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他被提拔任副支队长时，同事们嚷着要他“请客”。他感到应当赠送给同事们每人一件礼品。这礼品应是什么呢？镜头展现出杨明光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穿过街道，充满兴奋和期待地跨进了新华书店——书架上，各式各样装帧新颖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杨明光在这个书架上看看，在那个书架上看看，在敞开的书架前细心查找，还是没有他要的那本书。他不死心，又找。他来到服务员跟前，问：“同志，有那本书没有？那本《雪锋日记》。”女服务员好像没听懂什么。杨明光再次问：“有《雷锋日记》吗？”女服务员还是不理。旁边一位女服务员问：“他要买什么书？”女服务员不屑意地答：“《雷锋日记》。”另一位女服务员笑了：“哎哟，现在哪有那本书啊！雷锋早出国了。”……但杨明光仍不死心，诚挚地请求女服务员帮忙找找。于是，他被指引到书库去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带着杨明光朝角落里走去，那里堆满了书。老头说：“这书倒是有的，可很有些年头没卖过了。同志，你怎么想起来买这本书？”杨明光答：“……我有用……”老头看了他一眼：“早先都学雷锋，现在没人提了。其实哪，大家都像雷锋就不错了。你看看现在的人……”老头从书堆上往下搬书，杨明光也帮着搬。老头边搬边说：“现在的人啊，谁也不管谁，谁还看不上谁，说到最后就他自个儿最好……哎，找到了！在这儿，在这儿！”杨明光凑过去，在书堆里掏了半天，拎出一捆书来。书捆的边角上落满了灰尘，他用手擦了一下书脊，露出了四个字：《雷锋日记》。
这组镜头，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既真实感人又深刻有力地对前几年由于淡化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而造成的“雷锋精神失落”、社会道德水准和人的精神素质下降的令人痛心的社会现实，进行了严峻的审美评价。这评价是生活化的，也是艺术化的；其审美波是独具魅力的，也是促人深思的，因为它触及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深层的社会心理。老人的议论，实质上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呼唤雷锋精神复归！而杨明光执著地学习雷锋精神、宣传雷锋精神、传播雷锋精神的言行，更是刺向资产阶级价值观和人生哲学的锋利匕首，启人心智、激人向上。还是歌德说得好：“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
《有这样一个民警》所采自现实生活的12桩小事，都是“人世间的材料”。然而编导却高明地“主宰”了这些材料，使其“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塑造出雷锋式的民警杨明光平凡而伟大的艺术形象。须知，“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
《有这样一个民警》作为编导采自现实生活的“心智的果实”，灌注的是支持“二为”方向和弘扬雷锋精神的时代生气。这一点，在全剧的结尾，又一次得到了集中体现。杨明光操劳过度，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但“窗外传来汽车驶过的摩擦声和喇叭声”，他职业性地敏感兴奋起来，抱病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说：“……该上岗了。”接着，编导采用了注入浓烈的昂扬的理想主义色彩的笔法，让杨明光身着“那套整洁的警服”，乘坐公安轿车来到他熟悉的岗台。此时，“路口的车辆和人流全部自动地停止通行”，人们都热切地注目着走向岗台的杨明光——杨明光在岗台下站住了。他举手向小赵敬礼。小赵泪流满面，跳下岗台，扶杨明光登上岗台。另一路口，郑燕扶在人行道的栏杆上掩嘴痛哭。那对盲人夫妇。那个卖豆腐的农家老汉。杨明光站在岗台中心，眼顾左右，抬臂，举手，做通行手势。人们仰望着杨明光。停车线后面的长队车辆低速缓缓通过。一队小学生列队通过人行横道。小学生们立定转身，行队礼，齐声高喊：“叔叔你好！叔叔你好！”童稚的声音回天荡地。杨明光垂手直立。不知是谁按响了第一声喇叭。于是，环绕十字路口的所有汽车都按响了喇叭，连自行车也都按动起车铃。声音惊天动地。
杨明光把手抬起来，慢慢伸向帽檐，庄严地向人们致敬。这是一个何等动人心魄的场面！是的，对于已经身患绝症的杨明光说来，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实事，但却是会有的实情。
由此可见，纪实性电视剧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有这样一个民警》为理解和探讨电视剧纪实美学提供了一个范例。
第四节 戏曲电视剧对传统曲艺形式的继承与发展
戏曲电视剧作为一个新兴的艺术品种，它的出现，可以看做是传统艺术在现实社会背景下寻求出路的一次突围。它既包含着对传统戏曲文化割舍不断的文化情结，也是传统艺术表达方式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以电视剧为代表的现代传媒艺术出现后，构成了对传统艺术形式尤其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戏曲形式的巨大威胁。在20世纪初，随着话剧、电影等西方艺术的传入，就曾经对京剧产生过影响。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实际上是戏剧运用电影化手段的传播。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李叔同，本身就是一个京剧的爱好者。可见，时移世易，在传统艺术样式中融会新知，注入一些时代精神的内容，改变一种艺术的表现和传播形式也是司空见惯之事。
