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英
社会调查的大量涌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各类知识分子均非常热衷于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物产、山川、气象与民俗等等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大凡科学理论、政治决策、经济行为均须以调查之研究结论为出发点，无调查则缺乏科学性，没有说服力。对社会调查的这种崇尚之风令人深思，笔者以为社会调查热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华民族认知观念的历史性转变。
对于清末、民国时期社会的调查，近年来学界已有较多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主持编纂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搜集了大量珍贵的调查报告，目前续编也已在编纂中。对于社会调查的研究也已初见成果，有不少论文问世。但从认识论、认知观念的角度对社会调查出现的原因进行探讨尚付阙如。
一、社会调查的兴起
社会调查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期的欧洲，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近代学术发展的产物，依瞿秋白语，社会调查“是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产儿”。根据我国社会学的先驱——吴文藻先生的研究，西方国家的“社会调查本源可以溯到法国黎伯勒（Fredericcle Play1806-1882）在当时实地考察工人生活所作的许多家庭帐簿研究。”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发展，社会调查逐渐在欧美普及，并被西方社会接受为一种了解社会、研究社会的有效方法。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侵略者开始对中国进行以军事和经济的侵略为主要目的社会调查。1832年，为了用武力对中国推销鸦片，东印度公司大班查理.马奇班克斯派遣胡夏米沿中国沿海进行侦察，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和装备、沿海的河道海湾，以及各地物产和商业贸易情况进行调查。正是“英国侵略者这次对沿海形势的调查研究，直接导致了一项军事侵略方案的成立，并成为鸦片战争中英军制定作战计划的根据。”为了和英国争夺对中国的贸易，普鲁士政府也多次派人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调查。1842年12月，“驻汉堡的萨克森领事则奉到指示，要他对汉堡的一家商行拟在中国设支店一事是否确实，以及关于对华贸易的一般希望作‘确切和广泛的调查报告’”。次年，普鲁士政府又先后派遣驾驶“路易莎公主”号前往广州的卢德拜尔图斯船长和杜塞尔多夫政府的秘书顾鲁柏前往中国进行商情调查。1860-1861年，普鲁士政府以“东亚考察团”的名义，派遣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团队对中国的商业贸易情况进行调查。几乎同时或更早一些时候，还有一些西方人包括西方传教士也从了解中国的目的出发，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情况的多方面调查，1833年在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英文版）已有调查材料。一些在华外国银行从贷款的安全性出发也开展了对中国金融机构的调查。
与西方社会一样，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传统中没有社会调查之研究方法。随着外人在华进行社会调查，社会学等注重和使用社会调查进行研究的学科于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维新派在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的教学大纲中均设有群学课程。章太炎翻译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严复对于社会学的功能和重要性推崇备至，他认为“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严复激烈批判了中国传统的陆王心学的研究方法，“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知天下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他提出，“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冯友兰先生认为，严复所说三层科学方法“用现在的话说，第一层就是调查研究，搜集第一手的材料，第二层就是于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第三层就是在实践或科学实验中检查那些对于规律性的认识是否正确。”按照冯先生的分析，严复事实上是向国人介绍了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为中国社会学从历史社会学走向二三十年代的实证社会学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进入20世纪，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受到日本社会调查风气的影响，留学生开始进行社会调查，并迅速影响到国内，清末中国掀起了一股现代社会调查的潮流。
二、民国初年社会调查开始走向繁荣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帝制的消亡，民主宪政的政治建构在中国的土地上闪现。然而，共和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反，军阀挟持武力继续实行其暴力统治。经济上，辛亥革命后，乘着革命带来的发展实业的热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有利契机，民族经济获得了黄金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以两位数的比例快速增长。
政治架构和经济形态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群体的组合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中国应当如何发展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高擎向西方学习的大旗，以西方世界为学习的榜样，以西方的道路为中国发展的路径。但是，19世纪末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生产力不断遭到严重破坏；社会贫富悬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阶级对立尖锐；社会的物质生产虽然获得极大发展，物质财富也极大增加，但传统道德却日益消融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冷漠中。人们社会生活幸福感增长的比例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并不协调。
向老师学习的学生迷惑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严复在向国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各种学说的同时，也敏锐地看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加以邮电、汽舟、铁路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归之一二掌握而有余。此虽有益于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于奸雄之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孙中山发现，西方“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
