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两则）
尤泽勇
学勤，是自小在上海的邻居，一起长大的朋友。前些年他给《南方人物周刊》开专栏写了一系列“人物”，有一篇写到我，标题是《总角之交》总角之交是旧时说法，儿童把头发梳成小髻，叫总角；总角之交指童年就是很好的朋友。文章标题有点文，但很切实。
将不是农民的学勤写入《下乡记》，因其对我的下乡生活影响很大。下乡时有两个伙伴陪我同行，其一就是学勤。他低我两届，即将分配，何去何从正犹豫不决，随我下乡是实地考察。他在老家有舅舅，回来也是具备条件的。因我先他回乡，他很在意我的看法。从尚保存的信件可以看到当时我的看法很空洞、模棱两可：“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边疆则是为名誉，回家乡则是图安逸。”这让他更加无所适从。不过第二年5月他赴兰考插队，没有回老家，走了一条与我不同的路。在去兰考的火车上，写了首《到兰考》的七律诗寄给我，那张明信片保存至今：“慷慨离合今日是，壮歌唱我明白程。书记目中上征途，大步迎来天章魂。休去倚楼学多情，老实巴结主义真。旌挥至仍高与风，旗下自有旗下人！”书记指焦裕禄；天章是刘天章，一个在兰考牺牲的红卫兵。万丈豪情，溢透纸背。
春节探亲相聚，见面有说不完的话题，常常在冬夜的小屋中深谈到下半夜，引起大人的好奇。学勤母亲戏言两个男孩怎么像谈恋爱？更多时候是晚间在清冷少人的马路上边走边谈。话题大而无当，却不失真诚热情，事关人类、命运，很少涉及自身的插队困境。临别前都觉得有必要将谈论内容整理出来。于是，确定若干题目，两人分工，分别撰稿，邮寄交换，互相修改，最后定稿誊清。并将这尚未出世的文稿起名为《走谈纪要》。既是反映了边“走”边“谈”这一实情，也显然受到当时红极一时的某些“座谈纪要”的影响。
起初还顺利，双方都按分工将自己的题目写出初稿，邮寄给对方再作修改；后来稿子都到了我的手上，时值四夏大忙，人累得够呛，有时走路都能睡着，还能顾上“走谈”？周围环境也实在没有“走谈”的氛围，很难想象一个整天扛扁担、大锹的人，脑子里居然在酝酿《走谈纪要》！虽然学勤来信必催，我却只有违约，将《走谈纪要》暂时搁置，搁置在卧床上面用芦菲搭成的顶棚上。待我再想起时，已被老鼠的牙齿咬得残缺不全。我满怀内疚地给朋友去信，说《走谈纪要》被“老鼠的牙齿”给“批判”了。这是借用马克思“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出自当时很流行的《法兰西内战》——的说法自嘲了一下。由此细节也足可见出当年“身居茅屋，心怀天下”的好高骛远。不过《走谈纪要》最后的命运确实让人惋惜，让学勤深感失望。此后再无“纪要”的奢想。
我与学勤人各一方，再要“谈”只能靠通信。学勤来信很勤，每次都是密密麻麻四五页，先兴致勃勃地自己谈上一通，谈圣洁的理想和我们这一代的责任，谈兰考围绕“卫焦”的两条路线斗争，谈集体户的欢乐与苦恼……最后再提一连串问题让我去信谈看法。一来二去，回信成了负担。往往一封信要断断续续写好几天，有空就写上几句；更困难的是内容。生活固然是新鲜而有趣的，然而太琐碎、太具体了，很难写进信里，常常为写什么而发愁。许多次通信都在我这里“短路”。学勤担心“久不通信，终会无话可说”；提醒“一定要坚持通信，否则会窒息”。这些当然是对的，然而我难以做到。那些日子，不仅是学勤，连我父亲的来信中，出现最多的也是催我回信，有时话说得很重，甚至很难听，然后再在下一封信中懊悔不已。
学勤来信旁敲侧击：“不少人年轻时血气方刚，求知欲、上进心、斗争性都旺盛，但一过而立之年，就枯萎下去了，被家务、孩子、工分压弯，甚至会嘲笑那些像他以前那样生活的年轻小伙子……”我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但我无能为力。
是什么让我顾不上写信呢？是日复一日繁重而单调的劳动，是出早工带晚工而严重缺少的睡眠，也有一桩接一桩的烦心事。暮春，蹲点队牛饲料（稻草）短缺，既无处买更无钱买，只有号召社员将自家稻草都献出来，也把自己床铺上垫的稻草送到队里，看着几头耕牛饱一顿饥一顿地度春荒，怎不让人揪心。深秋，别的队大都按时完成秋种，蹲点队劳力少，秋种进度慢，麦子、油菜种完要耽误季节好几天，能不能出齐苗都难说！早稻产量一次比一次报得低，肯定不能过“纲要”，用什么办法才能向公社自圆其说？队里要买牛，好不容易凑齐钱，却牵出前几年买牛被人骗的积案未处理……脑子里整天盘旋的就是这些麻烦事，加上沉重的体力劳动，闭塞的社会环境，不知不觉地将我改造成另一个模样。
我和学勤一样，曾经是个理想主义者，甚至是激烈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光芒的照耀，使我的人生保持了清洁的底色，支撑我度过了艰苦的农村插队生活，热血为燃料，改变是动力，清纯似水，疾恶如仇，什么都不怕失去，将来是多么美好！让我不感到苦，不认为没有出路，不自甘堕落。
然而，农村的现实和农民的无助，刺激着我，教育了我，逐渐地怀疑主义发芽，相对主义抬头，不再轻易地相信，不愿廉价地肯定，竭力摆脱一元化价值观。反思成了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由这一面延伸到另一面，由主流声音延伸到微弱声音，由这样延伸到不这样，由诘问他人扩展到诘问自己，由体制内眼光扩展到体制外眼光……
