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马栏山上的跨越，就是跨栏，跨栏是什么呢，就是障碍跑。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马栏山通往魏氏梦想的路途上，的确关隘重重。
9.1老台征地的故事
覃晓光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说明魏文彬“超常的战略眼光”。
20世纪70年代初湖南电视台最初建台的时候，也要征地。那时征地不像现在，没有一定之规，地方党委和行政领导这方面权力极大。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领导让湖南电视台筹建班子自己找地，找好了他们去看，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撒石灰，走到哪里算哪里。
“这个没有考证的啊，当时电视台筹建班子的人一路走一路讲，可以了，这个地有蛮大了，莫往前走了，还往前走就太大了。司令政委本来走得兴致勃勃，听了这个话，就停下来了，结果老院子就留下了大概四十几亩地。”
尽管覃晓光强调这是一个无法考证的传说，但很多人都相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闲庭信步式的圈地运动，多么难得的历史机遇！据说当时湖南省有关方面对于兴办电视事业高度重视，长沙市有一位国土干部对电视台这么随便圈地表示了异议，差点惹来大祸。“省军区的领导就说，这个人怎么阻挠我们大力发展革命新闻事业，查一查他家里有没有反革命！吓得这个人再也不做声了。就是说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我们办电视相当有利，如果我们考虑长远一点，还往前走一点，湖南电视台后面的发展余地就会大得多。”
人们不由得兴致勃勃地展开猜想，假设当时跟在省领导后面撒石灰的人是魏文彬，历史将会变成怎样。
这是一个无法验证的假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定的情形，一个时代也难免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历史的确有可能在某些“异数”的作用之下，发生跳跃式的前进。魏文彬这样一个人，在他现在所属的时代，就是不小的一个“异数”。
覃晓光说，他觉得魏文彬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超常的战略眼光。“他考虑问题从来不是只考虑眼下，而是考虑很长一段时间。就讲征地这个事情，按传统的搞法，建一个广电大楼一百亩地两百亩地不得了了，他要征两千多亩！当时我们都觉得征这么多地干什么，是不是太大了。当时省计委有一个领导，不好讲是哪个领导，明确地反对。人家一般的广电中心都是一个楼，他一开始设想的就是一个城，一个广播影视文化城，根本不是一个楼的概念。在方方面面不理解的情况下，在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一下子绘了一个这么大的蓝图，没有超常规的战略眼光，是做不到的。”
但是超常的战略思维通常都会遭遇现实的阻碍。魏文彬向省委省政府郑重承诺建设湖南省广播电视中心时，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推翻原案，重新征地。他的思路是放弃原案所征的繁华地段，用城市中心的高价位到城市边缘去置换大面积，出让原来所征黄土岭的100亩，可征马栏山的700亩。后来，700亩的计划更扩至两千多亩，将近三千亩。这是一个相当疯狂的“异数”。比魏文彬冷静得多、现实得多，或者“循规蹈矩”得多的人们，或者难以置信地看看他，或者爱莫能助地摊摊手，或者毫不客气地在他必经的路上摆上一块牌子：此路不通。
一个“异数”只有两种命运，要么成功地突破常规建立奇功伟业，要么就在无数常规的束缚之下窒息而亡。
9.2省委书记改变了态度
有人说，马栏山上的跨越，就是跨栏，跨栏是什么呢，就是障碍跑。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马栏山通往魏氏梦想的路途上，的确关隘重重。
少有人知的是，魏文彬在马栏山遇到的“一号”栏障，是由省委书记亲自摆下的。
1993年9月，魏文彬的“马栏山狂想”基本成型，却遇上省委领导班子走马换将，新任省委书记是王茂林，从山西调来湖南。
魏文彬首次觐见新任省委书记出师不利，铩羽而归。王茂林不仅不看好这个项目，甚至颇为严厉地批评了魏文彬。“第一次跟王书记汇报我们项目的时候，王书记是不太赞成的。我记得老魏说了一句话：书记，我们地征得很便宜。王书记就批评了：那更不对了，现在减轻农民负担，你们怎么这么便宜征地呢？”
王茂林有此反应完全正常。这种反应甚至也可以说是审慎与明智的。他刚刚来到湖南，省情尚未完全摸透；他要站在全省大局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项目，不可能将自己的热情一股脑儿倾注到某一个部门与某一个行业；再者，他一点也不了解面前的这个年轻人。这个厅长年轻得令人吃惊（时年43岁），想法大胆得令人吃惊。他的计划即使算不上骇人听闻，但显然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真要付诸实施，很多方面都要特事特办，并且将牵动许多部门。凭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一望而知这个计划有极高的难度，并且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覃晓光说，如果不是魏文彬，换做其他的人，这件事十有八九就到此为止了。省委书记毕竟不同于一般人，一言九鼎的封疆大吏，态度已经明确至此，谁敢再去顶风扯篷？但是魏文彬如果到此为止，他就不是魏文彬了。他的与众不同，愈是这种时候，愈是突出地显现出来。官场的明哲保身，从来不在他的意识之中。他经常说，乌纱帽戴不戴不由自己，戴帽子是为了要做事，不要倒过来了，做事是为了戴帽子。这种认识给了他“不唯上”的勇气。
