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者看，张问达，陕西泾阳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任过两届县令，被征授为刑部给事中，旋改工部左给事中，此前又刚任礼部都给事中。据大明职官志可知，给事中属纪检人员，权力大但等级低。万历朝纪检有两个系统，共辖162人。都察院御史110名，用来监察13省官员。中央六部给事中，主要监察京官并谏议天子。给事中是普通纪检人员（从七品），都给事中相当于组长（正七品）。刚上任的都给事中张问达，就是礼部的纪检组长。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在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社会，历来都是做样子的。尽管如此，也有职司区别。刚当上组长的张问达，为什么不把监督矛头对准职司所在的本部官员、全体京官乃至皇帝，却对一个退休多年、衰病缠身的垂死之人感兴趣呢？其心理动机可以猜测，应该就是升官发财。试想，区区正七品的级别怎可能是张问达的终极目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入阁，才是所有儒生官员的理想归宿。而检举李贽后也确使张问达红运当头。他在东林党人风头正盛的万历末年被擢升为户部尚书，兼署刑部，拜左都御史。在东林党人掌权的泰昌朝，他又成为“顾命大臣”之一。
从后者看，张问达不过是被支使的扣动扳机者。在其背后，是耿定向与李贽冲突的延续，也与首辅沈一贯相关，还与文人小集团间的“师谊”、“乡谊”交缠。
耿定向死得稍早（1596），否则很可能也是东林党人健将。他虽去世，但与李贽论战的余波继续荡漾。特别是，代表其利益并欲为之复仇的门徒（如蔡毅中等）始终没有忘记李贽。记仇本来就是儒生官员的强项。《论语》及所有儒家典籍中，君、父、师之恩之仇被赋予不可不报的最高地位。它既属于忠也属于孝更属于义，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道德律令。万历二十九年（1601）蔡毅中恰好中了辛丑科的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复仇计划由此被列入日程。但有两个障碍使他无法遂愿：（1）庶吉士不是言官，要弹劾李贽，需要“枪手”。（2）庶吉士人微言轻，要扳倒李贽，需要舆论更需要首辅默认，因为李贽在朝在野都有一些有名气的朋友。不过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关于枪手，蔡看中了爱提意见、风头甚盛又有强烈出人头地欲望的张问达。与张问达的沟通，蔡通过师谊、乡谊手段达成。原来蔡（河南光山人）之座师温纯与张问达是乡党。温纯，陕西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万历初任河南参议时曾“器毅中于诸生”，成为后者座师，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关于舆论与首辅，蔡可以制造并假借。据《蔡毅中传》可知，沈一贯（浙江鄞州人，隆庆二年进士）本与温、蔡都有嫌隙——曾被温弹劾并疑奏文出自蔡。但此年初京城忽然谣言四起，说李贽著书是丑诋沈一贯，后者“恨甚”但“踪迹无所得”。笔者怀疑，谣言可能为蔡所造，目的是挑起沈对李的仇恨，以收鹬蚌之利。最起码，蔡希望自己出手收拾李贽时沈会默认。因为，此事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27卷所载，但并未指明放风者是沈一贯。而张问达奏疏中某些内容，却与蔡几年前为诋毁李贽所写的《焚书辩》（由耿定向授意）有相似之处。
