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治至上
中国内地电视传媒的经营管理在由事业型逐渐向产业型转变，那么相应地，经营理念也必须由政策主导向法治主导转变——以法为本，法治至上。而这里的“法治”，即“用法来治理政治”。在法治氛围中，不会因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行政主管的变动而轻易改变法律，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刚性管理制度——法律面前做到真正的人人平等。同时，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对大众传播活动在市场经济下的法律规制，没有对电视传媒产业的宏观及微观的有依据、有效率的制约，那么其持续稳定发展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因此，“法治至上”的一个要义就体现为必须及时制定一部《广播电视法》。毕竟，作为最贴近百姓、走进千家万户的大众传媒，电视传媒的法治完善能够促进贯彻实施宪法有关规定，保障实现公民相关宪法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权利的基本要求；同时，由于之前最高位阶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只是一部主要针对业内的行政条例，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尚未就广播电视领域最重要的问题制定更权威的法律，这一领域的法治一直缺失。
3.地方领跑
与社会其他领域一样，“地方领跑”也将是中国电视今后几年发展的一大特征。同时，了解地方频道的价值，而不盲信中央媒体，也是电视观众素养高下的一层反应。
首先，是领跑节目形态。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东方卫视开发的“创智赢家——全国青年创业精英大赛”、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等都是引领全国的节目模式。笔者认为，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以及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地方电视台今后将更加成为中国电视节目的创意乐土。
其次，是领跑运营模式。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为例，它的运营模式是极具多元化与开拓性特质的，可以算作一个有全国影响的地方电视机构运营典型。除此之外，没有全国辐射力的省级非上星电视台和市级电视台，同样在运营模式上颇具特色。“田忌赛马”的智慧，使得地方电视台能够在运营模式上继续占得先机。
最后，是领跑话语空间。目前，在各地方电视台盛行的“民生新闻”就是对电视话语空间的一次突破乃至挑战。而从本质上说，在地方电视台的话语领跑过程中，“民生新闻”只是一个中间态势。为了保持这种领跑的姿态，地方电视台还会有所动作，那就是过渡到真正的“公共新闻”，一如传媒学者喻国明形容的“从街谈巷议的琐碎到‘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
电视文本体验：内容特质与批判接受
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出生的国人，可谓是“屏幕的一代”（screen generation），电视、电影、电脑、手机、MP4、PSP……屏幕几乎时时刻刻充斥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作到休息再到娱乐。作为各类屏幕中最为普遍且日常化的那一块——电视，成为笔者的关注重点。
一、电视新闻文本
关于新闻的定义有许多，根据黄旦教授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的论述，“新闻必须经过报道但并不就是报道”，“新闻必须来自于事实但并不就是事实”，他认为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新闻是被传播（报道）的事实的信息”[黄旦：《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147页。]。这也是笔者认为比较恰当的说法。因为在电视观众群体中，有相当多的人会把新闻等同于事实。
结合电视新闻的媒介呈现来看，这种“等同”认识更为严重。正如古语所云：“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电视观众在接受电视新闻的画面内容时，往往从眼中到心中已经预设其为事实了，即把人为之物（新闻）直接等同于客观之物（事实）。但从本质来说，新闻是一种信息，并不就是事实。新闻业者，特别是电视新闻业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操纵该种信息以达到传播效果的“高手”。新闻业界为何频频呼吁建构新闻伦理与道德？正是因为这种操纵在很多时候离事实越来越远，甚至从记录（record）转向表演（performance）。
电视新闻文本中呈现的世界，只是一个经过重重选择的“拟态环境”（pseudo environment）。电视观众在屏幕之前，切不可成为“单向度的信息接收机”，特别是在所接受的信息被扭曲或异化的时候。
笔者以为，对于新闻文本的解压与解读，在电视素养上要认清两个层面的“贫瘠的丰富”：其一，意指电视新闻频道、栏目、节目虽然日渐增加、看似“丰富”，但是由于收视竞争压力以及选题资源有限，导致内容“贫瘠”，雷同现象严重；其二，意指新闻戏剧化处理以及所谓的娱讯化（infotainment）趋势，使得本该离事实现场最近的SNG（satellite news gathering）技术，也成为一种标榜化和剧场感的标志，常常出现“为了SNG而SNG”的现象，即虽然新闻处理手法“丰富”，但是新闻价值却依旧“贫瘠”。
二、电视谈话文本
电视，作为潜在的可供自由交流的“公共话语空间”，实现并成就了人际交流、私人话语空间向大众话语、公共话语空间渗透、转换、延伸的梦想。电视谈话文本作为这种梦想的现实支撑，为广大的电视观众提供了在电视上说话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还原了电视人际交流的意旨，一种本原的说话意识从中得以彰显。
但是，这种在一定的媒介场域中呈现的节目文本，以及节目中“人们在电视上说的话”是否真实？是否能够做到有一说一、实话实说？电视观众必须带着这个问号去接受谈话文本，并牢牢把握两个基本点：
其一，“X+Y+Z”模式：电视谈话节目的出镜指数遵循以X为中心制。其中X指代主持人，Y指代嘉宾，Z指代观众（X大于等于1，Y、Z大于等于0）。目前多数情况下，谈话文本以X为一元中心，Y则根据节目所需来确定人数，而Z要么为0，要么就是一个较大的团块数目。在当下的电视制作理念中，对于X元素的拓展基本已经探底，Y的变化度与灵活度也突破有限，对Z的挖掘（与X、Y配合进行）成为关注点，比如新兴的谈话文本样本《一虎一席谈》。
