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像文化时代，图像传媒和通俗性印刷传媒通常倾向于视觉化表演，政治则倾向于上演富于图像的表象政治，观众很难一下子确认：它只是用广告手段介绍政治产品，还是只不过将专业表演谎称作生产。政治成了可见的东西。
电子舞台产生了政治的美学化，它可以建立在生活世界的交流习惯上，作为认知的一种战略行为，为公民的判断力培养发生效用，并且，从倾向上看，它不在意所介绍的图像是否与实际的政治行为一致。在这一情况下，大部分政治的能量、计划和智力被用来制造有效的视觉印象和精心安排的图像，以生产政治的表象行为。信息、解释和讨论则常常遭到忽视。电视以及为其提供图像的活动者们已经深深植入重新视觉化的文化之中，而这一文化反过来又同时为它们提供服务和养分。
自我表演和政治表演的戏剧化的战略可以说就是为这一传媒舞台创造出来的。它们分别表现在四个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层面上：导演、体现、表演和认知。这些战略始终旨在产生预先设计的对预想中受众的效果，为此，需要有动态身体的行为，而该身体懂得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符号系统——不只是说出的话的意义，而是从表情、手势、泛语言学、非言语交流学一直到道具和布景，都被精心安排使用。对按此方式产生的现实幻觉，人们在剧院里十分清楚。它有助于增进观者的美学和社会意识。在传媒和政治中，它则以纯粹的表现方式或临时或有意地掩盖其导演特性，并以这种方式制造出预构现实幻觉。任何一种导演都可以将这些幻觉以美学中介方式将作为其基础的现实呈现出来。但是，它们造成的只是一种虚假的印象，让人以为它们呈现的是现实，其实，它们呈现的不过是一种假象。在真实世界中，符合这一假象的只是导演者的精心预构。
对大众传媒舞台而言，戏剧化政治中介有三种基本导演战略：轰动事件政治（假事件）、形象政治、虚假行为。它们可以包含政治的真实事件成分，也可能完全与之无关。
轰动事件政治：假事件、虚假轰动活动这一概念，从50年代起就已引起传媒学的重视。自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以下的做法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只要政治事件和信息的假事件性可以被作为中心新闻因素，所有东西就都被作为事件导演并相应地表现出来。政治导演的虚假事件是政治世界服从于传媒规则的第一类表现。如今，任何一个地方记者或任何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业余政治家都懂得，在一条街的某个地方画斑马线，从而使横穿马路变得更为安全的公民提议本身并无新闻价值可言，然而，一旦当事人采取封锁马路行动，并画上临时斑马线，从而引起对其建议的关注，便成为一桩值得报道的较大的事件。能够看出的虚假事件和成功转移人们对其虚假性注意力的虚假事件之间并无明确界限，这和真实事件之间的情况相类似：某些真实事件产生出与事件相应的象征表象，某些真实事件则主要或完全处在象征表象底下。能够用于导演的保留曲目几乎远未穷尽。
政治体系内的专业传媒顾问不仅知道如何根据传媒的需要去导演所发生的、尤其是未发生的事情，以便按照传媒的规则让其成为新闻并进而提升为世界上的一桩事件。他们日益掌握广泛的戏剧导演手段。不论是对内容的专业包装，还是娴熟地掩盖虚假，他们都为传媒提供着服务。只要传媒愿意，就可以把所提供的虚假事件原样传达给自己的受众，并确信，这的确是在对世界上的一桩事件进行报道。这可以节省工作。传媒当然也可以将所提供的导演分解开来，对内容的真实与否发出疑问。这需要能力和时间，而且隐藏有风险，那就是，引起那些作为信息来源且非常需要的政治家们的不快。因此，就倾向而言，传媒规则和政治的表演利益变形为一个统一体，一个内部完全矛盾的统一体。
形象政治：形象是伦理领域的一种表象事件，是人格化的表象行为。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埃尔·博尔斯丁在60年代就已提出这一观点，当时美国正跨入传媒民主时代。形象是一种借助于精心设计的表象行为导演出来的人为产品，通过它，自然的个人成了在其共同体的神话或伦理学中被认为具有特别价值的品质的化身。在前期选战期间，民意研究机构询问选民，他们将可信度或干劲、和蔼可亲或责任心、诚实或雷厉风行这些品质中的哪一些作为最高政治代表们的最重要品质。传媒顾问们则设计出在公共场合露面、表象事件、手势和背景的战略，让所希望的品质投射到候选人的传媒形象上——前提是，作为自然人的那位候选人的品质不至于太过离谱。比所有单项品质更重要的最终是候选人留下的总体印象，以及与其所处国家的文化中那些典范英雄形象的接近程度。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便不能不顾及必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不能穿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赠送的那双牛仔靴，虽然靴子给克林顿增加了在公众中的好感。
