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珂
丁祝华，名丁寄尘，1900年8月7日，生于山东省青州市。祖父丁渥恩，是清朝同治年间举人，到了父亲丁培茂时，成了城中贫民。在六个兄弟姐妹中，她最小，身体最差，是家人和邻居眼中“长不了多大的女孩”。她18岁时，到了济南，入山东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五四运动中，她结识了山东省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同志和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烬美同志（邓、王二人为中共一大代表），并积极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有关革命活动。在女师，她带头剪短发，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
1923年3月，邓恩铭介绍她入青年团，不久转党，在青岛普济医院当护士。邓说，当护士在医院住集体宿舍，看文件不方便，也不便保密，不如当教师自由。她同意了邓恩铭的意见改了行，在邓的安排下，到模范小学当了教员。1924年，因秘密工作遭到校方怀疑而辞职。辞职后失业了，她就在青岛从事革命的职工运动，还去过安源煤矿，跟刘少奇同志学习职工运动的工作。
五卅惨案前，她曾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因患红眼病被隔离，回到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她与青岛党组织派来的同志共同积极开展募捐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复国斗争。8月，经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安排，将一些募捐送到济南。后来，她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她是女同志，脚又小，但在学习期间，和男同志一样出操跑步，吃苦耐劳，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好评。
她曾三次遭到敌人的追捕。第一次被捕，是1928年在南京。被判刑两年零二个月。第二次被捕，是1932年3月7日在上海。当时他们八九个人正准备三八节的宣传活动，被国民党抓住了。当时他们把活动计划和参与者名单都分着吃了。这次被捕，她被判了八个月徒刑，缓期两个月。后来由哥哥保释出狱。第三次被捕是1933年10月，在上海送文件往回走的时候，正在等汽车，被一个姓刘的叛徒告密。敌人把她拖到警察局，几个警察合伙逼她说出任作民的住处，她坚决不说（她1931年在上海与任作民结婚）。敌人无奈，把她送到租界地看守所，后来又送到南巡市警察局看守所和苏州反省院，关押了13个月。当时她正怀孕，1932年5月，在监狱里生了个男孩，养了11个月，孩子病死了。看守所把孩子抱出去看病，孩子死时没让她见面。她一气之下跑到反省院头子那里厉声质问：我的孩子有什么罪？并以绝食抗争。后来，又是哥哥设法把她保释出来。她出狱后得知，爱人任作民也是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济南监狱。她费尽周折，赶到济南监狱探视，作民告诉她：“爸爸死了（组织已被敌人破坏）。”并再三嘱咐“多加小心”。她从监狱探视出来，在街上遇见一位测字先生，说她“犯官星”，引起了她对敌人的警惕。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她回到济宁，在一个学校里工作。在这期间，她以“丁寄尘”的名字，与任家原籍湘阴取得了联系。
1937年9月，董必武同志在武汉，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将被敌人从济南监狱转到武汉监狱的任作民同志营救出来。10月，祝华随任作民到了长沙。作民在湖南省委任宣传部部长，祝华曾到阔别多年的作民家乡探亲，她大儿子任楚就是这时由陈琮英同志（任弼时夫人）带到了延安。
1938年春，祝华老人身边带有两个侄女，一个是李忠，一个是彭珂。我们以织袜子的名义住在一起，她给我们讲文化知识，讲革命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还安排我们到社会上了解抗日情况和参加战地救护活动。不久又先后把我们送到了延安。
1938年冬，祝华到徐特立创办的团头河育英小学教课。后因对敌斗争形势紧张，作民同志要她速回长沙。这时她已怀孕五个月了，步行60余里，雨后的路上泥泞难行，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辛苦异常。长沙街上伤兵成群，商店的门被打得家家洞开，货架之上空空如也，加上凄风冷雨，一片战争惨败的景象。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到家时，已是夜晚，作民已把行李捆好，于是又立即各自扛上行李，乘八路军的汽车，奔往衡阳，回首长沙已经起了大火。后又步行到了邵阳。
