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的支持。据河北省纠风办副主任张福建介绍，《阳光热线》栏目是在全省广泛开展民主评议行风活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工作一开始就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每年的行风评议动员大会都由省委书记、省长到会讲话，而且得到了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国务院纠风办的大力支持。因此，《阳光热线》是行政命令式的硬性权力（上对下的直接的监督权力），公众反映的问题只是提供了权力的指向。
主动与被动的有机结合。如果说监督在中国从来都不缺乏的话，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被动的监督，对于主动地接受监督则并不多见。省市厅局（9位省级领导、500多位厅局级领导）作为行政的整体代表，以象征的符号形式呈现了主动接受监督的意义。这种行为和“找茬”不同，是愿意的（如联合开办节目、做客直播间）、可接受的（都是所属下属行为有关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加上传媒“有选择”地将热线电话切进直播间，因此更使得“挑刺”是可控的。
较低的参与成本。公众只需要通过电话和短信就可以参与，相关部门只需要追究即可，传媒只需要提供这样的平台。
及时处理问题。如2004年5月，河北移动公司副总经理吴穗华带领相关部门人员在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的“阳光热线”直播节目现场，听取和解答了客户提出的各类问题。除现场来电外，河北移动公司还记录听众电话数十个，收到听众短信17个。在节目播出后除了将所有问题进行汇总，要求相关部门及各市、县分公司与反映问题的听众取得联系并尽快解决外，河北省移动公司网络部工作人员还与河北广播电台记者一同赶到客户反映信号不好的地区进行现场测试，在客户所在区域新建了基站。这一点很重要，当《阳光热线》的电话成倍增长，每日近万个电话的数量足以说明听众对此的期望和迫切期待。但这些归根到底是来源于问题可望得以解决。可以预料的是，如果问题解决不复存在或者是乏力的话，这样的增长不可能成为现实。
问题解决的反馈。事实上，《阳光热线》的时间只有30分钟，相关问题的阐述、前半部分有意识的政策宣传，以及除去广告时间，能够容纳给问题的时间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的直播，只能涉及到2至3个问题的原因。但这并不重要，这种仪式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同样能够产生刺激效应，将激发听众参与。特别是当末尾附上的问题解决情况，很容易让普通的受众相信，《阳光热线》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阳光热线》面临的问题及未来探索
《阳光热线》自身一直在探索。如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针对执行难，《阳光热线》先后两次与省高院合作举办“《阳光热线》帮您解决执行难”活动。省、市、县（市、区）三级法院联手，出动车辆800多辆、2000多人次，执结案件80多起，解决“执行难”拖欠款1000多万元。针对年终岁尾的工资拖欠酿成多起风险事件，《阳光热线》与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在石家庄火车站广场举办了《阳光热线——帮你讨工钱》大型户外现场直播，接待农民工500多人，当天讨回工钱15万元。鉴于《阳光热线》话题有限，《阳光热线》积极拓宽话题，开办了《阳光论坛》等一系列子栏目，邀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就热点话题与听众深入讨论。除此外，特殊时期打破常规。如在防治“非典”和防控“禽流感”期间，《阳光热线》适时开办了系列专题节目，邀请相关部门厅局领导、知名专家作客直播间，解疑释惑、阐释政策、消除恐慌，以便公众掌握防控知识。针对听众反映问题涉及面广、打进电话难的实际情况，《阳光热线》不断改进节目形式：由原先一个厅局做客直播间，发展为几个职能相近或相互关联的部门联手参与节目，并有意识地邀请地市领导参加；还把直播车开到广场、公园、社区，真正实现了厅局与群众的大面积接触。
尽管如此，面临的问题也不少。高层领导人何以能坚持？热线电话难打如何处理？问题多与进入媒介议程的问题少的矛盾如何处理？问题解决的“优先权”是否合理？地方领导人是否会疲于应付？传媒如何引导公众对更多的公共问题关注，而不是局限于自身的个人问题。
