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ght姜国仁 姜国芬
1946年8月21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晴离延安到四十里铺前天，毛主席找我谈话，说我党在河北邯郸成立了北方大学，急需教学人员，要我去那里工作。
昨天，帅孟奇大姐（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对我说：“毛主席多么优待你呀！批了你坐轿窝子。这次出发的队伍只批了两个轿窝子，一个是你的，另一个是朱总司令的参谋王梓木的。王参谋因打仗受伤，割掉了一条腿，不能走路。”
当时，我向帅大姐表示不愿意坐轿窝子：我对革命没有多大贡献，值不得优待。帅大姐说：“主席批的，不能改变。”
我想：准是主席听说我在中央医院割掉了两个小脚趾，不便于行动。主席对我真是关怀备至！
一连三晚睡不着觉，都是回忆在延安生活六年的故事。1940年秋，我和王凌波从长沙到延安，一路上遭遇了多少艰难险阻啊！到延安刚刚一年多，凌波突然脑溢血而去世，使我多么痛心！边区的领导以及前辈老人都待我很好，谢老（觉哉）比亲兄长还关心我。老人们干了一辈子革命，如今都已高龄了，朝不保夕了，这次分别，还能再见到吗？思前想后，又流了不少眼泪。
早餐后，谢老和王定国先来了，延安大学的领导、同学、学生也来了。谢老亲手交给我两首诗：
（一）三十年前初见面，艰难战斗各知闻；
热情勇气犹能贾，垂老天涯又送君。
（二）事业非难却亦难，迢迢里路发初斑；
邯郸不惜先生枕，王屋终移愚父山。
谢老在第二首后作了小注：二首末句拟改为“遇道士谈休借枕，学愚公法好移山。”
定国同志也写了几句临别赠言，感情非常恳切。我读着，不由人不泪珠儿滚滚。
轿窝子来了，这是我初次见到的边区高级交通工具。两根粗而长的木杠中间架一个躺椅似的用树藤卷的窝子，前面两匹骡子，后面一匹骡子，由两个马夫招抚。我认为这是浪费人力物力，心里有些难受，不愿上轿窝子。下山走了半里，送行的人都散了，才上去……
下午2时在四十里铺宿营。
1946年8月31日（农历八月初五）
星期六晴离薛家渠到郭家坪出发以来，都是坐轿窝子。今天的路很难走，轿窝子不能坐了。
几天以前，队长何丁华就说过，如轿窝子不行就换担架。我当时声明，我可试试骑牲口。所以前天开会已决定我今天骑牲口。其实，我是想替公家节省一点，骑牲口则是毫无信心的，是勉强应允的。
动身时天已大亮了。初上牲口时，头很昏，坐在上面摇摇摆摆，毫无依靠。行李垫得很高，人高高在上，向下一望，心也寒了。把马夫老宋叫来，替我牵着牲口，才敢开步。但是，全身紧张，不敢动弹。有同志在后面唤我看风景，我说：“自身难保，还有闲心赏风景么？”他也笑了。
走了十多里，渐渐适应了。后来爬山过岭，又觉得很是艰难。过了三架大山，上山还可把住，下山就只好下马步行。不料，马到了平地，不知怎的突然跪下了，我向前一扑，幸被老宋抱住，没有受伤。后来，有一次下马步行时，一滑倒地，把全身都跌伤了。午后才到郭家坪兵站。进站后，动也动不得了。前几天坐轿窝子的时候，落站以后还能铺床、做饭、洗澡、洗衣服，今天就不行了。
郭家坪的老百姓待我们很好，请我们吃南瓜饭，让房子给我们住，都很诚恳自然。据村民说，今年收成还好，不过都是吃杂粮，而且都是稀饭。现在是南瓜稀饭，南瓜完了就吃洋芋。干饭或馍，只有逢年过节才吃。问到税收，他们说边区政策比国民党的税轻多了，而且每年只交一次。
1946年9月1日（农历八月初六）