1939年党中央指示，调作民同志到延安学习，并将侄女任岳、二儿子任湘和烈士沈绍藩的女儿沈宗沪也带到了延安。1940年2月，作民同志在马列学院学习，祝华在中直机关托儿所工作。1940年10月，作民同志被分配到西北局任秘书长，祝华继续做托儿所的工作。两年以后，作民同志不幸病逝于延安西北局。他们结婚十年，夫妻在一起生活时间，加起来不过五年多。
作民同志病逝时，女儿华明才三岁，在幼儿园得了颜面神经麻痹症。她到处求医寻药，克服了许多困难，付出了许多辛苦，但依然坚持工作，从不停顿。不论孩子如何拖累她，始终把机关里的服务性工作放在心上。办托儿所，油印文件，做会计，样样都认真负责。
后来她到延安市的完小工作。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她随机关撤到山西地区，还是在小学里工作，直到全国解放来到北京，先在国务院机关托儿所，后到中央监委和中组部，可以说，组织上分配她什么工作，她就完成什么任务。她参加革命70多年，入党70多年，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从不计较，只知道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任劳任怨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她常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能为党工作，比什么都好；我是一个普通的干部，能完成工作任务，比什么都好。”但是，这样一位好同志，“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冲击和审查。68岁下放到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她想得开，坦然处之，只说：“去就去吧！”她在干校劳动，照例埋头苦干，不嫌苦累，不被困难所压倒。她学会了推车子，学会了挑担子；干校盖房子，她递砖送瓦，不亚于内行的建筑工。大家都担心她会累垮的，她却说：“累是累些，但学到了本领，锻炼了身体。”
为家她是一位慈祥厚道的老人，为国她是满腔忠诚的卫士，祝华同志年事愈高愈显出这种可敬的精神。她70岁时，还到甘肃省渭源地区的公社医院，帮助在那里工作的女儿华明照看孩子。“文化大革命”后又几经周折回到北京。回京后又数次搬移住处，直到华明和爱人刘宏调回北京，才算有了安定的家。老人对后来的安定生活很知足，常对大家说：“这是托党的福。”
年老不忘为国忧。她已到90多岁的高龄依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她听说北京出了王宝森事件，听说陈希同犯了错误，很是气愤。她认为廉政建设非抓不可，反对腐败，决不能手软，否则，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会毁于一旦。
她对孔繁森同志的事迹，感动不已。她说这是党的骄傲，是党的光荣，是党的事业兴旺的表现。这是又一个雷锋，又一个焦裕禄，共产党员都要以这些同志为榜样。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总是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重要的社会活动，总是乐于参加。老干部局组织的有关活动，党组织生活会议，她必定要去。
永远不能丢掉延安作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这是老人的生活准则。她用过的床单，洗了又洗，补了又补，不能再用了，就改做小被子用。她穿过的衣服和鞋袜，也是补了又补，继续穿用。吃剩的饭菜，也不愿意扔掉，尽量热一热再吃。她对人民的一粒粮食、一个菜叶、一寸布，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深知来之不易，用之当慎。她还经常自己洗内衣内裤，尽量减少儿女的操劳。她对自己的生活坚持节省，她对人民的生活却主张积极帮助。她在《健康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江苏省有一户人家母子遇到不幸，生活极度困难，她立即写信去联系，当与这户人家联系上之后，立即寄去200元。接着又给这户人家寄去衣服、棉被，后来又多次寄钱去，有时200元，有时300元。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节省自己，救助人民。
近几年，她还为几位有冤案遭遇的同志，撰写证明材料，帮助党组织摸清问题，使这些同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不仅使这些同志自己心情舒畅，振奋了革命精神，而且使这些同志的家庭子女和亲朋好友也解除了精神负担，得以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她认为，这就是帮助党。她认为，解决一个同志的冤案问题，就是解放一家人，就是解放一大片，就是帮助党团结一大片革命者，细流成大川，江河成海洋，团结的人越多，党的事业越兴旺。正像任楚在她95岁生日时的祝寿词说的：
庆贺慈母九五春，耳聪目明犹精神。
七十余载干革命，坚定勇敢斗敌人。
战争年代付艰辛，兢兢业业当园丁。
从不计较名和利，全心全意为人民。
风风雨雨岁月久，光荣传统育后人。
今朝四代同堂聚，衷心祝福老寿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