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案例是关于犹太居民委员会在大屠杀中的作用。阿伦特指出，犹太当局与纳粹统治者合作的事实不容忽视。在审判艾克曼时，总检察官从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力求把犹太人领袖的案件与艾克曼案件分开，以避免跟“自己人”算账。阿伦特认为，历史真实不应当有选择地公开，而是要全面公开，不要回避记忆中的“阴暗篇章”。她质问道：对于邪恶，如果人们不是取顺从、合作的态度，它会不会如此畅通无阻？她坚持认为，当犹太人记忆大屠杀问题时，不提及、不追究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是一种“集体性欺骗”行为；这种集体欺骗甚于说诳，是施之于记忆群体所有成员身上的暴力，是不可以接受的。
两个案例具有一致的启发意义，就是强调责任，强调政治体制与集体人格的互动性。
回到告密问题。那么，它在何种情况下是可宽恕的？经历过一个“告密时代”，哈维尔说：“归根结底，人们需要活着，这是他们如此容易地和政府保持一致的关键之处。”的确，生存是一种权利。有人便干脆把“人权”简化为“生存权”，将生存贬低为“活着”。活着，表面上看起来并非为了博取分外的利益，而仅仅在于维护起码的生命权，然而通过告密，以危及他人的生存来换取自己的生存，仍然是不道德的、犯罪的。
告密现象对我们来说所以变得严重，是因为它以自私、欺骗、趋利避害、犬儒主义导致社会道德的腐蚀、瓦解，诸如爱、忠诚、同情心、坚持真理、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使之不能维持自然的、正常的水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告密和告密者辩护，“集体罪责”也不可以。集体罪责说到底是个人罪责，社会、集体、制度，一切都必须通过个人。
揭露告密真相的困难何在
既然告密是一种犯罪性行为，当时过境迁，为什么把它揭露出来，使之公之于众会遭遇那么大的困难呢？
还是让我们来观察历史上告密现象最为频密、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国家——德国和苏联。
在战后德国，首先对纳粹主义的清理是不彻底的，大部分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刑的人都被释放了，50年代已不再搜查战犯，在纳粹时代从事政治审判的法官，很快恢复原职。1950年，一组主要罪犯在兰茨贝格受审，并有五人被判死刑，德国居然出现愤慨的风暴；关于纳粹头目及追随者有着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的说法，竟也一度流行起来。许多德国人不愿参与对自己的同胞的审判，明显地倾向于将“谁之罪”的问题搁置起来。甚至还有一种看法，即把第三帝国同“好日子”连在一起，认为可以同大屠杀分开。总之，有一种“沉默文化”在对抗民主人文主义的文化。直至20年过后，美国电影《大屠杀》在德国公映，这才引发青年一代的重视和讨论，继而推动全社会对这段耻辱历史的认知。
对于德国法西斯主义，苏联的宣传一直把它局限在帝国主义侵略性上面，而对其极权专制的本质讳莫如深。在东欧，除东德外，很少出版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书籍。美国的现代欧洲史学者沃尔特·拉克尔认为，“纳粹所以在东欧成为一个被禁止的问题，是因为新旧政权共有的特点都是一党专政。”
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曾经有过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主要是党内清算，是同一个政治实体及意识形态的内部清算。所以二十大的报告称之为“秘密报告”。但因此，这种清算注定是不彻底的，斯大林主义的许多东西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即便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告密的事情亦时有发生，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口号，诸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依然袭用无误。
关于告密一类的历史档案，在苏联时期一直被妥为保存，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历史的这些阴暗篇章才得以公开面世。公开告密是终止告密的最有效的手段，遗憾的是它只能到最后时刻才被使用。由此可见，苏联的制度是“迟到”的制度。
为什么像告密这种违反人性道德的行为会受到保护，以致官方及保守知识分子总是以“维护大局”、“宜粗不宜细”、“向前看”、“不争论”等种种理由阻遏对它的揭露？著名的法兰克福批判家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都曾分别指出，在纳粹与德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就是说，产生集体隐瞒，不但可能出于同代相契性，也可能出于同位相契性。由于存在着这种历史连续性，许多有关罪行和罪责的问题便容易被忽略，或有意被忽略，即使要付诸讨论也不可能深入和持久。
对于“文革”，以及前“文革”的系列政治运动，至今朝野上下一致取否定态度。但是，应当看到，这是一种政治性否定，而非历史性否定。两者的不同，就在于：政治性否定乃出于政治需要，以洽合性、权宜性、定向性为特点，呈半封闭状态；而历史性否定则出于历史需要，以必然性、公正性、超越性为特点，呈全方位开放态势。所以，像对待告密一类问题，前者明显是有选择地公开档案，而后者则主张公开全部史料。不偏袒、不避忌的态度才是历史的态度。阿伦特在艾克曼案的报道中多次提到她与以色列总检察长的分歧，指出仅仅以犹太人受害者的名义去审判艾克曼，会因服从政治需要而牺牲历史真实。对于“文革”，以及运动中的种种恶行，需要从政治性否定过渡到历史性否定；否则，有可能产生“‘文革’连续性”，不特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
在关于告密问题的讨论中，有主张良心发现、公开忏悔的；也有主张打破禁区、开放档案的。其实，道德建设和制度改革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需要指出的只是，人性的恢复必定迟于制度的施行。
清扫奥革亚斯牛圈
要使告密问题成为一个公共政治思考的问题。
告密是同“创伤记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份特殊的社会记忆，突显政治的效力，也最容易为政治所遗忘。建立在记忆之上的历史是可控的。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因此，记忆的不同权力主体通过话语权的掌控和行使，在整个政治社会领域中进行博弈，通过记忆维持其地位，或者反抗敌对记忆。创伤记忆的主体“怨恨群体”为弱势群体，如果失去了顽强的坚持和抵抗，最后必将在最具影响力的群体权力的压力下集体失忆，也即强迫遗忘。
