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的关联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的媒介议程都受到政府政治议程的影响与支配。但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议程却能一定程度上主导政府的议程。这次央视的汶川地震报道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为何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媒体能够获得议程设置的权力与能力呢？
汶川地震发生后，除了震中，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信息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媒体（尤其是电视）几乎成为人们获取正确、权威、全面信息的唯一来源。“信息就是一切”在突发灾难性事件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信息越充分，越有利于集合分散在无数人群中的知识与智慧以应对灾难。信息越充分，也就意味着环境的透明程度越高，动员及分配人力物力资源的“交易成本”就越低，越有利于判断形势、进行决策并执行相关措施。长期以来，在任何一次突发灾难面前，我们习惯于依赖作为“家长”的政府，因为它长期作为一位“全知全能”的角色出现。而实际上，在一个分工精密、规模巨大的社会面前，政府往往是“后知后觉”的。因为它无法掌握到动态的、全面的信息，而没有这种信息依据，任何决策都可能出错。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任何政府都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作为一个“理性人”，尽管政府希望并会致力于事态能够向有利于政府的方向发展，但受制于“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政府也不知道怎样处理事态才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获得了议程设置的能力与权力。因为在突发重大事故中，政府也处于一种“无知之幕”中，政府官员也是通过媒体来了解事态，进而进行决策的。媒介真实的报道因此成为一种政府可以容忍甚至鼓励的行为，因为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政府进行决策。
因此，可以看到，正是因为突发事件才使得媒体“偶然”获得了这种不受压制的“权力”，使媒体的角色及功能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从平时的“喉舌功能”带上了“大脑功能”的特点，反过来为政府设置议程。这一过程是典型的媒介社会化功能的体现。在这一媒体报道的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学习在特定环境中如何呈现举止，并且明确社会对于某种特定角色与地位的期望。因此，在人们的实际经验产生以前，媒介使用能够持续地提供有关人们生活与行为模式的图像。”正是遵循着这种角色与行为模式，媒体的动员与整合功能得以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角色与功能的转变是以“政府偏好”的转变为前提的。政府作为利益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其偏好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政府持“压制媒体报道有利”这一理念，那么在行动上选择“压制媒体”就是其偏好；相反，如果政府转变偏好，认为“让媒体报道灾情是有利于政府的”，那么其偏好就会表现为“支持或默认媒体的自主报道”。三十多年前唐山大地震时，政府的偏好是“压制有利”，三十多年后的政府偏好显然已有所改变，“放开有利”已成为一种选择。政府偏好（可以表现为执政理念或手段）的转变当然有多种原因，媒体在转变政府偏好过程中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突发性的危机事件作用于媒介制度创新的机制可以通过下图来加以说明：
重大突发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的联动机制与逻辑
可以看到，不论是政府的偏好还是媒介的偏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危机事件中，媒介和政府的制度创新的结果都会受到新的评估。如果新的做法被认为是有利的，那么旧的规则体系很可能会被打破，一种新的制度因此演化出来。如果新的做法被认为是不利的，那么临时创制的规则很快会恢复到旧的路径上去。
三、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制度化困境
尽管央视的这次地震报道有了重大突破，中国政府与中国媒体都受到广泛称赞，但这种“制度创新”究竟会是一种“临时之举”还是会作为一种“常规路径”延续下来，甚至“制度化”为一种成文规则？尽管笔者肯定政府及媒体的偏好转变能够促成制度创新，但政府及媒体的“偏好”是否会固定在“危机事件中鼓励媒体大尺度、公开及时报道”上，谁也说不准。实际上，对于危机事件中“制度创新”能否“固化”的担心并非多余。２００８年阜阳手足口病及其他一系列瞒报事件的出现，再次表明2003年“非典”事件中确立的信息公开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因此，对于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央视的大尺度报道能否成为“定规”，我们不能不心存怀疑。
实际上，已有一系列的证据表明，即使是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传统报道模式的路径依赖依然十分明显。
首先就是报道的“取景”单一。媒介理论告诉我们，传媒不是简单地提供给我们某个场景或事件的信息，他们也提供给我们他们自己的观察。他们把事件或问题放在某一特定环境中，使受众以某一特定方式接收理解。从这次央视汶川地震直播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报道模式与框架十分明显。信息的选择与过滤还是遵循着一种“政治正确”的逻辑，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很多时候，“仪式性”的报道代替了“事实性的报道”，而这种“仪式性报道”显然服务于政治，并且比例偏高。
其次，报道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例如，邻近四川北部的甘肃几个县也遭受了震灾，特别是文县，但这一地区的灾情没有得到央视及其他媒体的关注，因而也为公众所忽视。在报道地震灾情时，媒体过于强调正面宣传，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抗震救灾中所暴露出来的“体制性的弱点”。这种体制性弊病在央视的报道中呈现较少，已有的一些“负面报道”如校舍问题、救灾款物管理问题等多是网络媒体设置的议程，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少有涉及。所以对于央视在这些直播报道中的一些创新之举到底能不能“固定”下来，我们还难以断言。
就央视本身而言，这次直播固然有“主动创新”的成分，当然也有“被动创新”的驱动。应该说，央视的汶川地震报道不论是广度、深度还是时间长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次直播。央视作为一个“新闻媒体”（而不是单纯的宣传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不仅在央视历史上，也在中国的电视史、中国的新闻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一媒介逻辑的背后显然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比如政府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社会力量、社会意识的变化等等。除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媒介技术条件的变化。随着媒介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媒介间的竞争加剧，正是这种新闻竞争，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央视的“制度创新”。“过去，媒体只是由政府提供支持，而如今在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必须下大力气争夺读者和广告收入。这意味着读者对他们越来越重要。”
2001年美国“9·11”报道的“失策”已让央视在新闻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一次的汶川大地震如果再在新闻时效上延误的话，媒介公信力的损毁无疑将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不惜冒着“违规”的风险进行直播似乎就成了央视的“理性选择”。这一逻辑正如CCTV制片人包军昊所说：“现在网络、MSN、短信传播非常地快，你如果还像以前一样的话，你会失去你主流媒体的舆论阵地，你会失信于民。所以第一时间反应非常重要，要‘即时报’，就是马上报道。”可见，媒介竞争与媒介技术发展的结果对于中国媒介的制度创新起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带来的结果既促进了媒介的进步，也促进了政府执政方式的进步。
汶川地震这样的“媒介事件”，不仅通过媒介使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并参与其中、分享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危机事件”为媒介逻辑的演变提供了某种契机。理解“危机事件”与“媒介逻辑”演变之间的关联对于我们考察转型期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