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就改朝换代这一事件本身来说，美国学者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的导言中认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就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来说，朱义禄先生认为：“就古代文明的整体态势而言，有两个先后辉映的黄金时代，这就是先秦和明清之际。”从学术史方面来说，刘梦溪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学术流变，有三个重要的历史分际点：一是晚周，二是晚明，三是晚清，“都是天崩地解、社会转型、传统价值发生危机、新思潮汹涌竞变的时代”。就这一时段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说，陈伯海先生认为文学史上先后出现过三次高潮——周秦之交、唐宋之交、明清之交。就这一时段的人文特色来说，赵园先生说她最初选择明清之际作为研究范围，是“被明清之际的时代氛围与那一时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吸引了”。
这一时段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展开方方面面的探索与研究。在历史学领域，早在50年代，就有谢国桢等一批学人展开研究，谢国桢先生陆续出版了《南明史略》、《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清初的学风》等著作。近年来更有升温的趋势，先后出版了顾诚先生和美国学者司徒琳分别撰述的同名著作——《南明史》。在社会学领域，有李亚宁先生的《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在思想史领域，有陈鼓应先生等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在文人心态研究领域，则有朱义禄先生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和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这些专著，犹如盛开在明清之际研究花苑中的朵朵奇葩，各竞芬芳。而这里我们将要展开的关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群的研究，则将尽力为这座花苑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如前所述，明清之际作为一个文化史上的命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要想真切地了解一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中人们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阅读、考察那个时期出现的小说，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有学者指出：“过去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精英文化研究乃至思想史研究，而对于构成国民性真正内涵的大众文化与日常行为文化都重视不够。”如何研究“构成国民性真正内涵的大众文化与日常行为文化”？只有一种方法：研究民间通俗文学。对此，致力于研究中国“游民文化”的王学泰先生深有体会地说：“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只看孔子孟子怎样说，老子庄子怎么说，二程朱子……这些往往停留在官府的文告或士大夫冠冕堂皇的诗文中，还应当看看小说、通俗戏曲中怎样说。”王学泰先生认为游民不同于农民。游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被抛出士农工商诸固定职业之外而形成的社会边缘群体，它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通俗文学中所反映的江湖气乃至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乱世英雄的社会渊源都是游民而非农民，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毋宁说是游民的反社会行为。小说一般篇幅长，视角宽，便于对一个时代进行深广客观的描述与解剖，比文集、诗词、戏曲等其他体裁的文字记载具有明显的优势。
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不应当也不可能忽视对小说作家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研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发掘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然而，由于资料本身和研究视点等等因素的限制，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远远未臻成熟。本书拟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的角度，切入到易代之际小说作家们深邃幽邈的心灵世界。
第一节历史上的“明清之际”
一、历史学家对“明清之际”的划分
“明清之际”，也被称为“明末清初”、“明清之交”，是一个日益引起大家重视的特殊的时代。历史学家对“明清之际”这一阶段的界定，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明万历年间（1573～1619）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2）。在史学研究领域，多数研究者将“明清之际”定为明万历初年到清朝康熙末年一百余年之间。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明末清初的学风》两书中，对“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的研究范围，上不超越明万历年间，下不超越清康熙年间，实际上就是认为从明万历初年到清朝康熙末年。冯天瑜先生在《中国文化史断想》一书中，对“明清之际”的划分与谢国桢先生相同。陈鼓应《明清实学思潮史》将“明清之际”定为从万历中期到康熙中期。朱义禄先生在《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一书中，没有明确说明“明清之际”的划分时限。但考察其论述范围，大致在万历中后期和康熙初期之间。
第二，明嘉靖—万历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李亚宁先生在《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指明“明清之际”是从明嘉靖—万历到清乾隆—嘉庆年间的一段时期。
第三，明崇祯末年到清康熙前期。赵园先生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说明了“明清之际”的大致范围。她说：“‘明清之际’是个起止不明确的时段，在这本书中，它大致指崇祯末年到康熙前期。”
