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几种谋生方式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是生员，他们的谋生方式，也不出于古代士人可择业的范围，以出仕、处馆、卖文、作幕乃至医、卜、相地、从商等为主。
一、耕读出仕
先说耕。“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可谓是中国古代士人源远流长的最高理想。如果能够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出仕为宦，则可成为读书人中的上等人。如果不能出仕，力田也是不错的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人的古老传统。李颙曾谈到以耕读理衡量读书人品格的意义，可谓是士人传统观念的一个总结：
志在世道人心，又能躬亲稼圃，嚣嚣自得，不愿乎外，上也；志在世道人心，而稼圃不以关怀，次也；若志不在世道人心，又不从事稼圃，此其人为何如人！与其奔走他营，何若取给稼圃之为得耶？（《四书反身录·论语下》，《二曲集》卷38）
他认为读书人除耕、读二事之外，若从事其他职业，那就简直不能称其为士人了。王夫之也排列过士人职业的优劣顺序：
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时。
虽然说的好像很是通达，其实优劣标准自在其中。“能士者士”是上选，“医”已经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农工商贾”则更是无奈之举了。
当时的学者陈确说：
吾辈自读书谈道而外，仅可宣力农亩；必不得已，医卜星相，犹不失为下策。
他认为士人的职业选择，在“读书谈道”之外，只可以“宣力农亩”；至于“医卜星相”，只是“必不得已”而已。
张履祥的看法不同，他说：
然择术不可不慎，除耕读二事，无一可为者。商贾近利，易坏心术。工技役于人，近贱。医卜之类，又下工商一等。下此益贱，更无可言者矣。
他认为除耕、读二事之外，士人别无合适的职业。商贾“易坏心术”，工技医卜“近贱”、下贱，其他职业就“更无可言”了。
多数读书人希望能够在读书之外，家有田产以自养。张履祥在谈到从事处馆等职业的屈辱感之后说：“吾人惟有力田代食，可以俯仰无怍。”
然而，明清之际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江南地区，绝大多数士人无田可耕。戴名世在《种杉说序》中，谈到明清之际读书之士的谋生困境：
余惟读书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绝矣。田则尽归于富人，无可耕也；牵车服贾则无其资，且有亏折之患；至于据皋为童子师，则师道在今日尤贱甚，而束修之入仍不足以共俯仰。
据他所说，当时读书之士无田地耕种，无资产从商，就连读书人的传统职业——教书，不但在当时显得地位低贱，而且收入也不足于糊口，“治生之道”已经沦入穷途。
再说读。作为生存手段的“读”，不是涵养性情的读，而是直接以考取功名为目的。从谋生的角度看，“读”的根本目的在于出仕。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也有几位为官者，冯梦龙、凌濛初、丁耀亢、袁于令等人后来都走上了仕途，其中冯梦龙、凌濛初等还颇有政绩。但冯梦龙、凌濛初、丁耀亢等走的并不是科举正途，而是通过拔贡、谒选等途径成为官员的。
崇祯三年（1630），五十七岁的冯梦龙被补为贡生，次年授丹徒训导。崇祯七年（1634）冯梦龙到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贫瘠小城福建寿宁出任知县。“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在当时福建五十七邑中是最有名气的。名士徐渤在为冯梦龙写的诗序《寿宁冯父母诗序》中，称赞冯梦龙的政绩和其在任中的闲暇生活：
