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艺术形态的拓展与美学旨趣的张扬
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艺术表现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美学对艺术的规范。电视剧创作中的审美追求的多样化，拓展了人们对美学的认识。发展着的美学，需要对当代电视剧艺术作出新的艺术阐释。世俗生活剧对现实主义美学的拓展与美学趣味的张扬，体现出对普通人价值的全新认定。
世俗生活剧包含了平常百姓一辈子默默无闻的生活。大众生活并不都是以崇高或悲剧的美学形态出现，有的甚至是以一种庸常的生活现象和状态出现。这里有大量生动新鲜的寻常百姓生活的细枝末节，有极为普通的百姓生活境况的原生态，其中并不缺乏审美思想的辉光，蕴涵坚韧和优美。这种不能完全以崇高来涵盖和解释的日常生活意义，仍然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审美对象。世俗生活剧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它对生活的再现和表现，它所关注的日常生活，作为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美学形态，同样具有存在的价值。从生命的存在和从生活出发寻求普通人生的意义，成了世俗生活剧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追求。
人的生命是珍贵的，但发生在普通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却十分琐碎和平常。世俗生活剧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发展并致力于审美主体对于客体的精神跨越，它同时也直接呈示真实的日常生活状态，让生活通过艺术家理想烛光的照耀，培育民众健康的情趣，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它既强调必然、一般、本质和群体的社会意义，也突出了偶然、特殊、现象、个人的价值，把审美活动与人的生命活动联系起来，并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作了重新思考。
世俗生活电视剧中作为正面形象的，多为一些普通人形象，他们还称不上英雄，也谈不上观众学习的楷模，他们只是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如《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结婚十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中国式离婚》等）。
据统计，《北京人在纽约》的收视率开创了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上的新纪录。一部电视剧，一个晚上吸引了上亿观众。这不仅是中国文艺鉴赏史上的奇观，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除了作品自身在演员表演、戏剧结构以及制作方面的优势之外，从观众的审美心理方面考察，一个最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伴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进程，整个社会文化心理对太平洋彼岸的异国生活尤其是客居那里的“洋插队”同胞们的生活的强烈的了解欲望。这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这种欲望的实现寄托在电视屏幕上，期盼从荧屏的艺术时空里探寻答案。更何况确有一种颇为流传的“美国梦”，似乎那里遍地都是黄金，月亮也特别地圆。未曾去过美国的中国观众，当然希望从《北京人在纽约》里王起明的人生命运中去洞察真情。镜头伸进了国人陌生的异域所产生的审美新鲜感，是这部作品收视率夺冠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察，这部电视剧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把一个虚无缥缈的“美国梦”，拉回到观众眼前屏幕上的艺术时空里，形象地加以粉碎。这对于那些盲目出国者与崇洋媚外者来说，无疑是一服有益的清醒剂。王起明在美国四处碰壁，混不下去，于愤激中，骂了几句“他妈的”，并由此勾起几多思恋祖国之情。这当然也是一种应当肯定的朴素的爱国情感。王起明的言谈举止，似乎都与他这位“音乐家”判若两人——“痞”气压倒了“文”气，而这一切都难以从经典的崇高美学分析中找到答案！
因为电视剧所创造的主人公形象在“洋插队”后的道德水准不升反降，难以起到示范作用。
《结婚十年》描写成长与韩梦在学校相恋，毕业后到一座叫“滨”的城市里的十年婚姻生活。正如电视剧的各集主题：第一年，“结婚了”；第二年，他们“有孩儿了”；第三年，为了帮助他们带孩子，那远在东北和江南的“妈来了”；第四年，他们“下岗了”；第五年，他们为了生存去打工，去做生意，“出事了”；第六年，他们总算是“有点钱了”；第七年，成长“外面有人了”；第八年，面对新时期的问题，他们缺乏经验和冷静，“分居了”；第九年，成长“破产了”；第十年，他们在那栋即将拆迁的，曾装过他们的爱和他们的成长过程的筒子楼里“重逢了”。一个接一个或偶然或必然的，琐碎又繁杂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麻烦”，揭示了人们的情感思维模式在从传统转向开放中经受的迷茫困惑。
《空镜子》描写的是孙家两个女儿孙丽、孙燕两种不同的生活、婚姻道路。在探讨传统婚姻和现代婚姻的意义中，最终得到肯定的是孙燕所选择的十分传统的婚姻生活。这种对传统婚姻模式的认同，在现代生活方式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实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保留有传统文化的惰性。因此，得到赞美和肯定的孙燕，无论从作者的主观愿望还是观众的接受来讲，都不是为了寻求树立其崇高的形象，而是以常态的生活揭示常态的人生意义。
