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利国家的形成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人们接触文化产品提供了物质保证，教育的发展和成人教育的普及为国民自身素质和文化接受能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通俗文化的发展和传媒技术的完善为国民提供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因此，英国工人阶级通过电视、广播、书籍、报刊等媒体方式，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威廉斯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对这一现象进行调查研究。
在《传播》一书中，威廉斯通过对英国1961年到1965年间九大报纸的对比，指出报纸的价格和页数稍有增加，而发行量没有明显的变化，其中引人注意的是报纸在内容上的变化：除《卫报》中广告内容所占的比例稍有下降外，其他各大报纸中广告所占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一方面表明了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复苏和商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媒体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广告这种文化形式已经深入人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威廉斯还通过24组具体的数据和表格，详细对比了1961和1965年之间英国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在内容、重点和发行量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变化。通过研究，威廉斯发现了受众兴趣的变化：“过去能够引起广泛兴趣的杂志几乎消失，代之以为特定用户阶层提供的、能引起特殊兴趣的杂志”。
在另一项研究中，威廉斯根据英国儿童福利委员会在一个样本周内的统计数据，指出在主要收视时间段内充斥暴力镜头的“西部片”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研究中，威廉斯借鉴社会学、统计学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具体的数字分析。然后，威廉斯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并根据量化结果进行了定性分析。威廉斯指出，在媒介内容方面，以犯罪、色情、体育、娱乐为代表的“多数派文化”和以传统政治、传统艺术为代表的“少数派文化”之间的冲突似乎在加剧；这就引发了值得争论的问题，“多数派文化”和“少数派文化”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还是开创并巩固了这种社会现象的传播模式。
经验学派的效果研究理论经历了强效果论和有限效果论、微观效果研究和宏观效果研究的轮回，包括早期的“刺激—反应理论”、“皮下注射论”、霍夫兰的“传播与说服”研究、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研究、乔治·格伯纳的“媒介培养”理论、麦考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等。
同样，威廉斯在传播研究中也注重对媒介产品对受众影响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产品大量输入英国，逐渐使英国沦为美国文化产品的“殖民地”。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威廉斯深入研究了50年代的广播、电影、电视、广告、流行音乐等文化产品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指出这些文化产品已经深入工人阶级的内心深处，销蚀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
威廉斯把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文化看做一种麻醉剂：难道不正是“大众文化”（像电视之类，而并非足球和马戏）的真正威胁使我们陷入了一种没完没了的喜忧掺半、不分皂白、从根本上觉得腻烦的反应之中？一切事物、艺术和娱乐的精神可以变得如此标准化，以至我们对任何事物都难有专注的兴趣，而只是无动于衷地接受，同时衍生出柯尔律治所称的“对怠惰的沉湎和对空虚的愤懑”。确切地说，你并非在享受它，也没有专门留心它，仅仅在消磨时间而已。媒介中频繁出现的色情和暴力内容对工人阶级尤其是未成年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英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他们一致认为，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媒介中的色情和暴力内容会诱使儿童进行直接的模仿，然而他们都同意这些内容会使未成年人相信现实社会中充斥着暴力活动，而解决冲突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以暴制暴。的确，随着色情、暴力节目和以盈利为目的的媒介产品的增加，英国朴实的工人阶级文化正在被具有美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取代，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电影、电视的发展、广告的大量出现和漫画书的流行，年轻人对阅读失去了耐心和兴趣，对不需思考与分析的视觉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偏爱，逐渐成为“意志消沉的一族”和被大众传媒“驯服的奴隶”。
然而，威廉斯等人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对工人阶级满怀信心，认为工人阶级能够抵制大众文化的控制和操纵：“这不仅仅是消极抵抗的能力，而是积极主动的能力，虽然不是很有力。工人阶级天生有强大的能力，通过适应或吸收新秩序的需要，忽视其他，在变化中生存下来。”威廉斯自觉站在平民的立场上，研究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人阶级的文化和工人阶级的观念，强调了文化的平民性和下层性以及工人阶级作为受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种宏观分析的方法反映了威廉斯早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二）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的基础作用
威廉斯认为媒介研究和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同等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像重视政治和经济一样，对连接、影响和塑造现代社会的庞大网络——报纸、电视、杂志和广播表现出同等的重视，我们就不能全面理解这个社会。威廉斯早期的作品《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被认为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这些著作同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E.P.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起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
在成名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作者探讨了从18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中叶英国文学界和思想界颇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作品及其对文化研究的贡献。威廉斯描述了英国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史，提出文化形式的发展变化是工业主义发展的结果这一观点，从而奠定了威廉斯文学社会学理论的基础。该著作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普遍关注。学者一致以为，这一研究方法“颠覆了传统上对文化进行的社会和历史的思考方式”。《漫长的革命》是英国文化主义发展中的里程碑，该著作的提名代表了伴随着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发生的文化革命。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倡议大家关注大众出版业的发展以及阅读公众的增长状况，并通过追溯“文化”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讨论了如何对文化加以界定和分析的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对文化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的重要性。
