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利等人的研究证实了受众解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菲斯克的受众理论强调了受众的抵抗性和创造性，表达了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菲斯克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受众对文化产品主要进行抵抗性和颠覆性解读，例如，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在观看电影《虎胆龙威》时，为警察和当局对各种设施、建筑的破坏欢呼；俄罗斯犹太人在以色列观看《达拉斯》时，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通过抵抗性解读，受众有意识地规避了文本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冒犯了主流和权威，从而产生快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抵抗性和颠覆性也意味着创造性。
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受众在同统治阶层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创造的，因而大众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创造的结果，因此离开了受众的创造力，大众文化也就无从谈起。这一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截然相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由文化工业创造的标准化、统一化、复制化的文化，这种文化禁锢了大众的头脑，使大众成为顺从的、被动的、没有思考能力的个体。
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由大众自下而上、自己创造的文化。在创造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大众采取各种巧妙的战术，且战且退，以此规避主流势力的压迫，保留实力，保证创造过程长期进行。尽管受众的创造行为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但结果却是积极的、主动的。
伯明翰学派对受众主体性的提出、创造性的强调代表了受众研究中的新方向，尽管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遭到了质疑和批评，然而，这种思路为受众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具有一定的建设性。
第二节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局限性
一、受众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的偏离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即生产关系运动中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道格拉斯·凯尔纳对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对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术语的参照让我们关注这样的事实：文化的生产和分配发生于特定的经济系统中，这个系统是由国家、经济、媒介、社会机构以及社会实践、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因此，政治经济学包含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了社会和文化的其他核心的维度。因此，在媒介研究中，把文化产品与其生产和分配制度与系统联系起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有必要的。
政治经济学派认为，文化生产中的经济关系是决定媒体工业运作时必须遵守的重要因素，文化工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生产什么样的文化产品以及如何生产文化产品，因此，分析文化工业和文化产品，必须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中进行，必须把文化产品当成文化工业生产和流通环节的一部分。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试图“将注意力从将大众媒介看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上转移，将大众媒介首先看成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直接创造剩余价值或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创造剩余价值的经济体”。因此，媒介研究不应该偏离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文化的考察维度。
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媒介机构的归属者和领导者不同，经营策略和指导方针不同，媒介的各种功能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方式和媒介产品的接受方式也不同。例如，在计划经济中，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何种文化产品、如何进行生产和配置都须由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媒介机构归国家所有，媒介产品的制作和发布都由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因此，文化产品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媒介机构立足于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突出了教化功能和信息功能；受众把各种文化产品当成了解国家政策、学习国家有关文件的工具。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逐渐放开了对媒介机构的直接管理，允许媒介机构自主生产。在这一新形势下，媒介机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了获取受众的眼球和广告商的青睐，媒介把收视率、收听率作为节目是否成功的关键，因而媒介机构的教化功能逐渐让位于娱乐功能和休闲功能。
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媒介机构的各种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受众对媒介产品的选择权和接受程度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别。然而，政治经济学并不单纯地研究各种不同的经济体制，而是研究“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的社会现实维度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应该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文化产品得以从中形成的支配关系和权力结构，从而研究文化产品遭到抵制和接受的社会原因。因此，政治经济学有助于媒介产品的生产研究和接受研究。然而，在伯明翰学派发展的后期阶段，受众研究逐渐偏离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这一现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
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文化研究丧失了早期的批判性和政治性：
文化研究可能轻而易举地退化为某种折中的平民主义，就如流行文化研究会的某些研究那样，它们大多只是对所处理文本产品发出叫好声而不是加以批判。忽略政治经济学，赞美受众和大众的愉悦，忽视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对文化文本的政治性不予分析或批判等，将会使文化研究变成另一种学术的分支而已，不仅无碍而且最终会使文化产业本身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对这种研究状况的后果表示了极大的担忧：眼睛只盯着文本和受众，而排斥对文本得以产生和消费于其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的分析，将截掉文化研究的重头戏，就像接受分析未能指出受众是如何通过其社会关系而形成，以及文化本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产生受众及其对于文本的接受一样。尼古拉斯·加恩海姆在《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对政治经济学偏离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回避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基础作用以及否认性别和种族政治与阶级之间的关联，从而批评了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义转向。
