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本书所关注的国家范围内，其文化与国民性格乃至由此升华凝聚的民族精神的关系与人类传播活动究竟存在怎样的动力机制呢？本书根据复杂系统的隐喻方法和前面基于个体水平的传播与“性格—行为”关系的分析，进行了理论模型的建构。在这一理论模型中，国民性格居于中心地位，分别受到两类因素的影响：一类是自然性的和经济基础类的因素；另一类是人文社会性的和上层建筑类的因素。
对于国民性格影响较显著的自然因素有：地理环境、种族体质、自然灾害等。其中，国民长期生活的地理位置、地理条件和环境对国民性格的作用不言而喻，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如，有人认为日本人的性格受其狭小的岛国地理因素的影响，故而有所谓“岛根性”的说法。种族的基因特质和其他遗传特质以及其心理的、体质的素质也是形成国民性格的一个生理基础原因，身高马大、体型魁梧的国民与体形矮小的国民在性格上的差异就较明显。长期以来国民所经历的各种自然灾难、祸害往往会对民族心理产生延续性影响，从而影响国民性格。
比如中国长期泛滥的洪水和各种自然灾害对于中华民族的勤劳、坚韧、集体主义的性格特征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基本的生产方式对国民性格也有深刻的影响作用。比如农业国家的小农生产方式容易形成小农意识和农民性格，与游牧民族的那种彪悍游走、无拘无束、自由散漫的性格有明显差别，与工业化生产形成的容易团结协助的性格也有很大不同。
对于国民性格影响较显著的人文社会性的因素有：教育学习、奖惩规训、文化传承、宗教信仰等。在这当中，国民教育，特别是国家强制和主导推行的国民义务教育体系，对于整个国民性格的塑造具有基础性的显著影响；一个国家在崛起和兴盛的阶段，其国民教育中必然蕴含着某种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内在精神动力。国家让其国民接受义务教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塑造其国民性格的过程，比如，普鲁士在其崛起的时候，特别注重国民的素质教育，以及强化其军事教育和学生的兵役训练，为其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奠定基础。兵之强壮，实在是有赖于其军人品性的形成，如果在一国国民教育中强化培养忠诚、勇武、守纪、坚韧等性格，则对于国家军队的战斗力提升有重要作用。奖惩制度和规训机制对于一个国家国民性格的作用也较明显。例如，宽松自由的社会人文环境则容易诞生独立自主的科学精神和质疑辩论的求实作风，专利制度下容易激发创新性，严苛专制制度下的国民性格易产生奴性。文化传承也能影响到国民性格。比如中国古代社会讲究“仁、义、礼、智、信”，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塑造就起到一种文化遗传或者说文化习得的作用。宗教信仰对于国民性格的塑造也非常明显。比如，佛教国家的国民性格中的攻击性就较弱，而自我约束性就较高，相比之下基督教、伊斯兰教国家的国民性格中攻击性较高一些。日本的神道教对于日本人忠诚性格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其宗教信仰所要求的。
以上讨论的这两大类因素组合起来对于国民性格的形成，会产生综合的或复合性的影响，犹如在熔炉中用薪柴燃起炉火对金属进行熔炼锻造一般。国民性格在一定的情境与条件下会驱动国民的行为，这些行为至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本国国家、国民的生存发展起到了消极的、负面的作用，或者是对他国和世界产生危害或不良作用的行为，例如，“窝里斗”、发动侵略战争、殖民扩张等；一类是对本国国家、国民的生存发展起到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对于国家命运起到了主导性的提升作用。
这些正面行为，往往会被记录和记忆下来，如果发生在民族生存发展的早期，表现为一些史诗性的英雄传奇和神话故事，被口头传播，到处流传；如果发生在各个历史阶段，则会通过历史的记录，而转变成为一个个历史故事或历史事实，被文字印刷后进行传播，或通过现代的各种媒介传播手段进行传播；如果是发生在当下，则往往被新闻报道所关注，成为所谓的“易碎的传播品”；如果其具有足够的典型性和文学价值，则可能被写成为文学作品后，获得广泛的传播……如此看来，体现国民性格的正向行为被记录记忆后，必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传播，之后，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接受传受者之间的信息加工、批判、提炼、升华，最终凝练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往往凝练了一个民族多样的优秀性格特征和精神品质特征，对于一个国家崛起或抗击外来侵略以及拯救国家命运都具有巨大的推动力、耐压力或凝聚力。
