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洛肯
后现代主义类似一个法力无边的魔头，它的最大爱好就是颠覆与解构。颠覆一切既有的强势，解构一切既有的权威。其中一大对象就是悲剧与崇高，虽然，那表达方式也不是刻意的、专题专用的。然而，仅仅这样一个魔头，原本不该是悲剧与崇高的对手，细细反思，那背后当有更为深广的动力与原因，并且，解构与颠覆之后又当如何，也是无可回避的话题。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一、悲剧与崇高：曾经的价值辉煌
西方戏剧史、文学史乃至审美思想史上，有两个光彩照人的主题，一是悲剧，一是崇高。虽是两个主题，却又是一对孪生兄弟。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因为有崇高充溢其间；崇高之所以为崇高，又因为有悲剧体征其外。悲剧与崇高之间，有必然性作联结，于是原来的双峰并峙，就成就了一段历史的辉煌。
说是一段辉煌，也不尽然。因为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三大悲剧家出现。他们的那些经典悲剧，几乎囊括了后世西方戏剧中的一切悲剧要素，并且在那样的时空条件下，对这些要素给予了最好的编排，最伟大的结构与最充分的演绎。而在它们的价值体系中，崇高显然占据着一个特殊的重要位置，其最为我们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如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进入中世纪，尤其是500年黑暗时期，情况变了，悲剧不在，崇高也不在。然而，在那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中，依然有丰厚的背景性文化起着巨大的作用。基督代人类背负十字架的精神，或许也可以认做一种特殊的崇高品征的宗教性体现。而这样的体现，只有在同质性的文化氛围与特定的传统与语境下，才有可能发生与崛起，才可能由逻辑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
悲剧与崇高的历史最高表现，是在文艺复兴年代，以后一发而不可收，直到启蒙运动，直到浪漫主义大潮的狂飙骤起，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直到马克思与尼采。马克思赞美悲剧，但立论基础已与它的传统有别；尼采未必那么赞美悲剧，他的超人理想，却更近乎于崇高，甚至连崇高都不足表达那力度与内涵，那实在是有类于上帝的崇高。虽然他的名著之一，题目就是《悲剧的诞生》。上帝死了，超人来了！悲剧固有，崇高更多。
最能代表西方近代以来的悲剧与悲剧性著作的，我以为首推《哈姆雷特》；同类小说作品中，我以为首推《安娜·卡列尼娜》。虽然，在它们周围或前后，还有众多的悲剧或悲剧性名著名作，但这两部作品，显然更具有悲剧本色与崇高品性。
这里评论几句《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是高不可及的伟大悲剧。与它的前人比，它是空前的，与它的后人比，它又是绝后的。这不是说，后来人的作品就永远达不到它的高度了，而是说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境遇，那样的文化条件与审美感觉中，它已经成为历史的唯一。仿佛古埃及的金字塔与中国的万里长城，并非现代人不能再造它们，而是它们作为历史的表征符号已无可替代。
《哈姆雷特》自是西方古典悲剧的极品。这不但表现在它的悲剧意识上，而且表现在它的悲剧题材里，还表现在它的悲剧结构上，更表现在它的悲剧内涵上。
这是一部充满各种矛盾的戏剧，而这些矛盾事关重大，纷繁缠绕，日趋日烈，决然无解。单从《哈姆雷特》的角度理解，已有六大冲突线路向着死亡延伸奔走，而哪怕是其中最为弱势的一个线路，也必将导致主人公的死亡与那精神的迸发与光耀。
第一种冲突，显然是哈姆雷特与他叔父的冲突。他叔父既是他的杀父死敌，又是他的继父；既是阴谋篡位的叛逆，又是他最亲爱的母亲的后夫。单这一种冲突，就足以让哈姆雷特陷入万劫不复的悲剧深渊之中。
然而，还有第二种冲突。那就是他和他母亲的冲突，他无比挚爱自己的母亲，然而他的母亲又是如此地让他失望与绝望。他的母亲竟然变成了杀害他父王的凶手的妻子，也因此由一位伟大的国母瞬息蜕化为事实上恶逆的同伙。他爱她，他又恨她；他爱她，却又无法真正爱她；他恨她，却又无可奈何。以至于他要仰天长啸：软弱呀，你的名字是女人！这样的悲情与悲剧，实在是我们人类无法承受也无可解脱的。