在中国电视剧发展阶段出现并逐步显示出生机的戏曲电视剧，正是传统曲艺面临生存危机威胁时的求生之举，是戏曲与电视联姻的产物。孟繁树在《戏曲电视剧艺术论》中称这种电视与戏曲的联姻，纯粹是中国人按照自己的审美需要和艺术逻辑而产生的奇思妙想，是一次“伟大的联姻”。这种联姻“将古老的演剧艺术与一种最现代的影像艺术巧妙地结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
其实，戏曲和电影也有过多次结合，也曾被人称作戏曲电影。将戏曲以电视的方式传播，早在电视剧的初创时期就有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戏曲电视剧这种提法，也没有想到将来这种传播戏曲艺术的形式会演变出一个新的艺术品种。1958年，在中国电视诞生伊始，为了介绍戏剧艺术和普及戏剧文化知识，北京电视台就有通过电视实况直播戏曲节目的举措。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尚小云的《双阳公主》，荀慧生的《红娘》，周信芳的《四进士》，都曾经通过电视直播走进观众的视野。1961年，由曹禺编剧，蔡骧导演，周总理亲临演出现场观看的由中央广播电视剧团演出的《北京人》，也是通过电视传播的话剧。初创时期通过电视传播的话剧作品和戏曲作品，没有冠名为话剧电视剧或戏曲电视剧。戏曲与电视联姻而被人们称为戏曲电视剧，“只是到了1979年才初见端倪”。
由于将传统艺术置放在现代艺术形式——电视剧的表现形态之中，显然就包含着从形式到内容的变革。一方面，对于戏曲而言，是使传统艺术获得现代意义的表现方式和内容；另一方面，对于电视剧而言，是使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承载民族戏曲的蕴涵。戏曲电视剧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美学难题：其一，由于戏曲所代表的传统审美习惯面临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和欣赏习惯的有力冲击，这个复杂的接受美学问题不仅仅因为传播方式的改变就能迎刃而解。其二，由于戏曲电视剧自有其长期形成的审美特点，“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讲求以虚代实、营造意境和程式化，是戏曲审美的三大优势，这与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欣赏态度和电视剧的写实品格多少存在隔阂。其三，戏曲电视剧如果在适应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中寻求出路和突破，可能会既失去传统戏曲观众，又与当代时尚审美趣味隔膜，导致戏曲电视剧在雅俗之间、古今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对艺术品或亚艺术品的鉴赏消费愈来愈趋向方便、快捷、随意、个性化、自由而无拘束。电视、随身听、家庭影院、DVD机、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和广阔的空间。戏曲电视剧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中求生存，殊为不易。其四，电视的传播方式对于舞台戏剧而言，还是一种艺术结构和语言的内在变革。戏曲电视剧是一门新兴的综合艺术，包括艺术形象的感知方式以及形象的存在方式、艺术语言符号体系都是一种以声画为语言本体的艺术样式。在戏曲电视剧中，以影像和声音构成的画面语言具有强大的造型和表意功能。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它的艺术时空具有多维开放的极大自由度，但是写实的情景和本质虚拟的戏曲情节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其五，戏曲的时空假定性与影视的时空假定性有很大的不同。戏曲不可能把观众带到实际生活中去表演，也不可能把实际生活中的真实景物搬上舞台，戏曲的时空是一种高度虚拟化了的有限的幻觉时空。而戏曲电视剧艺术则可以离开舞台这狭小的空间，走向广阔的天地，从容不迫地、逼真地再现生活场景，去创造和开拓假定而逼真的时空。
戏曲电视剧自1986年第6届“飞天奖”设置奖项始，获奖的剧目有：《喜脉案》、《秦淮梦》、《狱卒平冤》、《九斤姑娘》、《南唐遗事》、《朱熹与丽娘》、《这家没男人》、《膏药章》、《四川好人》、《遥指杏花村》、《田螺姑娘》、《草莽皇帝》、《摘幌》、《天仙配》、《潘月樵传奇》等。
湖南花鼓戏《喜脉案》创作于1985年。该剧主要讲述了玉叶公主有疾，诸位太医被召入宫应诊。悬丝切脉，原来公主未婚先孕，慑于皇室声威，众太医都不敢直言。于是引发了太医李珙和太医院主持胡植之间假话和真话之争，反映了过去在皇宫里君臣之间、臣子之间的微妙关系。最终父女之情、臣子忠诚之心感动了皇帝，结局以喜剧收场，胡植衣锦还乡，李珙成为一品大员，公主也与柳怀玉终成眷属。一部古代喜剧题材的戏剧，以带有民间特色的湖南花鼓戏的表演形式搬上电视荧屏，让戏迷和观众耳目一新。
《秦淮梦》描写清乾隆中叶，曹雪芹耗尽心血，在北京完成了《红楼梦》前80回。抄本传开后，上自王公显宦，下至市井歌女，争相传诵，同时引起封建卫道士的种种非议。贫困潦倒的曹雪芹，面对厄运，只得赴两江总督尹公之约，重返金陵，以便续完全书。雪芹在故乡目睹人民的苦难，又意外重逢幼小失散的儿时挚友黎芳青，得知她饱经忧患的悲惨遭遇，从而更激起续稿的文思。正当他奋笔写书之际，《红楼梦》的锐利思想锋芒，触怒了封建统治阶层。
面对重重压力，曹雪芹矢志不渝，坚持写作，终于陷入稿焚人危的绝境。最后，在以黎芳青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鼓舞和支持下，曹雪芹冲出罗网，飘然北去，怀着“血泪完书稿，欣然献余生”的壮志，继续他那未竟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