？蚤子多了不觉痒，不能太较真了，你呀总是那么天真，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自找苦吃。可是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老一辈革命家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总是要继承下去的，不改变这种状况怎么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呢？党内那些不规矩的少数领导人，是清醒的时候了，不要辜负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赋予的重担，否则将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是的，我的这个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这根在哪里？根在延安，根在党多年的培育，根在革命的实践，根在中华民族苦难的历史，根在……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现在，健在的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年迈，我们这代人也已经步入老年，但总是有一种责任感在牵动，总觉得事业未尽，尚需继续努力，为党为民再做贡献。为此我想到了延安，想到陕北延安人民培育了我们，应当为陕北和延安人民做些什么。这几年我已三次回延安，虽然延安有所变化，但毕竟自然环境比别的地方差，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够高，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距枣园不远的邓家沟，当年是抗属子弟小学的所在地，由于地处较为偏僻的山沟里，这里的困难户多，一所小学只26个学生、一个教师、三两孔窑洞。延安还有困难，有待改善，有待发展，有待扶持。在全国人民都走富裕路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革命的圣地——延安。
延安是一代革命人成长的地方，是多少革命家起步的根据地，他们的根在延安。开发延安、发展延安是这一代延安人共同的心愿。
当年在延安成长起来的女同胞们，想必你还记得，延安的小米特别厚爱女同志，偏偏照顾女性，吃了小米，无论大、小女性，一个个都长得红光满面，身体强壮结实，体重可观。许多男同胞开玩笑说，延安的小米专养女同志啊！如果这些女同胞如今身体尚健，仍旧壮心不已，愿你也能偏爱出产小米的陕北地区，为尚不富裕的延安人民做点什么吧！我将去延安迎接你的到来，去寻寻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