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国家形象受到损害，都是与国际危机传播和危机传播的国际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受到世界的瞩目，但是在BBC的调查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却变差了。不难推测，2008年由三鹿奶粉引发的食品安全危机和拉萨“3·14”事件等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外民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认知。2008年的奥运会是以中国为主的盛事，但食品安全和暴力事件则是全世界共有的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对于外国民众或投资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出口的食品是否安全，谷歌公司和新闻集团退出中国是否意味着投资环境的恶化等问题，而不是北京的奥运会或上海的世博会举办得有多么成功。
“报喜不报忧”、“家丑不可外扬”，是我国对外传播中的一种惯性思维。长期以来，我们善于成就报道，不善于危机传播。面对危机事件，各级政府通常不会主动解释，只是被动回答问题。特别是危机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危害，都曾被视为“负面报道”甚至“机密”而讳莫如深。为了避免国际危机传播中政府形象受损，我们必须要改变旧有的传播观念，树立危机传播意识，掌握危机传播的策略与技巧。
三、国际危机传播关乎社会乃至民族形象
对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民族建立整体的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长期的封闭政策和经济的落后，“中国人”这个概念，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说，还停留在模糊和神秘状态。法新社曾经报道说，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才使新中国的形象首次为广大西方社会所知。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却从某种角度说明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真实、深入、准确。
当前西方社会对华人形象的认知主要来源于两大方面：电影和媒体的新闻报道。在好莱坞电影中，华人形象有着两种典型的刻板化倾向：要么是李小龙一样的功夫高手；要么就是在贫穷和苦难中挣扎的边缘人物。电影中的标签化人物形象自然和中国人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新闻报道中的华人形象通常也没有代表性，因为只有那些负面消息才能引起大众的广泛兴趣，在国际传播领域更是如此。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个体往往被看成是群体的代表，甚至是一个社会民族形象和价值观的化身。把对个体的评价演绎为对群体的判断，是我们认识事物时的一个普遍倾向。这种刻板印象有助于我们快速熟悉陌生的事物，但往往也容易陷于片面化和模式化，尤其是在国际危机传播中。因此，如果国际危机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那么影响的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直接利益，整个民族形象都会遭受损失。近年来有关个别华人、留学生在海外不雅、不文明乃至违法行为的报道，某种程度上使华人的整体形象大打折扣。
很多情况下，危机并不完全是坏事，出现问题后不回避、不搪塞，及时应对、合理解决，危机也可能会成为转机。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是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灾难性危机事件，中国政府和新闻媒体应对危机的国内与国际传播能力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尽管这次危机中暴露出很多问题，但在抗震救灾中普通民众所展现出的团结、善良、坚韧，不但感动了中国人，也给很多国外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普遍的同情和赞扬。关注人，关注人性，展现当事人的精神风貌，通过对人的关注，把这些人所代表的社会和民族形象展现出来，是国际危机传播的重要视角之一。
四、国际危机传播为国内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危机传播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危机的反思与学习期。在解决危机后，要反思整个危机的起因、发展和解决方案，总结经验教训，为以后的危机做好准备。当危机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和风险都消除之后，针对危机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出发，政府应当不失时机地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定新政策，为以后的危机管理提供立法上的保障和支持。
2010年7月19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一个隐秘的世界逐渐失控》的报道，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的极度膨胀。报道显示，美国现今已有上百万情报人员，而2009年，国会公开拨款的情报预算就达到了750亿美元。“9·11”危机传播的长期影响所导致的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使美国修改和制定了打击恐怖主义的若干政策，提高了“反恐”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从而催生了美国庞大的情报帝国。
2003年席卷全球的“非典”危机和2005年来势凶猛的禽流感等一系列危机，暴露出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经验不足和法律缺失。同时人们也深切感觉到，政府信息不公开、工作流程不透明是很多社会危机扩大化的根源。因此疫情过后，社会各界疾呼制定政府信息公开和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法律。在此背景下，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了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分级分类和预案框架体系，为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提供了法律的框架和基础。2007年，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有着重要意义。
一个系统出现了危机，就说明这个系统存在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系统的组织架构、运行方式或利益目标等作出适当的调整。对于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系统来说，变革就意味着风险和阻力。系统危机的出现，打破了常规状态，在短时间内展现出巨大的破坏力，对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危机管理者可以因势利导，把危机转换为系统变革的机遇。对于政府来说，在危机过后进行的变革能够克服系统的惰性，往往会更有效率，更能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五、国际危机传播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