对于那些负面行为，也可能会被故事、历史、新闻、文学等媒介记录，或者给人们留下深刻的集体记忆，也会成为人类传播的内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某些内容的精神影响甚至会沉渣泛起。这些负面行为有的是基于盲从迷信，有的是得到一定的放任、纵容，那么就可能在民族性格中留下无法抹去的“污渍”，最后大致可以归结为民族劣根性；有的会被其他的国家国民长期记忆、憎恶。
总之，整个模型系统宛如一座熔炉，炉壁两侧的诸多因素犹如薪柴，熔炼着国民性格，传播在其中的作用犹如流通的空气，提供必要的助燃和去尘作用，通过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与交流过程，最终凝练出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精神，也冶炼出一些渣滓和碎屑，成为某种民族劣根性的遗产。
第二节 传播与日本国民性格的关系研究
下面用一节的篇幅，对于日本这个极具典型意义、同时又极其特殊的国家案例进行综合分析，探讨传播与日本国民性格以及其国家命运曲折变换的内在动力机制。
日本国民性格研究文献综述
在国际上，关于日本国民性格的研究，以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最为著名。在二战结束前一年，露丝·本尼迪克特从人类学学者的独特视角开始对日本的民族性格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认知判断，被美国占领军所吸收。1946年，她增补两章后以《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而“刀”则象征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这两者互配，既意味着一种日本文化的和谐，又隐含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民族那样突出地表现出行为的矛盾性让人难以理解：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菊花与刀》）
她在书中通过对日本社会传播的一些故事、文化现象等材料的分析，得出了日本社会组织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本尼迪克特的一些论断，颇有启发性，例如，她用对最高权威的服从来说明日本人在战争中的顽强忠诚与投降后态度的顺服180度的大转弯，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中国学者对于日本人性格研究的学术文献也非常之多，如果检索CNKI学术文献库，仅在题名中包含“日本”和“性格”的近年来发表的文献就有60篇。例如，李含（2005）从日本最早的一本史书《古事记》中，选取一些典型片段，并且通过与西方思想的对比，对日本文化的“耻感文化”、共同体主义的“场”的伦理以及母性社会原理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人复杂性格的形成，其角度较为独特，论证可信度较强。李锋传（2006）从谚语这一语言现象的分析入手，来考察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他发现日本本土的谚语表达，生动体现了日本人的勤劳、隐忍、慎重、无常、与自然共生、含蓄、暧昧等诸多性格特点。牟成文（2009）在研究中发现日本人所信奉的神道教与日本民族性格之间有着一种“分环勾连”的关系。由于神道情结不具有完整的、发达的前世今生轮回或因果报应观念，而且在“此界”与“彼界”或现实与理想的选择之中更关注“此界”或现实，更关注眼下的“此在”，这样，日本民族在处理与异族的关系时，往往缺乏相对固定的有关真、善、美的价值观。由此出现了三种性格特征：第一，在判断问题时，易“悬搁”自我、执著于“他者指向”。第二，在人性转换中，易“去远”责任、“空疏”背负。第三，在行为选择上，易走“偏锋”、“沉沦”极端。臧恩钰、李春林（1995）在《鲁迅对日本国民性格的观照》一文中，通过分析鲁迅先生的作品，揭示鲁迅眼中的日本国民性格，鲁迅有过在日本留学的生活经历，接触过很多日本人，他将“认真”看成是“日本国民性格之核心”，鲁迅的观照往往是基于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在中日比较过程中，分析了日本国民性格。