枪手有了，舆论有了，首辅默认有了，李贽的好友也式微了——厚道的漕督刘东星（山西沁水人，隆庆二年进士）最近才去世，具慷慨悲歌情怀的燕赵之士马经纶（河北通州人，嘉靖十七年进士）被贬闲居，而焦竑，则是耿定向的得意门生1562年，耿定向督学江南时曾命焦竑为崇正书院学长，还让其代掌教席。焦由此成为门徒，名声大振。耿去世，焦提议将书院改为祠堂，并书“耿天台先生讲学处”。有论者说焦李为知己，笔者认为，否！知己是双方披肝沥胆之人。考察焦李关系，似未达此境界。焦推崇李且思想受李影响大是事实，但一直无法摆脱与耿的师弟子关系。李在南京时曾云“惟宏甫为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为知己”，但我认为这不过一时（44—51岁之间）自作多情之语。李晚年书信多次陈述自己“无一知己”。又据今人李国文先生考察，焦写给李那么多书信但焦《澹园集》未收一件。由此可知焦之胆小，亦可知其态度暧昧并多有保留。其他例证尚多，笔者将撰另文叙述。因此，我认为焦李只是朋友关系而非知己。——蔡深知，收拾李贽时焦竑即使不满也不会出面，果然。由蔡幕后导演的辣戏终于开场了。
蔡毅中为什么迫害李贽？还得从12年前说起。
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焚书》在麻城刻成，主要揭露晚明儒生官员的无耻。尤其关于《与耿定向》7封信与《何心隐论》，彻底撕破了耿定向的假面具。耿恼羞成怒，写《求儆书》给门徒。求儆，本义是请求指摘过失，但该书并非如此。耿以孔丘面目出现，呼唤门徒勇为子路，替己解围。最先跳出来的就是蔡毅中。耿《求儆书》由蔡作序当时就刻版印刷，次年蔡还亲手撰成《焚书辩》又由耿作跋广泛散发。蔡《焚书辩》与耿跋口径统一。其口气和所栽赃事例，与后来张问达奏疏几乎如出一辙。接着跳出来的是聚集在武昌的一伙耿定向门徒。他们更卑鄙，竟雇用流氓以“左道惑众”名义围攻李贽。可怜李贽有一次刚到黄鹤楼，未及眺望晴川、遨游九峰就被驱逐。五年后（1596），耿另一门徒史巡道莅临麻城，又扬言要驱逐李贽。这一连串事件，蔡是否其间贯通者，不得而知，但其刻《求儆书》、撰《焚书辩》及与耿往复为文，都对迫害李贽立下汗马功劳。
蔡之迫害李贽，除授意外，我认为还与其为人和学养有关。蔡之学养，如前已知，来自温纯、耿定向，是自做圣人并诱他人入彀的朱熹“三纲五常”那一套。蔡之为人，极虚伪。其本传有许多华而不实之词。据云，四岁时父生病，他求天自代。五岁时通《孝经》，父问为何，答曰“欲为圣贤”。要知道，古人年龄是按虚岁算的。此所谓四岁，无非今天的三岁甚或两岁（如果生于下半年），所谓五岁，亦不过今天的四岁或三岁。谁爱信不信，反正我不相信这么大点儿孩子会有如此能耐。如果有，也只能哀叹其被异化到了非人程度。更可笑的还有：（1）其母盛夏生病渴望冰块，其家盂水忽然冻结。（2）会考时闻母去世，蔡呕血数斗（一个人到底有多少斗血？）（3）蔡结庐守孝，忽有紫芝、白鸟和千鸦齐聚墓侧。这些只能在小说和神话中见到的灵异故事，居然一本正经被记载于《明史》。其滑稽可笑，一至于此。由此可知梁启超、鲁迅为何对二十四史深恶痛绝，为何对《明史》颇多怀疑，亦可知《明史》倾向性多么强，还可知对蔡（含东林党人）的美化到达什么地步。李贽矛头所向，无不是蔡这类道学家、伪君子。后者为何不恨得牙痒，为何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四
冯应京为什么迫害李贽？
这得从个人动机及思想倾向入手。
冯迫害李贽，《明史》本传无载，因为作者要把冯塑造成一个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如反矿税）且毫无瑕疵的儒生官员光辉形象。但问题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事被李贽好友袁中道《李温陵传》、马经纶《与湖广冯佥宪》，及亲自调停过李贽与耿定向冲突的沈《李卓吾传》所载。在袁文中，冯被称为“当事者”，迫害事实是“火（烧毁）其兰若（寺）”。在马、沈文中，冯被直指其名，叫做冯佥宪或冯应京，而迫害事实也不仅是“毁龙湖寺”，还有“寘从游者法”（把跟从李贽学习的徒众抓起来投进监狱）等。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冯迫害李贽事发生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即李贽下狱和自刎前一年多。冯的迫害，使四年前耿定向门徒史巡道企图驱逐李贽的扬言变成了现实，也使李贽从此离开麻城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一会儿被刘东星接去（济宁），一会儿被马经纶接走（通州），最终走向了死路。从这个角度说，冯亦是谋杀李贽的元凶之一。