然而，还有第三种冲突，即哈姆雷特与恋人的冲突。她的存在，无疑是他情感上最大的满足与幸福。可惊可怖的是，他恋人的父亲恰恰是他叔父的第一号帮凶。他既然对谋杀篡位夺母的叔父无比仇恨，对这丑恶凶残阴险诡异的帮凶，自然是必欲杀之而后快。然而，杀死这帮凶也就等于杀死了他的恋人与爱情。非但如此，他不但果真杀死了他们之间的“爱”，而且为着复仇的大目标，他还要坚决拒绝他们之间的爱，这又构成了新的“伤害”与“虐杀”。其直接后果，就是他恋人的绝望与死亡。那后果的后果，就是他无法独自苟活与生存。
然而，还有第四种冲突，这就是他与他未来妻兄的冲突。他的妻兄，也是一位真正的勇士，又是他的朋友，而且绝对不是一位坏人。然而，他杀死了人家的父亲，又“逼”死了人家的妹妹，他还要和人家刀光剑影，决死较量。这样的冲突，无可解脱，无可回避，亦无可共在。中国人所谓“不共戴天”者，当是最好的注解。于是两个盖世的勇士，双双死于对方的剑下。
然而，还有第五种冲突，就是他与他父亲亡灵的冲突。一方面，正是他父亲的亡灵向他诉说了那一段惊天阴谋，另一方面，那又毕竟是亡灵的昭示呀！他应该信他，他愿意信他，但他又不能信他，无法信他，他本当不用任何说服就可以自己说服自己，然而事实却是，即使有一万个人在说服他，他还会疑窦丛生。请问，亡灵的昭示与梦的昭示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反过来说，我们可以根据一个梦境，就去报复，就去诉诸武力，就去改朝换代，就去让那些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万缕千丝的人们一个个死于非命吗？这样的内心冲突，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煎熬着我们主人公的已经困苦不堪的心灵。于是他反复悲愤彷徨，自言自语：存在或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
单单上述五种冲突，已经足够甚至超负荷于一部伟大的悲剧了，然而，还没完呢！还有这位可爱可怜可悲的王子与他自己的矛盾呢！他贵为人之子，有着几乎所有人类可能具备的优点与长处，他博学，他智慧，他勇敢，他真诚，他俊美，他有才情，他有爱心，他才华出众，他技艺惊人，然而——请读者朋友原谅我使用这许多的然而吧——他又兼具人类身上可能存在的诸多弱点与不足，他犹豫，他彷徨，他软弱，他不自信，他首鼠两端，他仇恨，他抱怨，他疯狂，他痛苦，他粗暴，他任性，他指天画地，他泪流不止；他明知这一切似乎都不可能，却执意要从中找一个可能出来。他本当伟大的，却变成了渺小；他本当坚强的，却变成了怯懦；他本当快乐无边的，却变成了痛苦无期；他本当无比自信，无所畏惧的，却变成了畏首畏尾，不知所云；他本当正正堂堂成为父王当然的继承者，却变成了杀父仇敌的后续的儿子！如此等等，怎一个“死”字了得！
这样的悲剧情节可以说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而它代表的历史境地与文化追求，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那个时代的巨大旗帜！这旗帜上面，分明写着一个巨大的“人”字。人与这一切角力，并在这角力中发现自己，崇高自己，辉煌自己。
中国的悲剧历史也很悠久，然而用这样的范式去衡量，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不表明，中国的传统悲剧就该低三下四，只能证明中国的悲剧艺术，悲剧审美，悲剧价值乃至悲剧文化，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典悲剧，更喜欢结局的大团圆。再悲再苦，也要团圆，悲死苦死，也要团圆。人间不能团圆，鬼魂也要团圆，化蝶也要团圆；今世不要团圆，来世也要团圆；最喜欢善有善报，最推崇三生有幸。故，我们中国式悲剧，更多地不是表现在结局上，而是表现在过程上。中国的悲剧甚至可以称之为“在路上”的悲剧，它尽可以命名为过程悲剧，或者苦情戏的。情悲意苦，多少正义，寓于其中。其价值表达，也不以崇高为目标，而是以良善为底板，以正义为追求，以人伦物理为基本价值判断。
如果非要用西方的悲剧与崇高来衡量的话，那么符合这标准，且做得同样出色，同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就是令我们炎黄子孙无比自豪的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它虽然是产生在中国文化，中国语境，中国情致下的文学作品，但与《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等经典巨著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二、破碎与无奈，现代艺术的一种文化表达
