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话筒和镜头为代表的传播场，使传者和受者的意识中充满了“我在对千万人说话、行动”的预设。传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要把节目做好；紧张状态要放松；出口要有分寸；举止要有风度……虽然其中的“好”、“放松”、“分寸”、“风度”在认识上并不一致，但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却是相同的。因此，话筒一开，镜头一照，传者便有意识地强化节目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弱化节目所不需要的那部分自我。而受者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么多广播电视节目是为各类人群办的，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老年的……搜寻到自己需要或喜欢的节目便停留一会儿，不满意就换台，没一个满意的就关机。一旦打进热线电话，甚至进入播出现场，便预感到“大众”在听、在看，而尽量坐好、走好、说好。潜意识中“别让人笑话”竟成了最低要求，其实这时的身份已不在受者之列而进入了传者之中。大众传播场根本不同于人际传播场，直播现场的精细，录播现场的加工，都会使人排除我行我素、随心所欲的失态，并油然而生自律感。凡是违犯禁忌、草率拖沓、冗杂粗俗、雄辩不休、失语不发等状，都会在转景或剪辑时删去。
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必须植根于大众传播的理念：面对大众传播，为了大众传播。
把大众传播混同于、降低到人际传播的水准，是对大众传播的异化，是对电子传播媒体功能的贬损，更是对大众期待的亵渎。
四
在主张口语至上的人们的心目中，只是把语言当作一个空壳，他们更强调思维。
这本可为一家之言，因为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上，古今中外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关键在于不应重思维而轻语言，把语言作为思维的附庸和侍从。
新颖的思维方式、精确的思维过程、良好的思维状态、出众的思维成果，在广播电视传播的各个环节都是需要的，而那表现的领域却不相同。管理、采访、编辑、策划、广告、科研……自有其特点，唯独语言传播中有声语言创作主体，必须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力。
语言功力，并非只是“语言”的功力，它包括运用语言所必需的功底，如语言积淀、语言素质、语言环境、语言机制等。它还需要运用语言所涵盖的能力，如观察力、辨析力、捕捉力、感受力、表现力、调控力等。被狭义理解的语言的功力，只不过是表层语言的操作技术，并非切实的语言功力。但语言是为表达而存在，总要进入“由己达人”的程序，各种能力必定凝结于、落实于、体现于语言（包括副语言）上。
世界上思维精细而语言粗疏的人很多，只有思维精细而语言精到的人才有条件进入语言传播。而思维的活跃，往往造成其多向性、复杂性、模糊性、个体性等问题，语言功力才能使其走上选优性、简约性、明晰性、畅达性的传播之路。
那种认为思维有什么语言必然显露什么，因而只管思维的新颖独特而不论语言表达得是否准确，把语言需要的表达自觉降为语言本体的表述自在，是对语言功能的弱化，对语言功力的漠视。
思维的满足同语言的萎缩制造了崇尚口语的幻觉，其目的在于把受众的注意力引向某种修辞方法，把受众的听觉阈限囿于隐喻解读，用貌似高深的句式转换、出奇制胜的词语拼合，力图解构遣词造句的常规，颠覆深入浅出的质朴，从而使口语失去存在的价值。
如果有一定的语言功力，便不至于在有声语言中以固定语势、加快语速去着意凸现思维的态势，这样做的结果却走向了反面：掩盖了思想的闪光，稀释了感情的浓度，堵塞了美感的通道，屏蔽了个性的魅力。有时竟怀疑：语言主体的作为究竟为了口头的表达，还是为了写作的文采？有时更怀疑：与其听这一席话，还不如去看这一篇文。
听说话，稍纵即逝，如不明白，就不容捉摸；看文章，历历在目，如不理解，反复阅读或求教于人，仍能连续下去。“怎么想就怎么说”是不行的，大众传播要求的是为大众想，更要对大众说。思维的个体性不被人知，只有学会正确的表述，准确的表达，才能被大众感知、被大众理解。写作是如此，有声语言更是如此。而这，从思维活动的起点就要把握住，并延续到表达的终点。
广播电视传播，必须善于聚集全人类的精华，必须善于把它们传播给期待着的大众。任何个人的思维都不过是个狭小的领域，单枪匹马打天下，行之不远便会夭折的。