盖宁为建属邑，界万山中，峰峦峭菁，滩水，最称僻壤。景皇帝时，始设县治，厥土惟瘠，厥赋下口，民驯有太古风。令早起坐堂，皇理钱谷薄书，一刻可了。退食之暇，不丹铅著书，则捻须吟咏，计闽中五十七邑，令之闲无逾先生，而令之文亦无逾先生者，顾先生虽耽乎诗，而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又超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
冯梦龙在任一县之令时，还能“退食之暇，不丹铅著书，则捻须吟咏”，倒不脱文人本色。
凌濛初早在天启三年（1623）就不再对科考中举抱以希望，转而走进京谒选的求官之路。直到崇祯七年（1634），才以副贡资格出任上海县丞。但他在任上尽心尽职，很得上司赏识。其《墓志铭》中记载：“催科抚字，两无失焉。迄今海滨故老犹能称述之。”他在受命办理吃力不讨好的“漕运”事时，没有听从别人的劝阻，而是表示出高度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是吾职也。彼皆不得其肯綮耳，我能办之。”工作完成之后，他将自己此次运粮入都的经验写成《北输》二文，得到上司的首肯：“是可为松郡良法矣。”他接手海防中积弊甚多的“盐场”事后，找到合理的储盐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可以保证无人能够从中作弊，“沿海设防，皆以为法”，他的做法很快得以推广，得到上司的嘉奖。崇祯十五年（1642），凌濛初升徐州通判，上海民众极力挽留：“去任之日，卧辙攀辕，涕泣阻道者，踵相接”，可见他在上海县丞任上颇得民心。
凌濛初在徐州通判任上分署房村，“昼夜图维，防筑有法”，任职一年多的时间中，没有发生洪涝大灾，又得到上司的赏识。他曾献计何腾蛟瓦解了当地的两支义军。何腾蛟准备保举他作自己的监军佥事，凌濛初却被原来的上司挽留，理由是：“有寇甫平，河上方起，吕粱洪、百步洪一带尤为要地，非凌某不能料理”，可见凌濛初在当地的重要性。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他在房村抵抗流民义军时死去，临死前还一再设法使百姓免于兵燹之苦，体现了一个正统儒士的胸怀。
丁耀亢于顺治三年（1646）为“升斗计”赴京，在友人的帮助下，以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他在北京与当时名公王铎、傅掌雷、张坦公、刘正宗、龚鼎孳等都有结交，常常在他所居的“陆舫”中赋诗，因而名噪一时。顺治十一年（1654）任直隶容城教谕，过着清苦的薄宦生活，并在此处创作戏曲《蚺蛇胆》和小说《续金瓶梅》。
袁于令于顺治二年（1645）冬，出仕清朝，与龚鼎孳、曹溶等人过从甚密。顺治三年到四年，离京监督山东临清关。顺治四年（1647）迁任湖北荆州知府。顺治十年（1653）被参“侵盗钱粮”罢官。离开荆州后，“失职空囊，侨寓白下，扁舟归里，惆怅无家”。晚年出游苏州、杭州、扬州等地，与友朋欢聚倡和。康熙十二年（1674）逝世于浙江会稽（今绍兴市）。袁于令曾作到太守之职，可以说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官职最高的一位。但其实袁于令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官（尤其是“大官”）。陈继儒在《西楼记原叙》中，描述袁于令的性格是：“世人与之庄语，辄垂首欲睡。间杂以嘲弄谐谑，曼歌长舞，不觉全副精神转入声调。”对此，尤侗在《艮斋杂说》中也有记载：
箨庵守荆州，一日谒某道。卒然问曰：“闻贵府有三声，谓围棋声、斗牌声、唱曲声。”袁徐应曰：“下官闻公亦有三声。”道诘之，曰：“算盘声、天平声、板子声。”袁竟以此罢官也。
袁箨庵流寓金陵，落魄不得志。大书门联曰：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如此不善韬光养晦、“游戏调笑”之人，怎经得起宦海浮沉？他遭到弹劾罢官，当也是情理中事。
二、处馆
处馆也是士人传统职业，但从事此职业的士人，往往有很强的屈辱感。张履祥在其《处馆说》中谈到处馆的屈辱：“今人计较多寡，及关书等于券契之类。”士人以将读书授业的高尚行为与商务券契视同一类，而深以为耻。