星期日雨离郭家坪过黄河到山西碛口今早临时备牲口，所以出发很迟。天色阴暗，下着微雨。
我爬上牲口，比昨天稳当多了。后面的同志得意地说：“今天姿势比昨天好多了。”
走不远就上山了。脚夫说这还不能算山，只能算沟，要翻一座大山才能到黄河边上。
山沟尽是嶙嶙怪石，在悬崖绝壁上面有一条羊肠小道，马蹄的答的答在石面上滑来滑去，时时有人马俱碎的危险。
我真不敢向下窥视，忽又想起某同志说：1942年我南下部队被国民党追逼，一战士从几丈高的山崖上跌下去，挂在崖壁岩石上，上不得下不得，悬在半空中。他拼命叫喊，要战友们用子弹把他打死，以免活受罪……因此，我更加害怕了。后面的同志说：“你不要向下面看，只向前看就好了。”我欣然遵命，果然见效。
走了十多里上了大山，山并不高，但连接不断，足有二三十里都是山。时而上坡，时而下岭。我呢，上马下马不知多少次，陡的地段就下马步行，总共走了几十里。
雨由小渐大，到达河边的时候，已是大雨滂沱了。
过河不是坐船，是乘舢板。牲口上的行李都是男同志卸下来搬到舢板上。一个船夫向我面前一蹲，要我趴到他的背上。我照办了。
大家上了舢板，雨珠像炮弹一样射击，人人都成了落汤之鸡，仅有五个小船用油布遮住了，小孩子都很安然。到了河中，风浪更大了。我很兴奋，站起身，冒着狂风暴雨，冲着惊涛骇浪，既觉得渺小，也觉得伟大。
终于到达了彼岸，每个人通身都湿透了。大家把行李搬到沙洲上，又一件件递上岸，送到一座破了顶的亭子里。
草帽上的雨点就像凤冠上的珍珠满满地挂着。我提了几件小东西，很兴奋地爬上岸去，但河岸全是由乱石堆成的，此时很泥滑，我一步也上不去。刘一青肩抗着行李对我说：“你等着吧，我把行李送上去再来接你！”后来，由他把我一步一步地拉上岸去。
我在亭子内守了一会儿行李，身上冷得直打寒战，心里也想呕吐了。就提着几件小东西单独向街上走。穿过几条小街，才找到兵站，已冷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我冷得不得了啊，毛一民同志！”毛说：“我有一件湿棉衣，你披不披？”我披上了湿棉衣，又喝了几口开水，身上暖和多了。我又转回亭子把衣包取回，换了衣裤鞋袜。但衣裤也都是湿润的。行李运回来了，大都湿透了。
晚上，选些半湿的衣垫身，把半湿的被盖了，在潮湿的衣被中竟做了许多美梦。
今天在山上望着黄河的时候，我作了一首小诗：
黄河长在云雨下，不见孤城只见山。
千万雄山环两岸，横穿秦晋天地间。
1946年9月2日（农历八月初七）
星期一晴雨不定在碛口休息碛口是吴堡对面的一个镇子，延安有许多商人在这里做买卖。凌波当行政学院副院长时，为了推销学校生产的农产品，也在这里开了一个店子。
下午雨停了，上街看了看。一里多长的街道，同我老家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的形式差不多，但商店商品都不及黄材。走到新华书店，正了解这里的文教情况，丁同志找来了，要回兵站开会。
在兵站开了全队干部会，总结起来只有三条：
1.要进入敌人的封锁线了，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2.团结内部，互相照顾，紧密联系群众。
3.调整行李、牲口情况。
散会后，我写了一首《黄河行》：
黄河之水天上来，界分秦晋成天堑。
行军到达黄河边，狂风暴雨日正晚。
既无桥梁又无渡，杉木浮排当舢板。
跳上浮排站不住，人扶人肩手相挽。
黄黄涛峰几丈高，潇潇两点如弹散。
人随急流转漩涡，前进又被风逐返。
天地混蒙一片黑，雨点水珠击双眼。
