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新闻的报道手法可以看出，公共新闻的主要特点是：
1.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通过参与新闻报道成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者。公共新闻讲求与公众的互动，较之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这的确是很大的进步。詹姆斯·凯瑞认为托管模式米切尔·舒德森认为美国历史上媒介服务于民主的模式有三种类型：市场模式（媒介取悦受众）、鼓吹模式（媒介从政党的角度提供新闻）和托管模式（作为专业组织，媒介向受众提供他们认为受众应该知道的新闻）（Schudson，1999，119－120）。的弊端即是托管者——媒介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放在媒介的权力而不是公众的权力上（Carey，1999：57）。而长期以来，媒介在构建议程时习惯于以具有政治经济权力的个人或群体为导向，忽视公众议题成为媒介议程设置的常态。
2.媒体角色的转换，媒体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发布者，而是新闻事件的推动者。虽然，推动者的媒体角色迥异于信息模式中媒体的旁观者角色，但在美国新闻史上，这种媒介角色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黄色新闻时期，《新闻报》就曾宣称行动是新式新闻事业的最大特点，“它不会等着事情改变，它会让事情改变”（Bleyer，1927：371）。实际上，公共新闻与新式新闻事业倡导的公共改革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重视城市或社区的建设，都强调媒体的主动性。不过，新式新闻事业倡导公共改革主要是通过揭丑的调查性报道进行的，报道集中于展示冲突，而公共新闻的注意力在于解决问题（Max Frankel，1995，转引自Voakes，2004：30）。
公共新闻出现后，引发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是挽救美国公民政治冷漠和疏远媒介的有效方式（Rosen，1999：22；Carey，1999：58）；而反对者认为公共新闻违背客观性理念，他们认为新闻业的首要职责是提供准确的信息，而非倡导社会政治运动，媒介要独立于其他社会服务性的组织或机构（Voakes，2004：30）。《纽约时报》的前主编马克斯·弗科尔（Max Frankel）把公共新闻事业称为“修理新闻事业”，他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告知事实，并使其客观和公正，社会变革的任务应由改革者进行，而不是新闻业的职责（转引自陆银味，2005：252）。《华盛顿邮报》主编列昂那德·冬尼（Leonard Downie）也对“公共新闻”提出了疑问，他认为这个被称作“公共新闻”的东西，更多的像是报社发展推广部门要做的事，而不是记者应该做的事（转引自蔡雯，2004：79）。所以，虽然公共新闻风行一时，但传统大报都未接纳它。一方面，这些大报均为全国性的报纸，而公共新闻多局限于社区的范围，并不适合这些报纸，另一方面，这些报纸一直有着客观报道的悠久传统，他们对于公共新闻的主观性十分反感。
但是，有趣的是，记者大多对公共新闻持肯定态度。密苏里大学的彼得·盖德（Peter Gade）及其同事对来自开展公共新闻的报纸和并未开展公共新闻的传统报纸的各20名记者展开的研究显示，尽管发行人对公共新闻持批评态度，但大部分记者对此持肯定态度。而鲍尔·沃科斯（Paul Voakes）的研究也证明大部分记者赞同公共新闻的基本操作方式（Voakes，2004：31）。对于记者来说，强调记者主观能动性和参与精神的公共新闻报道是建立个人职业威信和获得职业归属感的有效方式。20世纪90年代初对新闻记者的调查显示，他们的职业满意度明显下降，这似乎是部分由于他们的职业自主性的降低（Weaver&；Wilhoit，1991；Underwood，1991，转引自Hallin，1996：245）。但对于发行人来说，公共新闻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成本太高，它需要通过民意调查来准确把握公众的观点和需要，需要大量研究来探讨形成公共事件的深层原因及解决办法，这是以多快好省为生产原则的媒体所不能接受的。
既然如此，公共新闻为什么会出现呢？