关于阳光热线的未来。需要着力于问题解决与政策讨论相结合，提升传媒在政策制定、执行方面的参与功能。从而将推进行风建设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有序地提高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对于问题的解决，能够将从上至下的单向行风纠察与公众解决问题的智慧动员起来，从而共同创设一个既监督又献策的公共治理空间，有效地降低和控制社会风险。
但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其一，作为一种媒介与行政结合的模式，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可以有一个“阳光热线”么？地方电视台曾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尝试。2004年12月31日下午，江西省九江市市长蔡晓明和七名副市长亮相荧屏，通过九江电视台现场直播，公开向全市人民“交账”。电视直播共2个多小时，电视台现场设有3台市民热线电话。在接入的100多个电话中，有的向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有的直接向副市长或职能部门提出问题并要求现场解答。据悉，当天下午九江市有60多万群众收看了电台和电视台的现场直播。2003年上半年，温州市人大决定由人大常委会与温州电视台联办《实事面对面》，记者持有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发的特别采访证，要求各县人大常委会和市县一府两院对记者工作予以支持配合，一年来这个栏目有温州《焦点访谈》之称。在此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主办、并成立专门的指导委员会，由市人大一位副主任负责从选题的确定、节目的录制到文稿的审定等各个环节。如此来既实现温州人大对其的控制，又实现了刚性监督和媒体舆论监督的结合。
其二，《阳光热线》可否与听证会功能相结合？听证指的是政府在作出公共决策的时候，听取利害关系人、社会各方以及有关专家的意见，以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的规范性程序设计。共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和公正化。作为从西方舶来的制度，听证会在中国成为关注热点。甚至可以做更大胆的想象：是走向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学者Tilly在1978年的《从资源动员到革命》提出政体模型观点，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政体，由政体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构成，其中政体成员又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如财团和利益集团）。一般成员通过常规、低成本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影响决策过程。政体外成员资源不足，加上政治壁垒的存在，难以影响政府政策，或者能够施加影响，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对于政体外成员而言，这样的资源并不容易获得。传媒无疑提供了这样的资源，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和迅速性，更能将听证会的广泛性发挥到极致。但协商民主的核心是有效参与、表达和说服，最后是观点的改变与被改变。简单地说，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协商能力存在与否。显然，当下的听证会的参与人员在资质、调查力以及表达和说服方面存在欠缺。加上听证会存在信息不对称，过程缺乏辩驳和交锋。如果这一状况能有较好改善的话（其实这种状况总是变得越来越好），通过传媒展开的持续争论将形成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听证会效应，一旦政府能够对争论的主要观点予以回应，将进一步激发争论，并进一步强化听证会效应。
不管怎样，《阳光热线》提供了传媒与行政有限结合的思路。之所以说是“有限”，原因在于传媒自身要具有独立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在《阳光热线》模式中，媒介施政对于传媒而言仅仅是平台工具效能的发挥，而不是传媒效能的全部。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否则肆意扩大这一模式将会把传媒从原来的宣传工具仅仅转变成施政工具（解决有限的部分问题）。不仅如此，还可能导致因为传媒独立性缺乏所导致的监督盲区（即对主管单位缺乏监督）的后果。
第二节传媒与公众