明清之际“师道”之贱，在《醒世姻缘传》中颇有记载。《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劣书生厕时修桩程学究昆中遗便》，描写顽童狄希陈以种种恶劣手段作践蒙师程乐宇，“极的那先生跺了跺脚，自己咒骂道：‘教这样书的人比那王八还是不如！’”《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描写了狄希陈作践蒙师的几件事例，聊举一例：“一日夏天，先生白日睡个晌觉，约摸先生睡浓的时候，他把那染指甲的凤仙花敲了一块，加了些白矾，恐那敲碎的凤仙花冷，惊醒了，却又在日色里晒温了，轻轻地放在先生鼻尖上面，又慢慢的按得结实。先生睡起一大觉来，那花已荫得干燥，呆在一边，连先生也不晓得，只是染得一个血红的鼻子。”
蒙师课童的确不易。蒙师所得束修极低，辛辛苦苦教一个学生，一年一般只有几两银子。《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五回《无行生赖墙争馆》，说汪为露“教了狄员外的儿子狄希陈整整五年，节里不算，五四二十，使了二十两束修。他娘叫他认字，单单只记得‘天上明星滴溜溜转’一句。见狄希陈不来上学，另请了程乐宇坐馆。”汪为露是在家收学生来上学，教一个学生一年束修四两银子。程乐宇到狄希陈家中坐馆，每年束修要多一些。第三十三回写狄家、薛家共同请程乐宇坐馆，央人去说：“共是十一二、十三四的四个学生，管先生的饭，一年二十四两束修，三十驴柴火，四季节礼在外，厚薄凭人送罢。”则坐馆教一个学生一年束修六两银子。与他们所付出的根本不能成比。
《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写到蒙师课童的不易：“别的都易易的正了字下去，惟狄希陈一个字也不认得，把着口教，他眼又不看着字，两只手在袖子里不知舞旋的是甚么，教了一二十遍，如教木头的一般。先生教，他口里捱哼。先生住了口，他也就不做声。先生没奈何的把那四五行书分为两截教他，教了二三十遍，如对牛弹琴的一般。后又分为四截，又逐句的教他，那里有一点记性。先生口里教他的书，他却说：‘先生，先生，你看那两个雀子打帐！’先生说：‘呃！你只管读那书，看甚么雀子？’又待不多一会，又说：‘先生，先生，我待看吹打的去哩！’先生说：‘这教着你书，这样胡说！’一句书教了百把遍，方才会了。又教第二句，又是一百多遍。会了第二句，叫他带了前头那一句读，谁知前头那句已是忘了。提与他前头那句，第二句又不记的。先生说：‘我使的慌了，你且拿下去想想，待我还惺还惺再教！’”尤其是在别人家坐馆的塾师，除了辛苦教书之外，还要远离家人，在东家吃饭，仰人鼻息，诸事不敢挑剔。张履祥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
弟所以自比此事于佣作之人，主人使其挑粪，则亦不得已而为之；又自比于守门之丐，与之酒食，则亦欣然受之。
西周生在《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五回的口头几段文字中，谈到“穷秀才”穷途之中的几种治生方法：
一是开书铺，但需要本钱，又怕官府、亲友赊借；
二是“拾大粪”，“如今那拉屎的所在，都是乡先生孝廉公问官讨去为糊口之资的”，但“这恶臭的勾当”“又是秀才们治不得生的”；
三是开棺材铺，但“为甚拿了本钱，做这样忖害人不利市的买卖？所以这卖棺材又不是秀才治生的本等”；
四是“结交官府”，但结交官府之前需在官府周边的门吏管家面前做小服底，结交官府之后又要随这官员承担仕宦的风险，“想到这利少害多，荣轻辱重，得暂失久，这等经营又不是秀才的长策”；
五是教书，“总然只有一个教书，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
但教书又有许多不如人意、无可奈何之处。西周生似乎本身作过教书先生，深知个中滋味。他在此处细细剖析教书生涯的利弊得失：
但这教书又要晓得才好。你只是自己开馆，不要叫人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