然而，悲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崇高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虽然现实中还有悲剧，也有崇高，但二者之间不再具有那样的“必然性”联结了。在先前的时代，不悲剧就不能崇高，不崇高也不足以称之为悲剧。用鲁迅先生的话表述，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为它有价值，毁灭了才更可悲；因为它价值伟大，毁灭了才成为大悲剧；又因为它虽然毁灭了，但那精神是长青而不死的，价值是永恒而不灭的，所以才崇高。
但是，做到这些，或者说达到这样的历史契机，并非随心所欲的，亦非亘古长存的。它至少需要以下四个内在性构因作条件：
一、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二、内在冲突各方的巨大张力；
三、主人公的伟大追求与无比激情；
四、异乎寻常的爆炸性毁灭性结局。
然而，这些条件随着世势变迁，世情演化，一个一个地被弱化，被消解，终于显得若有若无，或有或无，有因无果，有气无力，以至于就其本来面貌与本真意义而言，已经不复存在了。
首先，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性话题已然不复昔日的形态。关注点也有的，但不再那么热烈而持久；焦点也有的，但不再那么恒长与极端。文艺复兴时期，中心话题就是——人。人既是内容，也是形式；既是主题，也是主体；一切文化与社会旋律，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人”展开。启蒙运动时期，中心是理性，核心理念则是人权与自由，再加上平等与民主等文化要素。哲学家作形而上学想，研究它；文学家形象表达、表现它；政治家谈论它；革命者推动它；人民亲近它；社会欢迎它。法国《大百科全书》在知识上丰富它；新兴的科学与技术在理念与实践上，支持它。最平和的表达方式，如英国的洛克，骨子里也是一派革命情怀；最尖锐的表达方式，如法国的卢梭，更带有战斗精神；最深刻的表达方式，如德国的康德，又具有颠覆性品质；一言以蔽之，所谓：“不自由，毋宁死！”这等境界，自可直通悲剧的艺术殿堂。
还有中国的五四运动，主题就是德、赛二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中国古来缺少这样的资源。儒学时代进入末世，尤其反对这样的理性与文化。虽然有了辛亥革命，却抵不住袁世凯一流人的烂污，偷窃与破坏。于是积弊积害，积怨积怒，积风积雨，终于爆发，给了中国传统与社会一个新的震撼性主题与狂飙式旋律。
这样的社会与历史结构，渐渐变了，而且是从根脉上变了。就西方而言，自由原来是社会的主题，这主题实现了；民主也曾是社会的主题，这主题也实现了；性爱原本是禁区，这禁区也被打破了；自由婚姻原本不可能，后来不但成为可能，而且远远超出了当初哪怕是最大胆最极端的思想家的任何一种设计、推论与想象。于是，主题，没了。
由于主题的消解，发自社会深层的种种冲突的巨大张力，亦随之慢慢消解。这消解或者有形有色，或者无声无味，也许就在人们不再关注，失去关注，厌烦关注的庸庸碌碌之中，就潜移默化成为现实。
我们试想一下，安娜·卡列尼娜，她的全部追求，从头说到尾，不过是自主爱情罢了。然而，那时代不允许，那社会不允许，那信仰不允许，那习俗不允许，那文化不允许，于是多少压力，集于一念，汇于一身。然而，她是对的，于是对峙的双方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固然不是大战场上百万军队的死命冲杀，也不是山摇地动巨大自然灾难的骤来袭来，而是一种内在性矛盾的冲撞与角斗，且是黑格尔所谓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内在性冲撞与角斗，是她内心世界的两种信念，两种追求，两种精神的内在冲撞与角斗，其最终结果，是她以特别惨烈的方式毁灭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个就是悲剧与崇高。
但这样的张力，在现代主义条件下，行行在在，尽行消解。安娜·卡列尼娜的后人们，完全没有了反恋爱自由的强大压力，也没有任何反对婚外恋的魔咒般的桎梏了。人的情感完全自由了，你想爱谁，尽管爱谁，唯一的成功条件在于人家也要爱你。就算人家并不爱你，你只管去爱人家，只要不曾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与平静，绝不会成为社会的笑料，也不会成为个人的耻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