加恩海姆认为，在媒介分析中，伯明翰学派忽视了经济体制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中的作用，把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受众对文化产品的阐释、解读、接受和消费过程，片面夸大了受众的抵抗性、生产性和创造性，从而越来越偏离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这一研究模式完全否定了统治阶层利用媒介实施的议程设置功能、媒介的舆论导向功能和价值导向功能，因而对受众的研究不能从源头上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这种现象的产生：
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文化研究）成为压倒一切的关注焦点。这反过来在政治上使右派得了便宜——这些右派在意识形态上的进攻，已被构建成了为说服人们把自己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来构建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恩海姆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质疑：是的，人们并不以任何一种简单的方式被社会中的统治力量所控制；是的，人们能够并且经常的确是按照自己的目的重新解释和运用那些文化生产和分配系统提供给他们的文化材料、那些文本；是的，认识到人们在这样的实践中所做的情感投入以及他们从中所得到的欢乐是重要的。但是，难道任何一个制作了一个文本或者一个符号形式的人能够相信，解释是纯粹任意的或者快乐不能够用于操纵性的目的？加恩海姆批评伯明翰学派在受众研究中过于强调种族和性别和其他“潜在差异的制造者”在媒介阐释中的决定力量，从而否定了阶级对种族和性别和其他“潜在差异的制造者”形成过程中的决定力量，减少了对阶级差异的研究力度。加恩海姆承认，种族和性别的统治结构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仍然存在，而且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亡之后仍将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承认经济基础对建立统治形式起着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对于性别政治和种族政治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对性别政治、种族政治及其斗争的理解必须从对政治经济基础及其语境的分析着手，探讨以阶级构成为基本要素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派批评文化研究学派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然而，在伯明翰学派受众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人员的确关注大众传媒的经济体制和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关注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和文本生产之间的关系。例如，威廉斯所提倡的“文化物质主义”认为，文化分析应该在文化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中进行；理查德·霍加特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在编码/解码一文中，霍尔开篇就以马克思的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为模型，考察了媒介信息的制作—发行—消费—制作这种过程是如何循环的：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产品”就是以这种话语形式流通的。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与结合。应该说，伯明翰学派早期一直坚持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文化分析，但是，由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介入，以及对受众创造性的“顶礼膜拜”，使得该学派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力度。霍尔认为文化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因而把媒介机构看成“自主的意识形态机器”，认为可以随意赋予文化产品以意识形态功能，然而霍尔没有详细分析在不同的经济势力或政治势力的控制下，媒介机构所赋予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与不同的政治、经济团体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媒介机构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政治上互相渗透，各跨国集团争相兼并、联合，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媒介机构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因而对受众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这种特征很少进入霍尔等人的分析视野，因此，遭到了戈尔丁和默多克、凯尔纳等人的批评。
戈尔丁和默多克认为只有把大众传媒与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地位相联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充分认识大众传媒作为“意识形态机器”发挥作用的方式。
在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中，莫利主要关注受众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对媒介产品的接受状况，菲斯克从微观的层面关注受众在日常生活中对文化产品的抵抗行为，这种微观研究方法很少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宏观层面。因此在伯明翰学派后期的受众研究中，越来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越偏离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而削弱了批判的力度，阻碍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的进展。正如尼古拉斯·加恩海姆所说，“只有在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桥梁重新建成以后，文化研究的事业才能成功推进”。
在伯明翰学派后期的受众研究中，由于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引进，研究人员重点研究了文化产品的多义性和受众解读模式的多样性，而忽视了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下权力机构赋予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然而，伯明翰学派后期的受众理论，尤其是在抵抗性解读的受众研究中，研究者重点强调了符号的“民主”，从而远离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使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逐渐丧失了批判锋芒。这一偏离对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而招致了各界学者的批评。然而这一状况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西方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环境已不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激进。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里，伯明翰学派逐渐从最初的战斗型学派回归到纯学术研究学派。这一因素决定了其理论研究中批判性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