候选人的自然人格需要体现它要在传媒舞台上表现的那些理想，专业顾问们可以对自然人格的许多方面进行加工、改造、强调、掩饰、增强或减弱。他们设计出画面和姿势、会面和情形、典故和背景，作为虚假事件的拼花石，让这些事件组成受众大脑内一幅完整的感官图像：这是一位这个世界上众多英雄中的一员；一位与老弱病残者对话的体贴入微的英雄；一位征服本阵营内众多反对者的英雄；沉着、精干、果断和冷静的代表；正义的呼声的拥有者；经济界老板们可信赖的人；艺术家和传媒明星。形象政策的主要戏剧战略就是舞台的迷魂游戏。在那里，应当使体现要求的画面获得特别的可信性，其手法是，让公开展示的情景显得像是个人情景，而个人情景本来并非为公共舞台设想和制作。形象和虚假事件在人体表演的行为典故中融为一体，这是形象政策的成功画面。
象征表象政治：以下情形是象征表象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在众多电视摄像机前，里根总统坐在一间教室的凳子上，似乎正沉浸于与教师和学生们的交谈中。在观者的眼里，这个情景显示出他对国家教育领域有着最高度的重视，而实际上，里根刚刚大幅缩减了教育经费。这位政治家运用了所有戏剧手段，表现某种真实行为，而实际上，这一行为非但子虚乌有，而且，如果有，那也正好是相反意义上的行为。此类象征政策是旨在作假的安慰剂政策。它属于传媒马基雅维利的工具。它表现在那些已成为政治导演惯常做法的行为中。在那里，行为进入画面，并显得像是反映了真实的经验。而其实，在真实行为的世界里，被放弃的正好是画面所要让人相信的那个行为。工厂开工典礼、与社会代表的会面——例如，与经济界头面人物和科学家们的会面——具有传媒轰动效应的匆匆赶赴危机地点等形式多种多样的画面，桩桩都是制造象征性安慰剂效应的受欢迎的插曲。
作为戏剧虚假行动，象征性政治将某行动表演给公众看，但该行动并非真实的象征，用以增加真实，或让人确实相信其真实性。它只是被表演成真实的行为，而表演的成分却被掩盖无遗。就此而言，作为一种虚假行为的象征性政治是一种战略沟通形式，它不提供论据，也不产生它原本要体现的美学表象和现实之间的真实关系。
表现出今天的象征性虚假政治本质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政治的可能性和作用的是民主合法性模式、视觉交流技术和作为明星体系的政治之间的结合。民主制的目光不能仅聚焦于某个唯一的国家最高表演者，而必须将目光投向政治活动者的多层次明星体系。在民主制条件下，借助视觉化技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说服技术已经完善到可以将说服工作中的演讲成分减至最低程度。起主要作用的已经是介绍和画面展示。象征性导演的功能已完全改变，它的作用可能性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完善。一种新的战略交流质量已经作为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传媒民主中扎根。
当然，所有政治行为始终都有而且也必须有某种象征性，从而能够使共同体团结一致。每一条新法律也都是对构成其基础的那些标准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强调；若有一条法律规定将惩罚它在实践中不能阻止的东西，则该法律也属于象征性政治，而不必是一种损害。象征表现力可以体现在文告、演讲和行动之中。即使它本身不要求有论辩型合法地位，如果它能引起关注、激发热情、导致行动，那它就是合法的并常常是建设性的政治手段。
传媒政治的戏剧战略具有相当的矛盾性。娱乐性、诉诸感官的说服力以及对原始信息不确定的混合程度构成的它自身的共生将使它成为一种双重使用方法。它既可以使真实的政治信息产生某种影响，同时也可以使难以看透的信息幻想产生影响。在这里，唯一可靠的是导演，信息性和论证性是不确定的变数，娱乐性和直接感受性则成为王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