全身上下无干纱，满头短发如洗浣。
荡来飘去心茫然，葬身鱼腹何能管。
紧闭牙关与天斗，一息尚存到彼岸。
1946年9月6日（农历八月十一日）
星期五雨到吴城我又坐担架出发。抬的人都是一些受苦的，每人带一袋干粮叫莜麦面。有个人连早饭怕也没有吃，一面走一面用手向粮袋里抓面粉吃，还诉着苦。我给他们每人一个半饼。雨时小时大，他们全身都湿了，我的衣服也都湿了。到达吴城后，因受了寒，我又咳嗽又头痛。
吴城是座镇子，原来比县城还大，并且有许多高楼大厦。但眼前的吴城，大部分地区都成了瓦砾场，只在灰烬中零星散立着一些小房子。一位老婆婆说到日本兵干的“三光”罪行，犹切齿痛恨。我举目望去，触景生情，遂赋诗一首：
吴城原是繁华市，倭寇烧成瓦砾堆。
问道老妪当日事，嚅嚅含愤诉余哀。
1946年9月7日（农历八月十二日）
星期六阴有风离吴城到向阳向阳又是一个大镇，大厦不少，原来都是很讲究的公馆，现已残破不堪。
我们的房东受过日本鬼子的伤害。日本和伪军来时，家人逃到了山上。日伪军把山包围起来，喊叫：“你们不出来，就放火把你们统统烧死！”家人只好走出来，70多岁的老祖母被杀死了，第三个儿子也被杀死。其余的都被打伤了，还把房子烧了，残酷到了极点。
房东还有两个儿子在八路军里，一个叫武阳祺，现任汾阳六分区通信员。上月，他单独缴了三个阎军的枪。
陕甘宁绥德分区的妇女大都是短发、大足，衣着整齐，有战斗姿态。过了黄河到晋西，女的装饰比较时髦。妇女虽然也有组织，但抓得不紧，一般说来觉悟不高，买卖婚姻很普遍。武家的儿子只订下一个媳妇，因为聘金太多，那位英雄儿子也没订婚。
夜里作诗一首：
衣沾昨日雨，发栉今朝风。
辞去吴城路，又走向阳东。
莜麦满川绿，高粱遍地红。
可怜道旁室，十室九烧空。
1946年9月13日（农历八月十八日）
星期五晴因故留住古贤庄清早，王养直同志来辞行，党校队伍要出发了（他们在这里已滞留了两月）。
昨晚的会议决定：今日轻装，拍卖东西。
我的棉衣、睡衣、被单都卖掉了，两双皮鞋是战利品，送给店主了，箱子送给兵站了。所有的文件、书籍、信札、日记都要烧掉。我的日记是1940年去延安的路上写的，在延安六年中一天也未间断过，共有20几本。这些日记都是我学习、工作、劳动、生活方面的事，也是个人的历史实录，烧掉实在痛心！我又想，这次如果牺牲了，烧掉它也是件好事，免得落到敌人手中。领导一再强调，要做最坏的打算。我就做牺牲的打算吧！也就忍痛把它们通通烧掉了！
晚上，队部开会，讨论过碉堡封锁线的问题。
1946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九日）
星期六晴自贺五十岁生日今天是我的生日，正满50岁。想不到会在这地方过生日，只有自己知道。在外漂流了几十年，对这已经淡然了。
我为生日写了一首七律：
食息人间五十年，迢迢万里着戎鞭。
横穿秦晋新民地，曲绕河梁大道川。
弟妹无由问生死，亲朋系念祝安全。
层层碉堡明宵度，罗网冲开别有天。
1946年9月16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阴雨离古贤庄过同蒲路到洪山村昨夜1点钟时，听到离村不远的枪声，此后，我就一直没有睡着。
天将明时，有人敲大门，很急。我出去开了门，队长说：“接到通知，今早提前吃饭，准备出发。”于是点燃蜡烛，匆匆忙忙拆了被子，把棉花丢掉，捆行李。
天已大亮，老百姓挤满了房子，都想要我们的东西。我把粮袋分送给李家婆媳，还有炒瓢啦、洋碗碗啦、瓶啦等等分送给众人。