因此，企图用思维的满足营造口语至上的氛围，无法推托使语言萎缩的责任。20世纪的语言哲学正以不可抗拒的排山倒海之势，从思维阶段转向语言阶段，从说（写）什么转向怎样说（写），并将迎来美学的新世纪！
五
广播电视传播中的有声语言创作，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创作，必须经过长期的、反复的、严格的、艰苦的训练与磨砺。
在训练中，首先是现阶段所学、所思、所见、所闻的融会贯通，以此为基点。其次要打开思想感性的运动通道；再次要进行语言技能和语言技巧的学习积累；最后要逐步解决情、声、气的综合运用问题。
这种训练，既不是简单的语言训练，也不是机械的技术训练，实质上是人文精神音声化的陶冶和锤炼。
这种训练，是因人因时而异的。训练的难度和严格程度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没有普遍适用的“练习曲”，也没有人人必学的“楷体字”。因为“情无定型”，“语无定势”。
这种训练，必须超越日常语言的当下性和个体性的自然状态，进入电子媒介的规范性和审美性的传播状态。
这种训练，必须结合时代性和敏感性、民族性和新闻性反复进行。时代的脉搏和时代的节奏必须融入语流之中，语言的生命活力必须旺盛。任何“纯语言”、“纯技巧”的命题，只会窒息创作主体的创造性、能动性、独特性。
对口语的推崇，对日常口语的神化，正是口语至上的核心。可惜这不过是一种迎合和媚俗，是为了哗众取宠，同时，也是对广播电视传播语言的轻蔑和贬斥，对艺术语言和语言功力的否定和拒绝。
口语至上主张人人皆能，甚至以半生不熟的口语——港台腔为偶像，五体投地。
这种论调使人联想到“想吃葡萄而不得，就说葡萄酸”的尴尬，也使人想到妄图把汉语改造成印欧语系的“革命派”的张狂。对此，只能用原典的集萃和传统的精华启发之，以便尽量弄明白，语言的幽渺难知、奥妙无穷；还要用“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讲解之，以便尽量搞清楚，语言的示范作用、美感享受。
口语至上的观点，早已有之，并不是今人的发明。只是眼下又有了它生长蔓延的气候，它才直言不讳地亮出了自己本色的主张。
本土的重文轻语的历史现象，域外的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对准了“语言艺术”联手攻击，以“大众文化”为口号，宣扬“生活”、“自然”，制造官能刺激，以一时的喧闹和欢乐，取代高雅艺术的恒久魅力和主流文化的崇高理想，以金钱拜物教和宿命论呼唤殖民地奴仆心理的复活，并取缔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的民族美德。浮躁心态、物欲横流的恶果必然是高视阔步地去追利逐名，放弃专业的深钻苦练，大言不惭地叙述自我的神话，锋芒毕露地演绎语言的奴性，自给自足地张扬人格的魅力，不屑一顾地背对艺术的圣殿。
处于前工业文化的人民大众，不会容忍后工业文化的大量侵袭，短暂的官能享受缓解不了生命征途上的酸甜苦辣。艺术品位的俗化和语言能力的弱化，正激励着一大批有志者甘于寂寞和清苦，志存高远、发奋进取，为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吸取世界文化宝库的营养，为众多学科（包括语言学、艺术学）做出自己世纪性的贡献。不必担心当下的文化垃圾传染给后代失语症，五千年艺术基因的抗体保存着强大的智慧辐射力，弱智的语言现象是历史的瞬间，灿烂的语言光华一定会永照人间。
任何存在都有其现实合理性。面对商业的炒作、利益的失衡，面对大款的一掷千金、大腕的一句千金，面对道德的滑坡、语言的贫瘠，面对时尚的浅薄、噪音的干扰，不必茫然，不应木然。只管去叙述英雄的故事，只管去敲打编钟的乐曲。真理的黄钟大吕正接受雷鸣般的掌声，艺术的有声语言已捧得鲜花般的敬意。广播电视传播在信息高速路的竞争中，一旦失去有声语言的艺术支撑，就会失去立足之地，让位于双向互动的多媒体，有识者一定会从今天开始，抛弃口语至上的蛊惑，专注于有声语言的美化，并形成集团优势，在网络文化中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部署。
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的游魂并没有远去，它会在许多场合出现。有些理论阵地不断为它高歌“魂兮归来”，还历数其功业。口语至上成了一种主义，也不奇怪。但决定语言命运和前途的，决不是它。这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