威廉斯早期的传播研究作为文化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化研究的印记，有着独特的特征。因此，研究威廉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对威廉斯的媒介观从理论上追根溯源，探究其生成的思想根基和理论支撑。
威廉斯区分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传播体制，即独裁的、家长的、商业的和民主的传播体制。威廉斯认为，只有在传播体制上摆脱政府和商业的控制，言论自由的目的才会实现，大众传媒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一种开放、民主、自由的公共空间才能产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威廉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通过电视、广播、书籍、旅游等各种形式，创造一种人人参与的民主，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实现人类最普遍的目的”。
威廉斯认为应该把大众传播当成一种文化现象，因此研究媒介产品应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方面综合起来考察。这种眼界和思维的开阔性在理论上使得“民主现实主义”成为可能。威廉斯等人开创的宏观的社会研究传统对传播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文学批评的根基和文本分析的方法
威廉斯一生涉猎广泛、著作颇丰，因而许多人认为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作家”。然而在威廉斯的学术生涯中，文学和文化批评始终占据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39年，威廉斯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开始学习文学。在此期间，他批判地吸收了利维斯的文学批评方法，即细读式文学批评。威廉斯早期的作品主要关注文学批评、文化领域和戏剧问题，如《阅读与批评》（Reading and Criticsm，1950）、《戏剧表演》（Drama in Performance，1954）、《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1958）、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和《漫长的革命》等。
威廉斯早期的文学基础和文化研究对他的传播研究在范式和方法上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此，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尼克·史蒂文森曾经做出了如下评价：“在媒介文化方面……威廉斯常常仿佛分析文学文本一样来对电视镜头做出判断。与利维斯一样，威廉斯着力于通过缜密的审视来发掘蕴藏于文本的价值观”。的确，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威廉斯用细读式文学批评的方法考察了电视节目的内容安排和编排过程（programming），从而提出了“流程”这一“动态的概念”。
威廉斯首先以英国BBC1、BBC2、IBA和美国KQED、ABC五家电视台为例，对1973年3月中一周的节目分布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各家电视台的新闻与公共事务、剧情片与纪录片、教育、文艺活动与音乐、儿童节目、戏剧、电影、一般娱乐、运动、宗教、预告片、广告片等节目的时间分布进行比较分析后，威廉斯提出不论是“公营”还是“商营”电视台，“广播公司组合其节目的特色，在于它的节目经过编排运作以后，呈现了特定的顺序或流程”。
威廉斯对“顺序或流程”分别进行了长程分析、短程分析和近接分析，提出电视节目的流程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是“节目编排”和“列表”，第二个层次是“节目预告表”，第三个层次是“连贯相承各种语言与影像”。威廉斯在对上述流程进行分析的过程，显示了坚实的文学批评的功底和文本细读的能力。例如，在近接分析中，威廉斯对每个播报员的声音、面部表情、动作，插入的图片和背景音乐以及声音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介绍，并对其在节目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威廉斯以早期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本分析为方法，以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为理论基础，在传播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传播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他的传播研究借鉴了经验学派的量化研究和效果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适度补充，从而使传播学研究迈上了新台阶。
第四节“自下而上的”工人阶级历史研究
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简称E.P.Thompson，1924～1993）是英国著名的左派政治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史学领域中享有极高的声誉。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作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之一《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的作者，汤普森再次受到学者的关注，而他的作品也重新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
汤普森1924年出生于英格兰。他的父亲是一位作家，曾经在印度殖民地从事教育工作，因此他了解印度人民的生活和观念，同情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父亲的这一思想对幼年的汤普森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后来，汤普森在剑桥大学读书，主攻文学和历史，期间受其兄弗兰克·汤普森的影响于1940年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汤普森应征入伍，并在陆军中服役。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意大利和法国反对法西斯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重新回到剑桥大学继续完成学业。他还积极参加英国共产党的活动，并志愿参加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战后重建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他还曾经参与了要求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活动。
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英国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从而最终导致党内分裂。汤普森由于不满苏联对匈牙利问题的干预，与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一起脱离了英国共产党。汤普森脱离共产党后并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参与社会运动。期间，他带头发起了“新左派”运动，成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曾参与起草了“1968年五一宣言”，反对工党政府实行右倾政策。70年代，他又积极投入和平主义运动，成为欧洲反核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