大约历史的不可靠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说争取历史的公正性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不妨再来比较一下战后德国和苏联解体后的情况。
二战过后，无论西德和东德，政府当局在拯救社会记忆方面的工作都是迟滞的、被动的，甚至是负面的。这时，知识分子行动起来了。其中居住在瑞士的提契诺州的“四七社”群体积极介入德国内部事务，扮演着一个反体制的主要角色，被称为“移动文化中心”。从雅斯贝尔斯到哈贝马斯，从伯尔到格拉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推动德国的政治文化民主化进程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总是不忘同清算纳粹主义连在一起。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右派的所谓“历史正常化”，认为一个“正常的德国”必定是正确地吸收了类似大屠杀的教训，保持大屠杀认同的德国。1968年的学生运动，对“肯定性文化”也是一次猛烈的冲击。1970年12月17日，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慰灵碑前下跪，不妨认为，这是由德国知识分子在后边推动的。
苏联的解体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可怕的事件。其解体的速度未必绝后，但肯定是空前的。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认为，苏联的灭亡并非异族入侵或战败，而是因为它不得不灭亡，因为它的内部组织的古怪器官已经不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不能忍受改革的空气。它是被政治的动脉疾病击倒的。他在《欧洲史》的终篇写道：“苏联的解体几乎不是一件能够召唤历史学家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废墟上，就像吉本坐在罗马竞技场上那样，写一部安魂曲的事件。因为苏联不是一个曾经伟大的文明。即使在它短暂的辉煌时期，它也是无与伦比的卑鄙和虚伪。它所给人带来的死亡和痛苦，比有记录以来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得多。”就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一个制造了众多死亡案件的威震遐迩的领袖斯大林，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半个世纪之后，他的“丰功伟绩”重被写入历史教科书；在今年的一次海选中，荣膺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的称号。
由此可以得知，在俄罗斯，近期的许多苦难记忆被掩盖了。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引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新政权的渴望越坚定，它越是专制地寻求引入一个强迫性忘记的时代。”作为一种社会势力，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强迫性忘记”是负有责任的。
知识分子出身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指出：东西方同样面临一个基本使命，就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他又指出：“坦率不可能通过不坦率而建立起来，真实不能通过谎言而建立起来，或者民主的精神不可能通过权威审查而建立起来。”他在谈论政治时，常常及于道德，及于政治中的人性。要改善当前的道德状况，他认为，有必要发掘其中最好的部分，并发展和加强它们。诚实，无疑是最好的部分之一。在记忆和真实面前，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无论是告密者、加害人或是受害者，都应当诚实面对！
“文化大革命”，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创伤记忆，同时也曾给世界带去不少伤痛的困扰。保存记忆，深入地发掘记忆，发掘混乱、不幸和痛苦的根源，对于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将是一个贡献。可是，40年荏苒过去，我们的记忆不但得不到拯救，反而不断地被阻断、被掩盖、被涂改，以致流失殆尽；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建立不起来；而对“文革”的研究，无论是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甚至从来是“撄人心”的文学，到处是触目的盲点。对于“文革”，整个民族缺乏一致的历史主义的认识，缺乏“‘文革’认同”。对待已有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又缺乏足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文革”记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考验。然而，我们所目击的是，在后“文革”时期，他们不断制造关于自身的神话，强化知识分子作为受害人的历史，却有意掩饰内部的分化史、叛卖史和耻辱史。在社会市场化的今天，不但极力趋同于主流文化，而且，从理论到实践，以物质主义诱导怨恨群体，使之保持克制并即时隐匿起来。
如果可能，告密问题可以成为一千次进入“文革”历史的切入点。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都拒绝讨论“文革”，问题就回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题目：怎么办？
阿伦特曾经说过，个人思想和思考是抵抗恶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贱民”反抗社会的武器。她看重思考，是因为它是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抗争经验，虽然它不可能从传统的思想体系中获取，孤独无助，却仍不失为一种生存反抗，一种可以在失去自由公共政治条件下继续维持的生存反抗。那么，临到最后，我们清点行囊时，除了记忆，可告慰的是还有思考！
奥革亚斯牛圈臭气熏天，早就到了清扫的时候了！
（作者系著名诗人、学者，现为花城出版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