1912年，辜鸿铭最后改定《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提出要抵抗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的破坏力量”，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引进了“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中产阶级物质主义，导致了“庸俗透顶，卑鄙之尤”的“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不仅仅白白浪费了人民勤劳的生产力，而且使人民的劳动果实难以得到公平的分配，由此，也就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加之，西方人又亲自进入中国，“向沿海一带的中国商人和买办阶级公开传授了那又快又容易的生财之道，于是本民族原有的无耻和浪费性消费的癌症急剧恶化”，“公平分配人民的劳动果实不仅困难，而且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其结果，“城里的富人和寄生虫们变得越来越富有，而那些不能变为寄生虫的乡下人，则不仅越来越贫穷，甚至无以为生”。1919年，在欧战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梁启超和他的伙伴到欧洲转了一圈。本来，梁启超到欧洲去是“想自己求得一点学问”，但是却发现“大海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贫富两阶级的战争，今日却渐渐到了不能不实现的年代”。1924年，王国维在《论政学疏》中写道：“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之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全新方案。
可以说，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中弥漫着一股对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失望情绪。他们意识到西方文明确实已经出了问题，如果中国只是一味不假思索地学习西方显然是不行了。中国应当怎么办？中国应当向何处去？这是从孙中山到李大钊、陈独秀、梁启超等等知识分子都在思索的问题。在此一形势下，知识分子内出现了两种趋向，一种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转向反思现代性的思辨道路，直呼思想解放。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专设“思想解放”一节，提出“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允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经此一想，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抗，‘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是韩昌黎极无聊的一句话。”梁启超认为世上没有什么金科玉律，任何学问、学说都必须经过批判、思辨、选择才能判断其正确性。不仅中国的孔孟程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西洋的学说也同样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梁启超的这番话实际上是突破了近代以来一味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框架。
另一种趋向是转向社会实际，从了解社会入手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这一时期，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等注重使用社会调查方法的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特别是在美国，社会调查发展十分迅速，有如雨后春笋。美国社会调查的特点是“开始即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作”，“完全为对付实际需要而来”。与此同时，一些外籍学者、教会学校的教师开始按照实证社会学的方法着手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形成了一次小小的社会调查热潮。这类社会调查主要有：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的“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人力车夫的调查，拉开了中国早期社会调查运动的序幕；1917年，美籍教授狄特莫（G.G.Dittmer）指导清华学生（当时清华大学设有社会学课程，但尚未设社会学系）对北京西郊195户居民生活进行的调查；1918—1919年间，美籍传教士甘博（S.D.Gamble）、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J.S.Burgess）等人仿照美国“春野城调查（Spring field survey）”在北京进行的一项较大规模的城市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北京的社会状况，涉及到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民、救济、宗教等项目，调查结果《北京——一个社会的调查》（Peking：A Survey）于1921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1918—1919年上海沪江大学美籍教授古尔普率领学生到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的调查，并写成《华南乡村生活》一书（1925年）等等。这些调查的出现对于正在探究摸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无疑是极大的启发，很多知识分子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调查中去。
民国初年至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社会中进行社会调查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知识分子：
一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相信“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他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想地想办法，打主意。”“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对中国的国情有正确而清楚的认识，因此必须自觉地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到社会中去进行社会调查。李大钊1919年专门向唐山煤厂的一位朋友做了访谈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写成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陈独秀等在《新青年》上特辟社会调查栏目，并公共征集社会调查，刊发社会调查多篇。邓中夏对广州的工人生活、劳资状况做了详细调查，写成了《1926年之广州工潮》一文。毛泽东于1926年至1933年前后做了大量关于农村情况的调查，其中包括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