到兵站吃了早饭。我上了大车。我们的队伍有五辆大车、六头驴子。另一队吕梁军区杂色队伍约30多人。又有护送我们的武工队。三支小队组成了一支男女老幼军民都有的浩浩荡荡的大队。出发时，村民都围着来看。我想：如此热闹，敌人得不到消息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这样张扬呢？
出村后，向渺无边际的平原前进。高粱地一块连着一块，一眼望不到头。高粱比人还高，密密麻麻像堵墙。我们穿行在绿墙中间，一阵阵微雨洒到我们身上。
走了十多里才到一个村子，叫静兵村。大家休息，把行李整顿了一下，又继续前进。
行十多里又进了一个村庄，时已中午。我们休息，请老百姓做饭。饭是一大盆豆面条，又粗又硬，既无油又无盐。全队的人都能大碗地吃下去，而我只能勉强吞下几根。
雨点更大了。只听有人嚷着：“走哇！”我冒大雨，上了大车，又向高粱夹道中前进。气氛更严肃了，大家都不作声，只有车轮的滚动声没法降低。忽然有集合号声，武装同志持着手枪、步枪、机关枪从我们旁边向前飞跑，后面跟着一个小号兵。我们都带着极端恐惧的情绪跟着他们向前走。忽然，前面停住不动了，前头的人远远地做了一个手势，后面的人以为有了变化，打着牲口就往后掉头。大家更恐慌了，人和车马乱了一阵以后，武装同志报告说：“是匪徒捣乱”，也不去追了，队伍继续前进。
已是晚饭后的时候，到了汾河西岸，大家下车过河。满天的红霞照耀着汹涌的河水，非常壮美，真是江山如此多娇！但是，我们都知道已进入敌人心脏地带了，也无心欣赏这良辰美景。
上了船，到了河心，队长悄悄说：因情况不好，大车不过河了。上岸后，大家走路，要提高警惕，眼看四方，耳听八方。因此，我们都更加紧张了。
上了岸，在河岸的草地上坐下。武装同志放着哨，来回不断地巡视着。一直等到满天星星从片片的云里出现，草地上只能看出一个个蠕动的人影，队长才说：走不动的姜、王两同志仍然要用担架，不然，反会拖累全体。走路的次序也要调整一下，担架要走在后面，以便退却。退却的集合地点，在那面有风现村，这面有宋家村，都是汾河边上，而且都布置好了人，今夜的口令，呼是“工”，应是“人”。如果问题很严重，打起来了，就以死相拼。不能拼的，自己想办法逃，不要连累别人。万一被敌人俘虏了，要坚持立场，保持气节。总之，今夜是考验党性的时候，这是正式的战场。过同蒲路不能大队过，只能个别走，要小心，要快速，不要蹲下来，不然，可能遇到敌人铁甲车的扫射。
夜已深了，还不行动，大家都有些着急。一忽儿，听得村子里狗叫，猜想是民夫们扰动的。向村子那边望去，果然有黑影由远而近，民夫们陆续地到齐了。把孩子安置在民夫的背上，我和梓木的担架也弄好了，排好了队，出发了。
孩子都已沉睡，大人们的呼吸似乎都已屏息。下弦月已升得很高了，照着蠕动的人们，真像无声的活动电影。走不到两三里，不幸得很，乒乓一声，我的担架断了，全身摔在水泥里。后面的同志急忙把我扶起，由公务员小王扶着我走。泥深水滑，就是脚埋进泥里抽不出来。走了三四里总赶不上，队伍只好暂停住等我。到了一个村庄，找到村长，换了一副担架。我走了十来里，到了新园村，抬担架的老头要求换这个村的人抬。指挥的人只嚷着赶紧走，实行急行军。路大都是狭窄的，又高低不平，泥深水滑，只见人影摇摆不定，倒来倒去。我的担架不知跌了多少次，有一次，抬担架的人把我的头几乎压扁了。
在一个村子的围墙下，队伍停住了，远近的狗叫起来。我以为敌人从碉堡里出来了。但过了一会儿又命令前进。过了一道小河，大约有一二丈宽，泥也深，队伍过河的啪哩哗啦之声振动了寂静的原野，远处的狗吠得更凶了。我想：敌人听到狗叫可能要出动了吧？