人们一般将公众界定为对舆论有共同兴趣、关心或关注舆论的一个分布较散的人群，认为公众有时候是有组织的，大多数情况是无组织的。在现代社会中，公众围绕许多不同的问题（堕胎、污染、消费权益的保护、政治倾向或能源政策等等）而形成。英国传媒学者詹姆斯·卡伦则更简洁地将公众界定为“更为自信和敢于表达的大众。”综合以上观点，可以认为，所谓公众属于大众的一部分，是对社会相关方面保持关注兴趣，并能积极参与其解决之中的人群。传媒是将大众塑造成公众的基本手段，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认为是大众传播手段将公众凝聚在了一起，扩展了他们共享的思想和意愿。在社会风险语境下传媒的意义还在于，承认公众拥有资源的差异，但毫无例外地尽可能让所有公众参与到社会风险的治理中来。
一、传媒与风险启蒙
尽管公众对风险认识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风险的感受日益增强。
风险研究的历程表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出现公众的声音，70年代公众对风险的焦虑与日俱增，80年代以来，公众才与其他社会成员一道参与社会运动，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对于社会风险治理来说，公众对风险的认识不足、公众参与风险治理的缺乏，与公众承担风险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
传播学的研究表明，虽然公众的关注是有选择的，但传媒可以激发公众关注特定社会风险。反之，传媒对风险关注的缺乏容易导致公众风险意识的弱化。事实正是如此，正像一些评论指出的那样：当传媒在2006年将更多目光投向“王菲生育孩子”的时候，七台河煤矿的矿难（该事件中100多人死难）却被人们边缘化了。因此，公众的风险启蒙存在必要性，传媒的目的在于激发公众关注风险事实，参与风险讨论、形成合适的风险观念以及承担应有的责任。
风险讨论
风险启蒙的有效手段是建构风险讨论的公共领域。通过它进一步促进公众对风险的敏感、增强自信表达的勇气、提高判断力、激发有效批评。也有研究者从一般意义上认为，由传媒搭建的发达沟通网络能逐渐把公民解放出来，并帮助公民形成一系列的品质，如判断力、口才、足智多谋、勇气、自信、对权力的敏感、公共意识等。为了防止风险讨论的浅尝辄止，可以进行风险归类，做到对各种类型风险进行持续讨论。在讨论中通过形成的“热点”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扩大该公共领域。当进行到一定的程度，传媒应当进行相应的讨论梳理，指出各种类别观点背后的利益本质和基本主张。对于一些非基本类型的主张，传媒应当特别加以指出，而不是简单加以忽略。如此一来，传媒就不仅仅是展示，同时也参与到了关于风险议题的公共领域的构造之中。比如对一些基因改良食品而言，传媒不能无视这些新型危机的发生，或者被动等待更为权威的科学证据，而应遵循预防性原则。这一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德国出现，其背景主要是关于酸雨问题的争论。当时德国的公众讨论就认为，即使不存在不安全的科学证据，人们也必须对环境问题采取措施，从而减少或避免更具破坏性的后果发生。
但社会风险的研究者们也对风险讨论表示了一种担忧，认为在专业技术统治的决策环境中，公共决策的权力将从那些负有政治责任的权威转向那些最为了解与特定风险相关的技术问题的人，于是有专家精英取代民主的可能。这一点和现代社会的知识性特征以及对专家化过度崇拜有关，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对专业化、专门化、专家化的过度状况不加批判地认同。实际上，专家也是“有知识的无知者”。伴随科学的专业化（本质上说是科技人员的专业化），专家只熟悉某一门具体的学科，甚至就是对这门学科，他也仅仅知晓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有在这个领域里它才是学有专长的研究者。这样的人如果缺乏整体性考量的话，并不能保证良好社会治理局面的形成，甚至可能导致“专业化的野蛮主义”。而公众参与讨论（甚至包括表达关于某一风险的直觉意识）不仅有利于普遍理性的形成，也有助于质疑专家的一些观点，从中帮助人们发现问题。传媒的意义在于突破传统话语权力的分配，提供让公众的观点得以表达的空间。
现实中，传统传媒进行的一些形式探索，就利于公众风险讨论的深入和多样化观念的形成，如新闻链接就是如此。即传媒通过这种方式把新闻背景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单列出来，和主体文章彼此呼应。在具体使用上，还专门设置诸如“关键词”、“相关法规”、“相关报道”、“后续报道”等。无疑，通过这种方式给读者提供了全方位的知识背景和多样化的观点，从而为有效的讨论奠定了前提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