企业或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总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危机。“危”和“机”也就是挑战与机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危机的爆发和扩散暴露出国家治理模式上的偏差。面对危机，政府首先要及时应对、正确化解，使社会从非正常状态转危为安。另外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反思自身在发展方向和策略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澄清价值目标，抓住时机实施战略调整，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地发展。国家战略的调整涉及的范围广，牵扯的利益多，在正常发展时期进行的调整总会面临国内外的重重阻力。利用国际危机的影响，借机进行国家战略的调整和变革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2008年遭遇了一系列诸如“3·14”西藏事件、火炬传递被扰、毒奶粉事件等国际性的公共危机之后，中国国家有关部门在2010年下半年已全面启动国家公关战略。政府准备拿出大量资金推动国家主要媒体机构向国外扩张，以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可以说，2008年以来的一系列国际危机构成了国家对外政策的转折点。中国外交政策将从“融入国际社会”转向“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2009年7月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这其中固然有国外敌对势力处心积虑的破坏，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目前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从整体上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但民族团结政策的落实在少数基层地区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为了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切实强化民族团结意识，作为对危机反思的结果，我国首部关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于2010年2月起实施。2010年5月，中央批准喀什设立经济特区以加快新疆发展。同时，为了提高当地财政收入，平衡东西部差距，新疆将在全国率先试点资源税费改革。
东部和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是历史、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矛盾。近年来为加快西部发展，尽快实现东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政策相继出台。为了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7·5”事件后国家适时地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为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和人民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究其原因，金融行业的欺诈、贪婪和混乱难辞其咎，加强对金融行业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政府2008年开始就大力推动金融监管改革，2010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标志着历时近两年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完成。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场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被路透社称为美国“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势必很难获得国会批准。
国际危机总会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国家发展战略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在日常的状态下也会有所表现，但通常带有某种零散性或偶发性，我们很难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判断出危机的发展程度以及趋势，并把它当做质疑现有制度的合理性与进行国家战略调整的正当依据。当严重的国际危机爆发后，既定的国家发展模式和战略就会受到怀疑和挑战，这时审时度势地对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既能促进危机的解决，又能对国家政策进行合理矫正，以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第三节 国际危机传播受制于国际关系
一、国际危机传播受国际政治关系制约
在国际危机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传播者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政治体制和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选择，总有其合理性和特殊性。国际政治关系的实质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利益关系。对于国际危机传播来说，不刻意宣扬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互相合作，是防止危机扩大化、尽快解决危机的重要前提。
2008年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众多西方媒体在表示强烈关注的同时，刊发了众多歪曲事实的报道。这些带有偏见的报道让我国政府在危机发生初期即面临大量的舆论谴责，使危机处理工作处于被动状态。CNN、BBC等西方主流媒体通过剪辑、伪造等手段刊发的新闻报道，就是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些媒体受“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有意歪曲事实，试图丑化中国的国家形象，为本国的政治利益服务。有些媒体则未必有心造假，但在长期意识形态对立的浸染下，在面对危机时不自觉地就预设了自己的报道立场，采用先有论点后找论据的方法对危机进行报道，传播内容就难免会有失公允。
2008年2月开始的中日“毒饺子”事件，就是由于政治原因导致的危机扩大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毒饺子”事件发生后，双方有关部门虽然都立刻表示出合作的意愿，却没有实施跨国案件的正常调查程序。两国政府都声称本国不可能出现问题，事故的责任完全在对方。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普通的案件变成了“外交谈判”和“政治交涉”。
中日媒体和民众也都一致指责对方，而没有对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环节进行质疑和反思。2008年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义正词严地强调“投毒发生在我国境内的可能性极小”。有关媒体纷纷批评日本媒体小题大做，损害中国食品声誉。日本方面则表示，一定是中方有意投毒。日本官方在对华场合多次提及“毒饺子”事件，并向中国提出要求，尽快查明真相。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日本警方拒绝向中国提供案件的关键物证，让中国的调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由于缺少双方的配合，案件直到两年后才水落石出：系中国生产厂家的临时工投毒。反思这场由普通案件引发的中日外交危机可以看出，政治上的对立和不合作是此次危机事件恶化的根源。危机不但严重影响了中国的食品出口行业，还进一步伤害了本就敏感的中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