其二，两套符号系统的交织：一是“语言符号”。电视谈话文本是一套复杂的符号系统，除了人本身，语言符号是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手段。这是因为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是思维的外壳。主持人、嘉宾、观众围绕话题，以个性化的口语表达方式，融汇成一个川流不息的“语义场”，达成交流看法、沟通情感、提高认知、升华思想的目的。二是“非语言符号”。电视谈话节目里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辅助手段——“非语言符号”（也称为“附着符号”），指的是除语言符号以外，一切伴随着人、附着于人的符号，如声音气息、面部表情、身体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等。附着符号本身也可看、可听，有时甚至比“说话还能说话，比语言还更语言”。
三、电视娱乐文本
用“过犹不及”来形容娱乐节目在中国电视行业内的发展是非常恰当的。曾几何时，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只有政治宣教而没有一丝娱乐的空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人唯有通过电视剧来满足自身的电视娱乐需求。之后“寓教于乐”的口号让娱乐节目慢慢走上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并从90年代起，经历了四个较鲜明的发展阶段：90年代初期以《正大综艺》、《综艺大观》为代表的综艺类节目；90年代中期以《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为代表的游戏类节目；90年代后期以《幸运52》、《开心辞典》为代表的益智类节目以及2000年之后以《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但是，由于电视收视大战硝烟四起，娱乐节目作为一支“主力先遣队”，只有十八般武艺乃至下三路的招数都使出。于是，八卦、恶搞、低俗、绯闻、暧昧、口水……“娱乐至死”一词也随之从学术界流行到坊间。
从娱乐本身的内容再现来看，目前主要的问题集中于：首先，作为家庭娱乐的中心（特别是周末主打活动场域），娱乐节目却越来越不适合全家一起收看，其中经常出现的粗俗、暧昧对话以及不良“身体语言”对于儿童的负面影响较深；其次，娱乐节目主持人的素质令人生疑，其身份游走于媒体与娱乐圈之间，公信力较弱；最后，娱乐节目中几种典型的畸形价值观，令观众从娱乐滑向“愚乐”，比如对于隐私的任意揭露，“金钱至上主义”以及滥用同情心与信任，变相鼓励欺骗，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观众在收看娱乐节目时特别注意的。
四、电视剧文本
一般而言，在电视荧屏上出现的电视剧集往往再现了相对主流的社会文化价值理念，广电产业政策、社会政治经济传统以及区域文化特质也影响了不同电视观众对于电视剧的解读与期待。就目前电视剧播出状况而言，笔者认为“同质化”、“刻板化”成为最需省思的问题。
其一，“同质化”。电视剧节目文本的制作费用一般相对高昂，而电视观众对电视剧的接受程度也总是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于是，在无法确定一个新剧集是否受到欢迎的情况下，保持低成本，同时以模仿其他成功剧集为目标，是控制播出风险的重要方法。
其二，“刻板化”。在电视剧的文本内容中，“刻板化”的塑造比比皆是。本文主要论及阶层、情感两个层面的“刻板化”呈现。首先是阶层层面，虽然电视剧可以包含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内容多注重于对上层社会与精英阶层的生活、事业的描摹，而对于其他阶层或者相对弱势群体的呈现，不是比例悬殊，就是呈现偏差或者扭曲现状，并不符合真实世界的具体情况。其次是情感层面。由于电视剧向来致力于建构情感关系（为了引起共鸣，吸引电视观众），所有的故事都约化为个人之间的情感互动与影响，因此电视观众所看到的电视剧文本是一幅幅不同角色之间的情感素描，除此之外其他的生活内容与社会特质都严重被忽略。
五、电视广告文本
中国电视观众对于电视广告文本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以及受到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正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的确，现在有许多广告文本由于制作精良，其好看程度甚至超过了同时段质量不高的电视节目，即“广告比节目好看”。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电视广告文本的重要性：
其一，它是目前电视媒介的“生存命脉”。在国内，广告是几乎所有电视机构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衡量单个电视机构实力的重要指标。可以说，一个不播出广告或者很少播出广告的电视频道，前途与“钱景”相对黯淡。
其二，它也逐渐成为电视媒介的“范式霸权”。这是由于广告文本是一种非常懂得把握注意力资源、非常看重影响力效果的电视媒介呈现，它是一种不择手段“掠夺眼球”的传播范式。如同经济学领域“劣币驱逐良币”定则所论述的原理一样，广告，这种相当于“劣币”的传播范式也在逐渐驱逐相当于“良币”的严肃新闻、调查报道等传播范式，“广告化影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生存选择。电视媒介从诉诸知识到诉诸娱乐再到诉诸广告，将复杂的社会事件包装为最简化、最极致并且最迎合观众喜好的模式进行播报，于是电视呈现变得像广告那样鲜明高调，感官冲击高于内容逻辑，思想深度更在诸如“送礼只送脑白金”的叫嚣声中飘散而去。
电视素养的中国愿景：观众2.0路径与电视传播权自觉
日本学者林雄二郎在1973年出版的《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一书中概括现代人行为方式特征，提出了一个概念——“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与在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父辈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以“电视人”（乃至“网络人”）的样态出现。因此，针对电视素养进行言说的本文也有了现实价值与展开空间。笔者同时认为，如果仅有框架内载而没有落实路径，电视素养这一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体系必将沦为“空中楼阁”。那么，即便有再多的电视学者关心素养问题，社会中的“电视人”也并不会由此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