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维护和促进改革开放的大局，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抗风险能力。而风险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威胁社会和谐的可能因素。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风险。在该背景下，形成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风险语境。
在对研究文献的检索中发现，到目前为止，直接以“传媒与社会风险治理”为研究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还不曾见到，类似论述主要散见于社会学类著作和危机传播管理类著作。这些社会学著作主要同风险社会的论述相关，较早的可见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的一些论述。贝克在《风险社会》中肯定了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积极功能，认为传媒关于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可以激活一个迟钝社会中的政治中心。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强调了风险社会的到来加深了对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的依赖程度。但包括国内学者在内的社会学者受其论述重点所限，都仅仅是简单论述或提及传媒，并以一般性地强调传媒功能或重要性为主。危机传播管理类著作与社会学不同，较多地关注到了传媒，不仅国外研究者的相关著作被引介进来，国内研究者也相继出版类似著作。澳大利亚学者罗伯特·希斯概括了媒体在社会风险中可以发挥的五种作用：为公众提供行动选择信息、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危机发生时警示公众、为危机管理者提供信息、具体行动指导。国内学者胡百精的《危机传播管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论述了危机传播中的媒介管理，具体包括议题管理和媒介管理政策。这类著作的显著特点是从管理的视角出发，但缺乏从社会结构视角进行更多探讨。相比较而言，政治学中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较多，这也为探讨有关风险的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借鉴，但传媒具体如何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类著作则鲜有涉及，即使有所涉及的著作也往往从工具论的角度进行探讨，从而缺乏对传媒身份演化的纵向把握。
与著作相比，论文中关于“传媒与社会风险”的探讨比较活跃。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正在进行类似项目的研究，如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的2006年年度项目就是“新闻媒体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为了尽可能地搜索到相关研究，我们主要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进行关键词检索。先后以“传媒、风险社会、社会治理”组合，“传媒、社会风险、社会治理”组合，“传媒和社会风险”组合，“传媒和社会治理”组合分别进行高级检索。以下主要以时间为序就检索的结果进行综述。
2000年至2001年这时期的论文主要着眼于互联网在中国逐渐崛起的现状，探讨了网络带来的社会影响。杨爱华的《网络传媒的社会功能及风险分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概述了网络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涉及生活方式、人性解放、全球整合、学习方式、生产效率、劳动方式、政治民主）、网络媒体的社会风险（如网络沉溺、谎言与虚构、全球暴力、信息垃圾、网络诈骗）。顾丽梅的《信息社会行政发展的新趋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网络媒体的发展促进了行政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公众参与的渠道，形塑了公共行政理念，有利于产生新的政府治理形式（如服务行政、虚拟行政、大众行政）。
2003年至2004年这时期的相关论文较少。2003年陈力丹的《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涉及到了因媒介监督不当导致的媒介审判后果，警示要关注媒介监督的杀伤范围和力度。2004年邹晶的《媒体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思考》（《人大建设》，2004年第12期）概述了传媒在国家治理中的舆论监督角色（包括传媒推进依法治国、传媒在区域中监督力量的发挥），也反思了传媒监督存在的问题（但其关于监督存在问题的论述与前述陈力丹的观点并无二致）。
2005年至2006年赵志立的《新闻传媒在危机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认为危机管理的实质是信息传播管理，要重视传媒的预警功能、信息披露功能、应急处理功能。李艳红的《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不是从社会风险角度出发，而是从协商民主的理论框架出发研究，这也是唯一的一篇对相关案例进行微观细致分析的论文，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将讨论的议题纳入社会结构视野进行考察。作者在最后总结指出，当代中国传媒参与商议民主之现实与未来的关键在于新闻记者的专业文化生成（如重视传媒的对立角色）、作为消息来源的社会能动性（即民间、知识分子与NGO的活跃）及传媒市场化的基本平台。
2007年至2008年该时期的论文数量迅速增多，这反映了研究者（主要是传播学者）对该议题的高度关注。杨震林的《变化社会的治理思考》（《学术界》，2007年第4期）主要论述了传媒的政治功能（议程设置、舆论监督、政治沟通、政治参与、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社会功能（监测社会、社会教育、娱乐休闲）、传媒的可持续发展（传媒应该服务公众、关注社会公共领域、充当社会公共利益的守望者、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寻求各个阶层利益的平衡点），强调政府的主导力（舆论引导、传媒调控）。姜红的《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与媒体责任》（《新闻战线》，2007年第3期）概述了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应当履行的责任，如传媒的风险预警、风险告知、风险教育。马凌的《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4期）指出了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技术的严密性与信息的不可控性、人际传播技术的不断提高与公共领域的不断分裂、全球化媒介产业与国家主义的媒介政策之间的张力，论述了新闻传媒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如忽略风险、制造风险、误置风险、转嫁风险。黄和节的《警惕传媒沦为风险制造者》（《新闻实践》，2007年第12期）论述了新闻从业者在不经意间制造社会风险以及新闻传媒以盈利为目的进行风险炒作从而导致的社会风险。庹继光的《风险社会中的传媒监测功能及边界剖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指出，传媒对社会的监测功能应体现为两个层面的作用：一是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加以监测，二是对社会成员的监测（公民的风险意识和心理）。作者主张传媒行动与风险的特性相一致，如风险的突发性要求传播的即时性，风险的普遍性呼吁风险教育的广泛性，公共利益需要传媒对风险的呈现应具有合理边界。申凡与陈奕的《试论传媒化解社会风险的过程管理》（《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主张从过程论研究，作者参照斯蒂文·芬克提出的四段论（危机潜在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危机解决期），将社会风险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风险潜伏与发展期、风险显现期、风险衰退期三个阶段。作者认为传媒过程管理可以对应地分为以上三个阶段，针对各阶段中社会风险的不同特点和表现形式，应采取相应的过程管理措施，涉及不同的管理内容。同时，该时期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不少研究者对“传媒与灾难”这一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研究的方法也较之其他研究（主要为文献研究）更加多元化。
但总的来说，论文搜索的结果表明，这些论文要么是集中论述传媒与社会治理（较少提及风险社会），要么是集中论述传媒与社会风险（不具有社会治理视角），而直接从社会治理视角考察传媒应对社会风险语境的较少。本论文尝试在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有关知识，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通过文献研究、内容分析、个案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传媒与社会风险治理的关系即传媒治理与治理传媒，并特别就传媒治理方面进行具体探讨。需指出的是，本书讨论的传媒主要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必要时会涉及手机。
传媒对社会和民众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区别仅仅在于短期或长期、直接或间接、观念或行为诸层面。这也是讨论传媒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说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一图景正变得越来越广阔”的话，将传媒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进行探讨本身是就是这种广阔图景的表现。
传媒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可以表现为双重实践：公共生活实践和商业实践，其中前者是后者最重要的竞争和约束力量。在社会风险语境下，对传媒公共生活实践需要加倍重视。社会风险语境下传媒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属于传媒公共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并表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实践内容。传媒参与社会风险治理的过程不仅涉及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同时也对自身的社会风险控制提出了要求。
以上述的观念为基础，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风险语境概说、传媒参与社会风险治理的可行性、传媒参与社会风险治理、传媒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治理传媒五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