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跟这个问题相比较来说，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交费标准的地区性问题、规模性问题，就是说上海的跟西安的KTV营业场所交费就应该有区别，规模大的和规模小的交的都应该有区别，这些都是小事儿了？
王炬：这些事情都不是原则问题了，这些事情都在操作过程中。著作权法第八条规定：允许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来管理权利。权利人授权的这部分，法律问题解决了。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准，组织程序也解决了。权利人依据法律授权这部分也解决了。剩下的还有两大问题：收费和分配，这是考验集体管理能否顺利进行的两大关键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站得高一点来看KTV收费的事情，收费多少和如何分配其实都是一个非原则问题。因为中国的整个经济状况不一样，它也应该有区别，所以国家版权局就设定了一个上限而没有设定下限，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往下浮动，这样就可以去具体地谈判、具体地对待，不影响大局。
记者：关于收费，消费者自身也不担心转嫁危机么？
王炬：所谓消费者担心转嫁危机实际上是这些KTV的经营者自己喊出来的，是他们在造舆论，好像如此一来就是他们为消费者在服务了。
记者：我上次看到新闻说有KTV经营者因为不满意还要交MV的视频版权费，一气之下决定要自己去拍MV，那在不获得音乐作品的版权拥有者的许可下，擅自去拍音乐电视，也算是侵权？
王炬：对，也算是侵权。这个实际上是心血来潮或者说是一气之下说的话。深圳的某个协会曾经说过：如果这样的话（指KTV经营者交的钱里包括MV视频版权费）我们不用原版。这个事情很简单，听到这个反应之后，大多数唱片业人就是一笑了之，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社会里头产业分工是很细化的，比如说一家粮店，我卖大米，你供货商给我的价格太高了我不要你大米我自己去种地了，这是不可能的。再说，现在KTV里常唱的歌比如说是一万首，这一万首你是全部去拍么？而且当你拍完这一首歌的时候另外一千首又出来了，你又忙不迭地去拍这个片子，你永远不可能跟得上。比如《香水有毒》突然在网上红了，消费者就到店里去唱，结果MV还没有拍呢。因为这样你总是走在它后头，你不可能走在它前面。实际上这一部分产品在产业链上它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提法几乎是很可笑的。
记者：刚才是收费问题，现在要说说分配问题。那么收完费之后如何分配给各个音乐权利人。因为一首歌曲的利益可以按照比例分给不同的参与者，比如说词曲作者、歌手、音乐制作人。一首歌曲可以谈个比例分，但是我们如何知道哪一首歌曲因为被消费的次数最多，而应该获得最多的利益？
王炬：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了，而且是经过反复论证。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所谓提出来按次收费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技术支持。这种技术支持实际上很简单，所有的KTV，大型的——钱柜、麦乐迪、糖果等等——他们自己内部都有这种计算机管理，非常简单。只不过你提交一个数据就行，但是谁都不愿意交这个数据，因为它要和税收结合起来。你可以发布某一首歌在这点击多少次，总共一年点击多少次，有多少人来参加，我营业收入有多少，税务部门根据这个就可以知道你上的税对不对。所以他们都特别害怕这一点，我推测，这件事情要是按照记次来做的话，可能最先反对的，就是KTV经营者，他们不会同意的。技术问题不存在，关键就是它和别的问题搅在一起了。
那么，另外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平均收费，按记次的方式分配。设想是这样：比如KTV的包间和每一首歌点击的次数本身，不要结合起来。因为这样就很难判断某一首歌在某一个KTV里点得多，在某一个KTV里点得少。这样的话对收费本身就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基本还是按照国际上通常的惯例，还是按照KTV包间的数量来平均收，就是每个包间一天营业八小时，按多少人流量来算，比如上限是12块钱，这个比例极不高，这样收最大的好处就是所有的业者都乐意接受，因为它在管理上很方便。这个KTV有30个包间，我就收30个12块钱，再乘上12个月，再乘上365天。这个收费模式就不是按照点击次数来收费，但是分配的时候可能是要参考点击次数的。
点击次数不是我收十万家就十万家给我提供点击次数，而是抽样。国际上也是这样做，几个大家——麦乐迪或者钱柜，你给我提供数据。北京的、上海的，找几个大家，就基本上有个大概的平均率。各地的情况肯定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你到甘肃一个县里的一个旅馆，如果有包房的话，它的点击率跟钱柜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定要按照点击率收费的话，那么这个收费将会变成极其复杂的一项工作，非常非常难做。所以还不如干脆就是收费的时候平均收，分配的时候参考点击数。这样经营的业者也没有问题，词曲作者、表演者，就是所谓唱片的权利人都没有问题，大家都愿意接受这个方案。
其中，音著协代表的是词曲作者，音像协会代表的是唱片公司。在法律里就是“著作权”和“邻接权”，两家都是依据法律来收取费用。但是国家版权局认为不能多头去收，两家已经达成协议一起去收，收完之后按照一个比例去分。该给词曲作者的，音著协拿走去分；该给唱片公司的，唱片公司再拿去分。
记者：听说有人提议要建一个全国联网的点播平台，就是专门针对KTV的版权来收费。这个操作起来难度大么？
王炬：有人提过，但做不了。不光是大，它有很多问题。它动机是好的，用意也是好的，方便于内容管理。
但我认为，一个是这有悖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宽松环境的大趋势。因为过去就没有审查过，但是现在因为要收费了，就突然提出一个内容审查的问题。那么KTV里面有多少内容可以去审查，而且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审查，这都是一些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必要性，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多年KTV都在轰轰烈烈地干，也没有去审查过，那么现在突然提出来了，显然是利益的问题。
另一个是这种计费平台牵扯到设备。这种设备的更新、淘汰和更换会牵扯极广的面。而我们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收费方案是在经营业者最小的负担下，按照你的包间平均谈判出一个价格来就解决问题了，是最可行的。而且如果要实现收费平台的话，我相信最先反对的还是KTV业者。因为真正是要伤筋动骨了，我原来这些设备可能都不能用了。我要升级、我要换代、我要更新设备，它的投资就很大。
记者：如此看来，现在您对KTV收费的前景还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的。
王炬：我从没有悲观过，我觉得不是一件很难做的事。它肯定会有麻烦，但我觉得最麻烦的并不是在行政部门，最麻烦的是消费者要理解。甚至我在开研讨会的时候，也对唱片公司说，别老是大呼大叫要保护权利，要听听消费者的意见。实际上现在整个局面也在改变，我在春节后看过一次电视采访，发布公告说KTV要收版权费之后，很多记者在歌厅门口等候消费者出来，采访了几个消费者，消费者态度都非常好，说用了人家东西当然应该给别人钱了，说也不会担心涨价，涨得太高了我们不来就是了。或者说总有不涨价的，这个市场行为不是人为可以去操控的过程，它肯定是水向低处流的一个过程。
纵观整个KTV版权收费事件的前后，无非三个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收不收费、怎么收费、收了费后怎么分利。而其中，是否收费是一个质的问题，是一个从0到1的问题。而怎么收费，收多少费则相对来说是一个量的问题，是一个从1到10的问题。就目前来看，普遍上，人们已经愿意接受KTV版权收费的行为。尤其是从云南诞生了第一家KTV交费企业以来，从0到1的问题已经开始逐步解决，中国的版权生态环境可以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现在需要做得更好的，就是完善收费标准、合理分配利润、培养民众版权意识、培养良好的版权环境。而其中尤以后两点具有极其的重要性，因为版权意识的树立和版权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助于音乐产业的发展，对于整个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打造，对于国家的文化形象更有着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