历史学上的这三种划分时段中，李亚宁先生在《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的划分似乎太过宽泛。从明嘉靖（1522～1566）到清嘉庆（1796～1820）之间跨越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在这三百年间，历史文化、社会思潮等已几经变迁。从科学文化领域来说，这种划分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选择其他研究角度，则似乎很难对这一宽泛的时间段做整体性的把握和研究。赵园先生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的划分则又似乎过于狭窄。“崇祯末年到康熙前期”，其实就是指顺治王朝统治时期的十八年，又在其起始和终结年份上分别提前、推迟了几年。实际上，赵园先生在这本书中研究的是崇祯十七年大明帝国覆亡这一事件对当时士大夫精神上的重创，以及这种重创在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上所施加的影响、所遗留的痕迹。对于这本书的研究思路来说，这种时间段的划分是契合的。但同样，如果从其他研究角度考虑，这种划分则会显示出过于局促的不足性来。赵园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后来又转而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从作者的角度来说，《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对“明清之际”时段的划分，应当归入文学研究领域。但就这本书的具体内容而言，赵园先生考察的是易代之际士大夫的思想、言论、生存方式、学术等历史学研究领域的课题。所以，我们把这本书中对“明清之际”时段的划分，归入历史学研究领域。
从历史学研究领域来说，“明清之际”的划分似乎应当界定在明万历年间和清康熙年间。更确切地说，“明清之际”应当界定在万历中后期和康熙初期之间。万历中后期，是明朝走向衰亡的开始，神宗皇帝数十年不问朝政，与官吏们消极对峙，当朝国政只是依靠其强大的惯性在继续运行。接下来的泰昌、天启年间，阉党当政，祸乱朝纲，有正义感的士人与之对峙，党社纷起，两种势力相互倾轧。国事日非，天下遂乱，竟而至于流民义军势力日倡；东北边防守军引狼入室，满清王朝竟入中原，定鼎北京，大明王朝覆亡。流民义军的“以下犯上”和满清王朝的“以夷制夏”，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就是乾坤倾覆，奇耻大辱，伦常颠倒，末日来临。崇祯十七年天崩地解、令人应接不暇的时局变迁，对当时经济、思想、学术、文学诸方面的影响剧烈而深广。接下来的整个顺治年间，清朝统治者都在与负隅顽抗的南明以及各种反清势力进行殊死的较量。直到康熙初年，各种反清势力日渐消歇，长期的战乱逐渐平定，和平的生活重新来临，整个社会逐渐进入正常发展和逐步走向繁荣稳定的时期。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历朝统治都不再如国势强盛时那般谨严有力。统治力量的软弱和衰竭，必然纵容为统治力量所不容的各种“异端”势力的迭起，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诸方面都显示出相对解放的色彩，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具备一定的“近代文明”启蒙时期的意味，有人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因此我们认为，历史学领域的“明清之际”，界定在明朝万历中后期和清朝康熙初期之间比较符合史实。
二、“明清之际”的时代特点
确定了明清之际的上限和下限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明清之际的时代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的特殊性，主要被描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近代文明的开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如果就中国来看中国的近代历程”，那么明末清初政治上的君主观的变化，与经济上田制论的变化，“应被视为清末变化的根源”，“从这里寻找中国近代的萌芽，决不是没有根据”。沟口雄三先生认为，中国从清朝末年全面进入近代文明时期，但早在明清之际，中国的政治观、经济制度、学术思想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了向近代文明过渡的旅程。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
第二，自我批判时代的降临。 “自我批判的时代”，是马克思的用语。如何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意义呢？朱义禄先生在《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一书中阐释为：“进行自我批判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那就是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地集中在一起且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但该社会尚未达到崩溃或解体的时刻。”据此，朱义禄先生进一步断定，明清之际基本上具备了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自我批评也即自我反省，明清之际的易代之变，引发了潜伏在社会深处的各种矛盾，又使得各种矛盾的冲突空前地尖锐激烈，人们开始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反思，在反思中加以根本性的否定，在否定中走出中世纪的阴影，迎来近代文明的曙光。
第三，出现了启蒙思潮。庞朴先生认为中国明清之际出现过启蒙思潮或者叫早期启蒙思潮。朱义禄先生这样描述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特征：“崭新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的觉醒，禁欲主义的批判，专制主义的鞭挞，主体意识的高扬，经学态度的否定，怀疑原则，自得精神，学术民主……”这些崭新的时代面貌构成了明清之际启蒙意识的方方面面，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启蒙思潮。
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其实是三位一体。正因为明清之际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进入到自我批评的时代，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才被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尽管这种近代文明的端倪在康熙、乾隆年间又一次因为封建政治体制走向稳定坚固、思想文化的钳制日益加重而被逐渐消解，但其对从清初到清末整个社会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