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垠、魏晓辉、袁岳
一、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就将“健康”定义为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都日臻完满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状态。1989年，WHO又进一步发展了健康的概念，认为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以及道德健康。另一方面，1996年Rogers，Everett.M.认为：作为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健康传播是以传播为主轴，由四个（自我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不同的传递层次将健康相关的内容发散出去的行为。如在自我个体的层次特别提及了与WHO相同的内容“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而最早从传播学角度对自我个体传播进行系统研究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H.米德认为，自我个体是在“主我”和“客我”的互动中形成的，同时又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体现。实际上所谓“客我”的视角离不开医学社会学的分析（Kreps＆Kunimoto，1994）。结合健康传播的四个层次论与“主我”和“客我”概念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论的思想，即：“有机体都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为相互作用诸要素的复合体”（Luduig Von Bertalanffy，1955），而这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以及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思想相当吻合，无疑中外系统论思想也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总之，健康传播的自我个体可以认为是诸层次、诸要素复合体的基础和核心，其中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Zola和Kleinman的成果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文化因素对于健康传播具有重大影响。近年来，基于我国各地区或不同人口学特征，有关健康传播的媒体报道相当活跃。然而，在较大样本调查基础上的系统研究却很少。本文通过对31城市居民自我个体生理与心理健康状态的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分别得到五个因子，为了综合分析健康因素，我们又将这两类测试语句合并，重新抽取了五个健康因子。基于这五个因子经过聚类分析得到了四类人群和相应的人口学特征及健康知识传播特点。最后，提出了健康传播特点的解析模式。
二、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及调查实施
问卷设计首先是在综合相关文献、多次深度访问的基础上，做出了问卷体系的初步构想。之后运用德尔菲专家法，由若干个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学者和媒体从业资深人员组成的专家系统，对初期的设计指标进行筛选和补充，通过三轮意见汇总的层析方法，得出健康传播的调查指标。在进行有效试访问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调查问卷。
本项调查有效样本3434个。抽样设计上考虑了东部、中部、西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区域分布，同时也考虑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省会城市与地级市、不同经济文化发达水平上的城市类别分布（牡丹江、沈阳、大连、北京、天津、保定、太原、上海、南京、杭州、济南、青岛、宁波、福州、厦门、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深圳、三亚、宜昌、重庆、成都、昆明、绵阳、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宝鸡共31个城市）。在访问形式上采取了城市中普通小区入户访问与高档小区门口拦截相结合的方式，抽样方式上采用了多阶段随机抽样与系统抽样的方式，于2005年5月实施调查。
2.统计分析及数据检验
问卷中有关于健康传播评价的题目采用5分制评测，1分表示非常不符合/不认同，5分表示非常符合/认同。调查问卷回收后，进行100％问卷审核，并抽取20％的问卷进行复核，部分进行100％复核。问卷复核成功后进行数据录入和逻辑查错，得到最终数据库，最终数据库根据各城市实际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用多变量的统计方法进行，使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特征值（Eingenvalue）大于1，通过方差最大法（Varimax）进行正交旋转，抽取因子（Factor Extraction）。结果显示：KMO（Kaiser-Meyer-Olkin）在0.711至0.783之间，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对应的相伴概率值也小于0.01水平。累计贡献率都达到60％以上。统计软件包为SPSS11.0 for Windows。
三、结果
1.生理与心理及综合健康分析
（1）生理健康状态的因素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将反映居民生理层面健康状态的多个实测指标转换成几个概括性因子，经反复测试后提取了5个因子和14个相关指标，14个指标在5个因子上的共通性都超过了0.55，总体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3.2％，每个因子分量表的信度系数都不低于0.7；73.2％的累积贡献率基本上达到了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的要求，通过共通性检验测试指标的有效性，保留了与提取因子相关程度高的指标。
从每个因子所包含的具体指标来看，可以将反映居民生理健康状态的因素归纳如下：管理因子、规律因子、医知因子、忌弊因子和处境因子。其中管理是指普通居民对于各项有关健康的讲座咨询、知识传播的接受情况；规律映射出日常生活的饮食、休息等方面的行为方式；医知则说明居民对医院等组织机构在健康传播过程中的接纳程度；忌弊直接表达出居民对有害于健康的特定元素的排斥；处境在此特指工作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隐患。
（2）健康状态的因素分析。
同样经过因子分析，将反映居民心理层面健康状态的多个实测指标转换成几个概括性因子，经反复测试后提取了5个因子和16个相关指标，16个指标在5个因子上的共通性都超过了0.55，总体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6.4％，每个因子分量表的信度系数都不低于0.7；66.4％的累积贡献率基本上达到了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的要求，通过共通性检验测试指标的有效性，保留了与提取因子相关程度高的指标。
从每个因子所包含的具体指标来看，可以将反映居民心理健康状态的因素归纳如下：家庭因子、事业因子、生活因子、工作因子和情绪因子。其中家庭因子涵盖了与家人的和谐相处，彼此鼓励，共同进步的健康家庭生活的理想模式；事业因子是将工作看成非单纯维持生计的一种方式，而是把其作为自我实现的理想演绎；生活因子更多地反馈出一种自然、悠闲、和谐的美好生活状态；工作因子相对于事业而言，仅指简单层面的工作，包括工作方式、工作频率、工作压力等方面；情绪因子综合反映出居民在面对工作、生活、事业、家庭的过程中因承受压力、期盼幸福、迎接挑战等所做出的情感变化与波动。
（3）健康状态的综合性分析。
通过生理健康状态与心理健康状态的单维度因素分析，可以得出影响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各自的主要因素。然而要反映综合居民的健康状态模式，则需要将生理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状况相结合，以便发现其中的同质点与异质点。生理健康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物质”层面，即环境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这一层次的健康更多地是由个体行为、自然环境等方面决定的，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多参与健康知识讲座、规律自身饮食与休息、避免参与有害于健康的工作或活动等来提升自身的生理健康水平。相对而言，心理健康则深刻地体现出“人文精神”的健康状态，包含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如：家庭、朋友、单位等影响健康的因素。
在进行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之后，我们将综合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的测试指标合并，经反复测试后提取了17个相关指标和5个因子，总体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2.7％，每个因子分量表的信度系数都不低于0.6；62.7％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的统计学要求，通过共通性检验测试指标的有效性，保留了与提取因子相关程度高的指标。
反映了不同人口学特征在五个健康因子（均值）的得分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男性在“工作”上表现得相对较为强势（0.12）；而女性在“管理”（0.08）、“规律”（0.10）、“医知”（0.08）因子上均呈现和男性不同的正向趋势，说明在这些方面女性比男性具有相对优势。而在“场景”因子上呈现出相对弱势（-0.10）。男性与女性在健康五因子上所表现出的不同趋势，也说明了男性与女性健康表现的差异。
对于不同学历的人群来讲，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健康“工作”的因子影响为正向表现（0.18，0.37），学历高低与“工作”因子的影响强度呈现正比关系，而“规律”和“场景”因子则呈现相反的特征。可以认为学历越高越不“规律”与“场景”不良有一定的关联性。
对于不同年龄的人群来讲，18～29岁的青年人群“工作”呈现出最强的正向趋势（0.20），而55～65岁人群“工作”影响为较高的负向得分（-0.35），说明年龄越高“工作”越自在，对于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小。健康的“医知”方面，45～54的中年人群相对最高（0.05），18～29岁群体最低（－0.06）。健康“管理”中，55～65相对比较高（0.06），18～29岁群体最低（－0.03）。在健康的“规律”性方面年龄越低越不“规律”，相反在健康“场景”也越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