过河走不多远，月光下望见铁轨静静地躺在前面，大家都更紧张了。我下了担架，快步走过了铁道。武装同志低声地催着：“还不快走！”是要抬担架的民夫追上我。全队的人一个个跨过了铁道。
我知道已过了同蒲线，很想看看久闻的碉堡。的月光照着平原，远的村形，近的树影，都历历在目，独不见敌人的碉堡。
武装同志依然戒备很严，只催着快点走，急如星火。突然，听到嚓嚓嚓火车的声音，我们都立即伏在平地里。等火车过去了，大家才相视而笑，多危险呀！只差几分钟！我们以为危险已过，开始讨论。突然，有人喊：“铁甲车来了，卧倒！”我心想：“好危险呀！假如我们迟一刻就会遭遇到了。”
过了铁道，仍是不停地走着。天快要亮了，进了洪山村。可是，前面的队伍突然不见了。我的担架和另一个同志，穿过几条小巷，经过许多高墙，总也找不着队伍。转了一会儿才看到劳累不堪的同志们在石子路上坐着休息。我被安排在姓宋的村民家里休息。我取下担架上满是泥水的被毯往炕上一放，倒身就睡，一觉醒来，已是次日上午了。
这是我50年生涯中第一幕紧张生活。本来准备听听战场上的枪炮声，不料敌人竟不知晓，我们平安无事地过了封锁线。只可惜我的行李丢掉了。
1946年9月23日（农历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晴离王和镇到郭道镇休息了五天，部队又出发了。接受我的建议，把担架换了毛驴子。
走了50里到菜子埠打尖。饭后再走，太阳贪西。走进了山中，后面的同志忽然喊我：“姜同志，快看呀，这就是介之推（春秋时晋国贵族）死的地方。”我抬头望去，四周全是山。驴夫说：“这些山都叫绵山，中间那条河叫绵河，介之推的坟墓就在前面。”于是，我在驴背上吟成了一首小诗：
逃名逃利竟焚身，富贵功名不染尘。
今日青山依旧在，一轮斜照悼斯人。
长庚星出现在西天，河光山色都被夜幕笼罩着，我们到了绵上。这是个小镇，有几十户人家。已被日匪烧得仅存几堵残壁，剩下几户人家住在破砖碎瓦中。我们没法住宿，也没有下驴子就往前走。
长长的队伍在茫茫夜色中前进。驴子颈上系了一颗铜铃，走起来叮当作响。后面的同志说：“姜同志，此时此地有这么一种铃声，多么富有诗意呀！”我说：“是啊，如此诗境，真是难得！”
夜深了，路更难走了，正像过封锁线一样，驴蹄子时时陷进泥里抽不出来。要过一条沟，我没拉住缰绳，驴子一跳一摆，把我摔在地上，全身麻木，爬不起来，几个同志一起才把我扶上驴背伏着，幸好不远就到了郭道镇。
1946年9月24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晴到故景镇昨晚跌得相当厉害，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医生检查，不知伤了骨头没有？只好不管它。
通宵没睡，炕上跳蚤、虱子、臭虫三“宝”俱全。房子又是老鼠的大本营，刚睡下，无数的大小老鼠就来到被子上赛跑，还吱吱地叫着。上下四方一起向我这个伤兵围攻，我只好点着油灯“坚壁清野”，坐以待旦。
1946年9月28日（农历九月初四）
星期六晴到响堂铺我又是坐担架，走30里到了黎城。市面还热闹，只是被日匪烧得很厉害，大的建筑也只有残墙尚存。
下午继续前进，到东阳关。这里原来有关城，现在还有城门，上面有石刻四个大字：“中州外干”。又走约五六里，两旁的山如臂环抱，山峰重叠对峙，仅有一个出口出入，极险要。老百姓说：“这里是秦将王翦大破赵兵的所在。可惜，现已无迹可寻了。”