首先是因为美国公众的政治冷漠和媒介接触的减少。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自此，新自由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官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极力宣扬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贸易，鼓吹经济全球化。在新自由主义主张采取市场作用和利益的最大化，非市场制度作用的最小化政策的推动下，美国新闻业向受市场利益驱动的产业方向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新闻业的商业主义倾向日趋严重。一股公开将市场策略运用于新闻部门的潮流席卷美国新闻业。新闻业的经营人员们发明了“整合新闻纸”的概念，即将编辑、广告、发行、市场研究、促销全面统一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之下，使报纸最大程度地获得利润。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媒体刮起了兼并、联合的风潮，使新闻业的垄断加剧，利益集团的影响成为新闻业的主要控制体系。为追求商业利益，新闻的娱乐化倾向加剧，广告时间和份额增多。并且，受成本核算的影响，硬新闻比例大为下降，几乎很少有报道关注社会生活中与公众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20年间，报纸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的投入大幅下降，报纸国际新闻占报纸新闻总量的比例从1971年的10.2％下降至1988年的2.6％(Emery，1989，转引自Hallin，1996：255)。媒体监督批评的声音也变得十分微弱。总之，唯利是图使得媒体的公共性极度衰落。
政治冷漠是这样一个以经济利益为唯一指挥棒的社会的必然产物。因为，新自由主义还有一套政治理论，它认为在经济统治一切、政府干预经济尽可能少的情况下，社会运作才能达到最佳。新自由主义深信市场比其他任何途径都更有能力采用新技术来解决好社会问题。简言之，新自由主义民主就是那种政治机构控制少、辩论甚至更少的制度（麦克切斯尼，2004：11）。美国各种选举投票率在过去的30年中急剧下降，民主成了“没有公民的民主”（Robert Entman，1989，转引自麦克切斯尼，2004：7）。虽然媒体并非是民主衰落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但是，它们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与其他导致民主衰落的很多因素联系紧密（麦克切斯尼，2004，8）。在美国，大众媒介一直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媒介的使命是提供信息与分析以培养民主社会所需的知情的选民，而这也正是《权利法案》为新闻自由提供保护的前提。但如今，传媒公信力的下降使得受众逐渐地远离了媒介，媒介也成了“没有大众的大众传播媒介”（巴格迪坎，1986：211）。失去了公众，大众传媒也就丧失了其在民主社会具有合法地位的前提。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nam）将公众信任看作大众媒介的社会资本——社群解决公共问题的社会信托网络，而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媒体也就失去了它的社会资本（Robert Putnam，1995，65－78，转引自Voakes，2004：26）。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不得不积极寻找出路，吸引公众并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而20世纪90年代成为美国政治哲学潮流的社群主义成为公共新闻的理论来源。社群主义是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反驳中逐渐形成的，1991年，50位学者和政治家签发了一份名为“负责的社群主义纲领：权利与责任”的宣言。社群主义认为个人的存在离不开社群，社群的属性是自我的本质。从这里我们可以依稀找到社群主义与芝加哥学派的某些共通之处，二者都强调个人与社会的互相依存。而亦有学者注意到杜威的民主思想与公共新闻理念存在着的某种关联（Peters，1999；Voakes，2004；黄旦，2005；谢静，2005）。西奥多·格拉斯（Theodore Glasser）和斯蒂芬尼·卡拉福特（Stephanie Craft）还将美国社会哲学家对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的发现视为公共新闻出现的原因之一，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内的对话有助于达成民主共识（转引自Voakes，2004：26、27）。
其次，多年来美国媒体政治报道的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选举报道已沦为远离实际生活的圈内人自己的游戏也是公共新闻出现的原因之一。1988年美国媒体在总统选举报道中的糟糕表现更是直接诱因。在1988年的选举报道中，媒体与政治体系形成了惊人的默契，二者完全回避自由国际主义、国家福利、国家安全等当时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与公众自身利益十分相关的储蓄和信贷危机之后的银行体系问题也在竞选运动和媒介报道的议题之外，公众真切地感受到媒介再也不是代表和保护其利益的看门狗了（Carey，1999：59－60）。公众积聚的不满终于促使某些报纸尝试新的报道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