他继续“厚着脸皮”、“壮着胆子”去找书记请示汇报，抓住一切机会向省委书记阐述他的想法，描绘他的美好蓝图。他的一位部属张华立曾经说过，魏老板有一张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嘴。他终于让省委书记看见了“金条”。
覃晓光回忆说：
“最后王书记的态度变到什么样子呢？他后来专门就广电的事作了一个批示，点了一系列的将，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你们每个星期要碰一次头，有事谈事，没事喝茶聊天，意思是保证广电的事能够得到及时沟通。省委书记作这么一个批示不多见，一方面说明王书记也是个性情中人，另一方面说明他对我们这个项目不是一般的重视。”
若干年以后，魏文彬说：“做什么事情会没有人泼冷水？越是创新的事情越有可能被人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可怕？你见过炼钢淬火吗？烧得红彤彤的钢，一瓢冷水浇上去，吱吱冒烟，钢就变硬了，强度增加了。”
从客观上讲，省委书记泼魏文彬的冷水，的确起到了淬火的作用。为了说服省委书记，他必须思考得更加深入，计划得更加周详，阐述得更加明白。因此，省委书记所泼的冷水，客观上起到了降低风险系数、加大保险系数的作用。
9.3南墙不倒不回头
魏文彬是搞新闻出身的，他曾经论述过做新闻的三个层次：“其一为呼应型，能够配合政治需要，这是做新闻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条都做不到，新闻就办不下去；其二为满足型，新闻报道基本上能够满足党委、政府的要求，党和政府想说的、要做的都能同步跟进，这是新闻的中级阶段；新闻宣传的最高境界是影响型，新闻如何做到影响社会，影响省委书记、省长的决策，要好好研究这个高一级的问题。”其实用这三个层次来划分、描述干部的类型也很合适。“呼应型”是被动的，“满足型”稍稍有些主动精神，“影响型”则是积极进取型。魏文彬办新闻追求“影响型”，为官做事，显然也是“影响型”。
魏文彬的“霸蛮”作风及其“霸蛮”成功的典型案例，对他的部属来说既是压力，又是榜样。在那个非常时期，湖南省和长沙市的各个相关部门几乎都领教过广电人“南墙不倒不回头”的霸蛮，一堵又一堵“南墙”为一次又一次执著的撞击而倾倒。
由于魏文彬异想天开的大胆筹划，广电中心项目实际上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非常态项目，许多文件都不可能简单地按章办事顺利获批。一个名叫徐惠龙的员工，奉命到长沙市规划局去批一个文件，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以无此先例决不可能的强硬态度拒绝批准。覃晓光指示徐惠龙，你反正把这个事搞成就回来，搞不成天天住在那里。徐惠龙就天天到规划局去当勤务兵，扫地，打开水，有人一掏烟，他就凑上去点火，别人杯子一空，他就上去添水。慢慢地冰冷的石头也被捂出了一点热度，对方至少不再严词拒绝，肯跟他聊上几句，解释几句。一个老同志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规划局的人怎么怎么的，我也是一身的病，我完全是为了党的事业，在这里坚持工作。徐惠龙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确实不简单。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才知道，这个天天在规划局里当勤杂工的徐惠龙，原来是个癌症病人。那个带病坚持为党工作的老同志，为自己在一个癌症病人面前诉说胃溃疡惭愧不已，为湖南广电的人这样舍得霸蛮震动不已。
规划局的文件终于拿下，覃晓光去向魏文彬汇报此事时，魏文彬动容变色，喉头哽咽，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后来，他屡次在大会上动情地提起此事，说：“我们的事业，就是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精神！”
这样的故事，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动人的力量。
魏文彬当时的秘书是杨国兴，项目红线图最后要找一位领导签字。这位领导开了一下午会，终于从会议室出来，杨国兴赶忙凑上去，说有个急事。领导急急地打断他：“你的事再急没有我的事急！”急急忙忙进了厕所。杨国兴尴尬地候在厕所门外，领导从厕所出来，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会议，杨国兴继续不管不顾地尾随，领导无可奈何地挥挥手，叫他上车，边走边谈。
签字拿到，杨国兴电告魏文彬，只有五个字：“老板，拿到了。”魏文彬的回答多了一个字：“国兴，你去喝酒。”杨国兴说，我哪里还有力气喝酒，我回到家就成了一摊烂泥。
9.4诚意换来1个亿
覃晓光反复提到魏文彬的执著精神，感慨万千，叹为观止：“老魏他首先是把一个事情想明白，想明白以后把这个事情说明白，然后把这个事情干利索。他要么不想，想了就一定要干成。他那种执著精神，一般人难以做到，太执著了，硬要把一个事情做成。”
他说“太”字和“硬”字的时候，音拖得很长，特别加重了语气，并且仿佛这样还不足以表达他对魏文彬的执著的感触之深，同时下意识地握指成拳，进一步加大着表达的力度。
魏文彬当年胆大包天，力排众议，一下子在长沙市东北郊的马栏山上圈下一千七百多亩地，要打造一个中国一流的影视文化产业园区。马栏山上的浩大工程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魏文彬曾经几度陷入“等米下锅”的艰难境地。由于材料款、工程款严重不足，工程一度大面积停工，处于半休眠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