这是迷失、寻找的过程，是否定、重建的过程，可能也是思想成熟的必经阶段。后来看到一个经典说法：青年时代不信仰理想主义，是世故；而始终信仰理想主义，则是幼稚。那一段的我正是处于这一变化之间吧！彷徨的我，四顾茫茫，不知所云；自然也不知回信能写些什么。
下乡后收到的信件都保存着，越积越多，放满了一澡盆，落了很多灰。1985年归类整理装订了11册，其中父亲最多，共5册，学勤其次，2册69封。
1970年底，学勤回家探亲经我处一游。同行还有一起在兰考插队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小陈，小陈也是我很熟悉的朋友。他们在北尤庄住了几天，我陪他们一起去了舅舅家。我和学勤彻夜长谈，“窒息”了的大脑似乎又被激活。学勤睡觉前都脱光衣服，连衬裤都不穿，我感觉奇怪。学勤说，北方虱子多，光身子睡觉，早上穿衣服时用劲一掸，虱子不会钻到衣服里。那几天过得很愉快。只是两件后来知道的事，让我唏嘘不已。一年后学勤来信在信末补写了一段：“去年的今日是我们离开苏北的时候，一年以后我才想起我们临走把20斤粮票放在你堂屋的主席像后，却一直忘了跟你讲。”学勤知道我饭量大，粮食紧，又怕我不肯收，用心良苦！其实粮票对他们更珍贵，兰考是杂粮为主，大米很少见，而全国粮票能买大米。另一件事是读《总角之交》时才知道。学勤到我这里之前经过淮阴，买轮船票时因秩序太乱，非但没有买到票，反而被人抢走6元钱——这是学勤一年所得余粮款的一半，小陈为这6块钱哭了一路。
学勤再来我这里是1977年初，其时我刚调县上工作不久。事先来信说“搞到一份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将随身携带”。十分神秘。届时知道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当时处于思想解放的前夜，春潮涌动，各种消息、传闻很多。学勤与我照例是彻夜长谈。其时我暂住招待所，同舍居住两人，有所不便。正巧招待所停了一轮过宿的吉普车，车门居然没关。我们坐进去，在潇潇春雨中，尽兴畅谈一夜。
兰考行
学勤来的第二年冬天，我去了兰考。携带当年挣得的110元余粮款和咸鱼、咸肉踏上旅程。
这是一段让我无法忘却的行程。上午离家步行五六里到二沟小镇，那里有去县城的汽车站。可是我未能买到车票，这是常事，相反能顺利上车倒是幸事。于是我只得搭上一条货运船，这是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坐这种交通工具。它并不搭人，经商量，并按船票付钱，总算帮了我。船很大，货很沉，靠风帆推动，行得自然很慢。我坐在舱板上，悠闲地看着水上风景，想象着李白杜甫也是坐在这样的船上酝酿诗篇……
直到午后才到30里外的县城，再在大运河转乘客船北上邳县。快班仅到淮阴，要到邳县只能是慢班。那真是慢。轮船“突、突、突”地孤独地向着陌生的前方，舱外是呼啸的北风，风景是千篇一律的荒芜河岸。舱内弥漫着烟味、人气，婴儿啼哭、鸡鸭鸣叫此起彼落。夜深了，倦意上来，气温下来，坐着打盹被冻醒，立起身跺脚搓手，再坐下，再冻醒……就这样在船上过了两夜，第二天深夜抵达邳县。在此换乘陇海线，只能先到徐州，再换车，到兰考车站已现第三天的暮色沉沉。
那天车站停电，检票口吊着马灯，在跳跃的昏黄灯光下依次检票出站。火车站点马灯，十分新鲜！这是兰考给我的第一印象。学勤与小陈早等在出口处。县城很小，从火车站到招待所就将县城走了一半多。晚餐在县招待所食堂，学勤自带窝窝头交厨房加工，只付几碗菜汤钱，便替我们将又冷又硬的窝窝头掰碎与青菜汤一起煮，变成热气腾腾的几大碗。这一服务很人性化，也是第一次享受，给我很好的印象。那里人习惯蹲着吃饭，即使有凳子也不坐，蹲在凳子上，这也让我觉得有趣。初到一地，处处新鲜。其实只要留心，处处都能体会到苏中与中原两地的生活差异和文化差异。
晚上住在招待所。学勤在《总角之交》一文中，对这一夜有过描述。
——我们和一个断腿老人合用一个房间，三个人两张床。于是让那位老者独睡一床，我们分坐另外一张床的两端，中间用被窝暖脚，压低声音，坐黑说一宿。我们说家乡方言，料定同室者听不懂，听不懂就容易入睡，少受干扰。此外，谈话中也有那一年月不可避免的“反动内容”，我们内心恐惧，外人听不懂，也就有了安全感。不料同室老人天一亮，一骨碌起身，哈哈大笑：“你们说了一宿，我全都听在耳里。我在那里打游击三年，这条腿就扔在你们老家那片土地上，怎么会听不懂你们的方言？”两个知青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学勤插队在唐寨公社小宋大队，距县城四五十里。他来接我同时顺带买煤，几百斤蜂窝煤装了一板车，我与学勤前拖后推，小陈坐在车上。沿途所见多是扯着布篷的人力车像帆船一样，这也是中原的独特风景。下了公路是土路，这时天色已暗，小陈下车，遇沟坎帮着出一把力。到集体户时月亮已经很高、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