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胡适声称和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歧路。那个“新”，正在于使自由主义从古典的“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这一趋势未始没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它一旦过“度”，一旦把这个“新”落实到产权制度上，那么，所谓“社会本位”，实际上就是由权力一手掌控的“国家本位”或“政府本位”了。因此，直到1950年代，周德伟在给胡适的信中，依然对当年“国民政府”和相关知识人的作为耿耿于怀：“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胡适在《自由中国》的这次讲演中，照章宣读了包括上面这段引文在内的周信的主要内容，他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依然袭有大陆的习惯，所以，胡适在讲演中指出：“现在的台湾经济，大部分都是国营的经济，从理论与事实上来说，像哈耶克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很不中听的。”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并不适合国民党初到台湾的威权体制。权力按其本性，对社会的控制，总是范围越大越好、程度越深越好，无论政治、经济，抑或文化。然而，这样的控制直接遏制的就是自由。所以哈耶克用一句话指出了这种控制的必然结果：通往奴役之路。周德伟1947年便获得此书，非常喜欢，很想把它译为中文，但最后的译事却是若干年后由殷海光完成的，这就让胡适通过殷译了解了哈耶克。当胡适完成了对哈耶克的认同之后，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标志人物，才终于完成了他自1940年代开始的转型，即从年轻时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为“古典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自由主义内部自左而右的一次蜕变，周德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推手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适的讲演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后，有学者写信给胡适，为计划经济辩护。事后，周德伟拜访胡适，胡适曾拿出这封信，欲请周代为回答。周未应承，同时亦建议胡适以不答了之，毕竟经济学不是胡适的专业，胡适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交谈中，周德伟就来信中的问题，面陈胡适，再次强调：“私有财产，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没有财产，生产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给政府控制了，将无任何自由可言。”对于计划经济，周德伟的解释是：“乃指全国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均置于一个中枢机关控制之下，一切生产分配及消费均由中枢机关控制。个人无任何自由可言，市场机能从根被摧毁……人民一举一动必须受中枢机关的安排，人民只是被鞭笞、被饲养。”这样的表达在今天已为常识，可是推前到1950年代，即使台湾，亦为金石之声。
上个世纪的中国，在自由主义的谱系上，新自由主义多，但甚少古典自由主义。周德伟虽然是胡适的学生，但即使是在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中，亦为珍稀。这样一个从未被苏俄“迷惑”过的知识人，20世纪少到只能掰开指头数，可是数来数去，又能数出几个呢？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位知识分子，鲁迅的一面倒自不必提，胡适亦眩晕于一时。作为后人，我们固可以抱历史之同情，说是时代局限，但却有人能超越鲁、胡未曾超越的局限。超越那个局限就是超越那个时代。可惜，这样的人往往不被时代理解，反而一生孤寂。周德伟庶几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未必不是郁郁而终的。就他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知识人的普遍超越而言，他生前和身后的萧条，正如林毓生先生五四那天中午认真告诉我的那样：是时代不配合他。
五“自由立兹”
英语Liberty译为自由，Liberalism译为自由主义，世所接受。严复一生翻译严谨，自称“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他在译密尔的《论自由》时，是柳宗元的一句诗让严复拍板：“欲采萍花不自由”，所谓自由，正此义也。
1903年出生的周德伟是哈耶克在中国的首席弟子，还是在湖南读中学时，经由一位清华留美老师的指导，就系统阅读了严复的翻译原著，因此，晚年周德伟不忘将严复尊为影响自己的第二人（第一是章士钊，第三是胡适）。严、周之间年龄相隔半世纪，却可以拉出一条特别的自由主义弧线：即二人一生都服膺自由主义，二人一生都是中国少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而且二人一生都珍重古老的传统文化，二人又都尝试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会通。当然，严复是这项工作的始作俑者，可是这工作届至五四便发生断裂。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是排斥传统旧文化的，后者是它全力否定的对象。《新青年》固然影响了一代人，但，当时身为北大学生的周德伟，却是一个例外。例外在于，他对反传统的《新青年》不感兴趣，而这正是因为他预先受了严复的影响。
周德伟自台湾退休后，着手翻译业师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不过这书名是大陆的翻译，在此之前，周德伟已先行将它译为《自由宪章》。“宪章”一词来自古老的《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周德伟翻译此书不称“译”而称“达旨”，这是效仿当年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做法，因为严氏是用文言重写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周德伟的翻译，其实也是重写了哈耶克。
《自由宪章》是自由主义的经典，只是当世人通译Liberalism为自由主义时，周德伟在本书的翻译中不纳此译并持异义。他不赞成以“主义”定位自由，因为“凡主义乃系一派或一家之主张，必有所偏重，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些“一偏之主义”，“不能为学理上及政理上根本大法”。能成为这个根本大法的唯有自由：“自由乃一切价值之园地，及一切文明生长之创造力”，人类“无时无地，均不可缺此创造力”。故而，自由非“一偏之主义”所能名，必须另译。
何以另译，和当年严复“旬月踌躇”一样，周德伟“绕室彷徨，苦思有得”，最终是在传统儒家中找到了对译资源。周德伟独辟蹊径，把Liberalism译为“自由立兹”。“立兹”不是后缀“-ism”的音译，或者，它是音译表象下的意译。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前者表示孔子在文王死后，以道统自任（所谓“文”之道，就在我这里），后者则表示立者自我独立也。因此，“立兹”是周氏对孔子上述二句的抽象并合成，用以表明“自由无时无地不存在，亦无人可以缺少者也”。
“自由立兹”，一个新颖的翻译，音意合一，精彩有加。但，惯性的力量是强大的，它注定无以取代人们业已用惯了的“自由主义”。不过，从这样一个翻译小故事中，可以看到，从严复到周德伟，这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古典脉络，在文化态度上，既吸纳西方，又不拒斥传统；而且他们很自觉地从传统中找寻和自由主义可以调适的资源。遗憾在于，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开的是好头，走的是歪路。严复的道统被新文化打断，而后一路倾斜、每况愈下。就一个区区不喜欢《新青年》的周德伟，是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