天黑得不见人影，到了响堂铺。我们几个人住在一间破店里，这间土房子仿佛几十年没住过人，到处都有几寸深的灰土，土炕上的灰土可以埋人。草草收拾一下，把铺盖往灰尘上一放，倒下就睡着了。因为好久没有住人，咬人的动物全饿跑了，所以反倒清静。
老百姓告诉我们：“日本鬼子在这条小街上杀死100多人，井里都泡着死尸。”我们煮饭、烧开水用的就是这口井里的水，水带黄红色，我们曾疑心是泡过死尸的。听老百姓证实后，心理作用就来了，饭也吃了，水也喝了，有些作呕了。
1946年10月3日（农历九月初九）
星期四晴到邯郸市车在广阔的原野上行进，一步一步走近邯郸了。远远地望到工厂的烟筒，渐渐地看到了大片房屋。几年前的城市生活情景，重又在脑海里出现，感到非常愉快。
车进了市区，找不到宿营地点，又不知道街道如何走，乡下人进城，真像热锅上的蚂蚁。把车停下来东问西问。幸好来了一位女同志，穿的延安服装，指指划划地告诉我们到孟伍村去。
又走了两里多路，到了孟伍村。一打听，从延安来的先后共有200多人，都住在这个村子里。
1946年10月4日（农历九月初十）
星期五晴欢聚一堂下午到西大屯交代组织关系，宋部长不在家。疲劳完全没有恢复，走起路来提不起腿子，回村后不想出门。
不久，这里边府杨主席、宋部长、薄副政委、王副司令员、孔部长都来看我们，挤满了院子，大家坐在门槛上、石头上、梯子上、炕上，高高兴兴地谈着。过了一会，选了一个大点的院子，召集从延安来的人，互相见面，报告时事。大家都有胜利的愉快，真是欢聚一堂。
1946年10月5日（农历九月十一日）
星期六晴总结胜利起床后没有洗脸，就去参加总结会。中间停了一会儿吃早饭，饭后又继续开，近午才完。
我们这次行军，老少男女共26人，计有王梓木、何是华（原姓方）、丁云山、吴奚如、刘一青、马宗廉、吴亚明、王敬明、郑之东、罗公略、石晨朝、毕警一、张宗麟，还有公务员王秋富和孙世才，总共15名男性；女性，除我外，有毛一民、高岚、杨筠、罗贞、陈绿原，共6名；还有5个孩子。我们是8月21日由延安出发，10月3日到达邯郸，在路上44天，行程1610里。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渡黄河、汾河、翻吕梁、太行，过同蒲铁路线，26人安全无恙。
到邯郸后，我给钱来苏老人寄诗一首：
二千里路到邯郸，古道嵯峨行路难。
满眼江山罹浩劫，蒋家残匪躏乡关。
冲开关卡达邯郸，箪食壶浆处处欢。
文教会师传马列，高秋海燕斗狂澜。
邯郸自古繁华市，赤帜撑开天地宽。
不见吕翁不惜枕，移山莫作等闲看。
注释
姜国仁，女，教育家、诗人。1896年生于湖南宁乡黄材镇。1928年7月毕业于东南大学，先后在浙江、湖南、天津、山东、广西等地任教。1940年秋，奉中共中央命令，随其爱人王凌波去延安。后在延安大学任教。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8月奉毛主席派遣，离延安去邯郸北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任教。1949年春进京，参与清华、北师大等高校的接管工作。1949年10月自愿回长沙恢复湖南女子师范学校，后又创建湖南幼儿师范学校。1963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湖南省政协委员和一、二、三届人大代表。1985年5月16日病逝，终年89岁。著作有《四髯（何步衡、姜梦周、王凌波、谢觉哉）合传》、《雪鸿集》（诗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