这年冯刚被擢为湖广佥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佥事，是按察使署的官员，该署是布政使司（相当于省级）的监察司法部门。黄州，为李贽芝佛院（即龙湖寺）所属麻城县的府治。皇帝派冯到湖广做佥事，是督缴矿税而不是找李贽的麻烦。然而，冯却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与有采矿权的本地缙绅（董事经理们）联合并与宦官陈奉斗，反过来抵制矿税。二是驱逐李贽。前一件好理解，冯出身南直隶缙绅（江苏盱眙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在反工商业税并维护儒生官员团体利益上与本地缙绅一致。这种玩火行径把冯自己送进了监狱但于东林党人有利，所以被《明史》大书特书。后一件却难理解。李贽退休多年，早已削发，专事讲学，与矿税无涉，为什么冯不放过？其个人动机是什么？
有人猜测冯新官上任三把火想露一手，也有人猜测冯视佛教为异端而李贽削发，还有人猜测冯欲维护地方秩序。这些猜测可能事出有因，但我认为不是真正动机。因为，（1）冯反宦官、反矿税，给皇帝难看，已露了最大一手，无须再借李贽出名。（2）有佛教倾向的儒生官员不是少数，冯并未与之断绝来往。（3）本朝儒生官员男女关系的无耻与泛滥，冯司空见惯，无须拿李贽说事儿。那么，冯真正动机是什么？我认为，从马经纶《与湖广冯佥宪》可找到答案。理由有二：（1）马信写于冯活着的时候，如有不妥，后者肯定会辩驳，但目前找不到任何辩驳。（2）马是一个勇者，笔者称之为慷慨悲歌之士，他的话值得相信。李贽死后，其钦慕者和学界朋友（包括焦竑）大都私下愤怒或悲哀，但唯独马敢站出来营救并抗议。他陪李贽前往监狱，还连续写出《与当道书》、《启当事书》、《与李麟野都谏转上萧司寇》、《与王翼廷主事》等为李贽申冤。从马信可知，冯原是李贽钦慕者之一。李在南京时，冯曾专程拜访。不知是忙还是不愿，前者竟未接待。如此好名，以圣贤自诩，并以胆大著称于儒学士林的冯，却在一个秃翁门前遭受了冷遇，其内心创伤可想而知。冯“意其慢己，怀恨而去”。从心理学看，这才是一个真正能蕴蓄强大能量的动机。明乎此，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手策动焚芝佛院、毁塔、逮捕追随李贽之僧人并驱逐李贽的活动等，就能得到合理解释。
此外，冯还有更多迫害李贽的潜在理由。
从政治思想看，冯倾向于东林党。如前已述，其老师邹元标就是东林党人。此外，其朋辈还有更多同党。有学者把该党视为进步团体，专门搜求其朋辈中党人。他们发现，与冯互以书札论道的冯琦、丁元荐、曹于汴及与他同时系狱的弟子何栋如等，无不列名于天启五年（1625）颁示天下的《东林党人榜》。从道德倾向看，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纲五常”式教条主义者，其矫情差可与蔡毅中“媲美”。母亲去世，冯严格按《周礼》规定，在墓旁结庐三年，不吃肉，不进妻妾之房，每天枕土块，睡草垫。在学问上，冯“笃信朱子，不啻子夏之信圣人”，是一名由王返朱的忏悔者。由于咬定了朱学，对以前学习王阳明相当后悔，所以恨王极其激烈。这些方面都和李贽相反。李贽思想比较驳杂，除儒释道外，还有幼年以来的伊斯兰文化背景，以及晚年受基督教启发而萌芽的平等思想。由于思想驳杂，李贽道德上相当自由。他不株守儒家，用马经纶的话说，是“有官弃官，有家弃家，有发弃发”。但思想相对自由绝不意味着行为放纵，恰恰相反，李贽生活非常谨饬。据朋友袁中道说，他食无荤腥，居无仆妾。这也与冯、蔡和一班东林党人根本不同。马经纶曾用李贽来对比儒生官员，说后者“甘一官若饴，数日不近妇人若死，甚至涂抹须发，外以求怜上官一日之容，内以取媚姬妾半刻之欢，习以成风”。如上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都是冯很难容忍的。
还有人认为冯迫害李是误伤，理由是他们都和基督教神父利玛窦有深交。
我认为，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