《中国式离婚》从小学教师林小枫对丈夫宋建平作为一个平凡的好人的不满开始写起，表现了三对半夫妻的婚姻状况：林小枫、宋建平夫妇，刘东北、娟子夫妇，林父、林母，离了婚的单身母亲肖莉。其中，林小枫、宋建平夫妇是整部电视剧思想表达的核心人物。全剧以这两人世界的婚姻危机的根源探讨为立足点，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姻状况，该剧也因此成为2004年的一个收视热点。剧中的女主人公林小枫，由于在她平凡的思想中酝酿着不平凡的想法，将二人的生活推向了一条不平凡的求索之路：一条追求现代大都市的物质生活的富足和夫贵妻荣的道路。女主人公林小枫的逻辑思路是，因为宋建平的平凡，她和儿子当当只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平凡的人不愿意过平凡的生活，是导致他们之间颇具代表性的中国普通家庭婚姻危机的根源。电视剧在反映家庭婚姻生活的不和谐、不宽容、不理性所带来的伤害与痛苦中，探寻了中国家庭潜在的生活冲突与人们的内心需求，揭示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婚姻状况，从不一样的角度，用不一样的态度解释了中国人的婚姻。这类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说明，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其美学形态已然发生了变化。
该剧主要表现的是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核心内容——平民味。《中国式离婚》女一号林小枫在原小说中是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当初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挑中一表人才的医学院高才生宋建平。电视剧从简化情节的需要，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林小风已然是一位小学优秀的语文教师，而丈夫宋建平是一家大医院的大夫。小枫在婚姻中对老公的期待很多，不仅将自己一生的幸福全部寄托在老公的身上，而且还将子女的未来也全部赌在丈夫的身上。她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支持老公走向成功，让宋建平放弃了在大医院的工作，去了一家合资医院。宋建平的确不负妻子的所望，这个三口之家很快就有了两辆车，宋建平也成了小有名气的外科大夫，可谓名利双收。小枫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辞职、带孩子、承担全部家务。在这全部的牺牲过程中，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尝到了失去自我的空虚和无聊，也享受过富足的日子和体验过夫贵妻荣的心理满足，但是她最终还是淹没在把自身的幸福寄托在丈夫的事业的悲剧当中。对男人的控制导致家庭成为婚姻的战场，进而演绎为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小枫最后的演说对这场婚姻作了小结：“一个姑娘出嫁的时候，妈妈捧了满满的一把沙子给她，可当她握紧手再松开时，沙子已经所剩无几了。婚姻就是这样，越怕失去越容易失去。”
从林小枫这一人物形象来看，她表达了大众对中国女性的一种集体意识。除去一些夸张的描写，作为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人物，这位女性爱家庭、爱学生、爱丈夫、爱孩子，尽管她是导致家庭破裂的主要因素，是作为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形象出现的，但还不能构成传统美学意义中的反面人物，因此也不完全是一种丑的美学形态。作为一位当代女性，她的婚姻生活的失败主要是由个人性格原因引起的。同样，作为该剧的男主人公，宋建平也不是当代男人学习的楷模。从整部电视剧对于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他的清高使他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受挫，而且他的行为本身也并不是无可挑剔。尽管这部电视剧有意回避表现三角关系，不是要通过三角恋情探讨婚姻失败的原因，但宋建平和离了婚的单身母亲肖莉之间过分亲切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普通同事的感情。
如参加刘东北、娟子夫妇婚礼的一场戏，尽管两人亲热镜头是在宋建平酒后失态的背景下出现的，但这样的镜头已足以表现出宋建平的情感态度，说明小枫的怀疑和误会并不是没有根据，也说明宋建平并不是胸怀坦荡的谦谦君子。作为一个受伤害的男性人物，宋建平的行为方式和对待家庭问题的态度是生活化的消极形态，并不具备传统的崇高的美学蕴涵。而对于有着乐观、健康心态的离了婚的单身母亲肖莉的描写，也没有掩饰在职称评定中她的心虚和她背后所做的手脚。唯一具有教化意义的是作为婚姻模范出现的林父、林母，这对白头到老的夫妇，却有一段不平常的婚姻故事。小枫的父亲和其他女人生了孩子，但是林母却一如既往地爱自己的老公，并且给予了那个女人（姑姑）无私的帮助，并最终保住了自己的家庭，使自己的老公和自己同心同德、共渡难关。母亲弥留之际所说的“善言”是：“在家庭问题上，在感情问题上，宽容点、厚道点、糊涂点，比什么都好。”这糊涂点最能代表大众文化的审美心态。
这样《中国式离婚》对婚姻的探讨，也就出现了几种结局，依照电视剧人物刘东北的“高论”，就是婚姻中的“背叛”：第一种背叛是“身的背叛”；第二种是“心的背叛”；第三种是“身心的背叛”。但电视剧还是更为关注两种模式的婚姻：宋建平、林小枫“心的背叛”作为用心探讨的一种婚姻；以林父对林母“身的背叛”、刘东北对娟子“身的背叛”、肖莉丈夫对肖莉“身的背叛”为代表并作为复线出现的一种婚姻。作为复线出现的这第二种婚姻，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白头偕老、依依不舍、独立自主。这种建立在“背叛”基础上的种种人生，的确不乏真善美的蕴涵，但它最为主要的还是一种生活形态的描述，作为一种现实的日常生活。
显然，从电视剧体现的上述这些情感、生活方式各异的人物形象中，《中国式离婚》作为世俗生活剧，它的创作目的在于把现实生活的某种状态展示给观众，并不是要为观众树立一个崇高的艺术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