在以上提及的文献及其他一般性的对日本国民性格的研究中，其研究思路是对日本的各类传播文本进行分析发掘，对其蕴含的日本人性格进行一种文化阐释和意义解读。这对于本书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启发价值的。有一些专门研究会涉及这些性格特征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影响，例如：陈会颖（2004）在《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对日本外交关系的影响》一文中认为，“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历史进程使日本民族形成了狂妄自大又极端自卑的矛盾心理，因此日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呈现出极端对立的两面性，反映在外交上就是追求建立强权式的霸道王国，推行攀附强权的外交路线，奉行弱肉强食的外交原则。”还有一些文献专门探讨日本现象，从其中解析日本人的性格特征，特别是有不少研究讨论涉及日本在近代的军国主义兴起的内在原因。例如，娄贵书（2005）在《日本军国主义根源探析——岛国环境、骑马民族、历史特点与日本军国主义》一文中则认为，日本具有“骑马民族的生活方式、人生观、价值观，典型地表现了以生命求生存、求发展和利益至上、不惜以武力满足利益需要的特征”，这是日本在近代史上选择军国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基石”；该文所分析的“扩张意识”、“尚武精神”、“商匪一体”也透露了日本国民性格的一面。
总体看，对于日本国民性格分析的文献非常多，诸多文献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大致呈现出两种对日本国民性的判断：一种主要是偏正面的性格形象：勤劳、隐忍、慎重、含蓄、认真、执著、顽强、进取、好学、创新、开放等；另一种是偏反面的性格形象：扩张、尚武、恃强、凌弱、残忍、狂妄、自卑、野蛮、暴力、贪婪等。我们需要审视的是，究竟这些性格特征与传播和国家命运产生了怎样的牵连关系？要清楚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以实例为证，条分缕析，才能呈现出其内在机制的复杂性。
案例分析一：《桃太郎》的传播文本演化与日本近代国家命运
《桃太郎》是日本五大童话之一，在民间可谓是家喻户晓。故事并不曲折，但是非常形象传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桃太郎的故事多次被选入日本的教科书，从而成为日本国民教育体系内的一个重要的传播文本；桃太郎的故事具有典型的日本文化特质，其广为传播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或者说是彰显了某种日本国民性格。此外，由于桃太郎故事经过历史流传和文人改造，有多种版本的故事内容传世，在这个过程中与日本国家命运的发展具有某种关联意义，因此，对这一传播案例进行全面分析，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说服力。
一、关于《桃太郎》研究的文献综述
首先，对桃太郎故事的目前已有研究进行简要的文献综述。桃太郎故事在揭示和分析日本国民性格上，具有重要的传播文本的研究价值，一些研究文献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例如：张暄（2006）在《桃太郎的传人——日本国民特性探究》一文中，从分析桃太郎故事入手，揭示了日本人如下的国民特性：①尚武与对外扩张；②强者崇拜和现实主义的生存态度；③恃强凌弱的两面性；④以小为美、以小为上。文章分析和比较了若干日本历史事实和日本文化现象后，认为“日本凭着以弱胜强，以小搏大这种精神信念，在适当的时机可以创造奇迹，滥用这种信念，则会造成灾难。”此外，宋协毅（2004）对于桃太郎故事，从文化史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桃太郎的故事原型、命名秘密以及桃太郎与战争的关系，并对桃太郎与唐僧取经故事等做了比较，说明了桃太郎故事既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某些元素，又在近代化的演变中增加了许多使其“成为统治者鹰犬的使命”的内容，增加了“政治上的危险性”。张暄（2006）和宋协毅（2004）的研究都是基于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的一些侵略扩张行径而作的解读，桃太郎的故事叙述中宣扬和美化了其对外领土占领和扩张的行为，把它看成是一种伏魔得宝的胜利，而不自觉地在国民性格塑造过程中鼓励这种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