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批准《马关条约》的同时，光绪皇帝开始系列改革。1895年5月11日，光绪下诏解释不得已批准“和约”的苦衷，说：“用是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全，而后幡然定计。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几天后举行的殿试（科举最高级别考试）中，其“策论”就是讨论如何练兵的。此后数年，光绪甲午新政持续铺开，至少涉及“练兵”、“筹饷”（1895年5月11日）、“兴学”、“谋求与列强修约增加进口税”、“兴建铁路”（1895年7月14日上谕），“蠲除痼习，力行实政。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而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1895年7月19日上谕）；“自开通商口岸”（1898年3月24日上谕）等方面。这里，“恤商、惠工为本源”明显地超越了洋务运动的宗旨，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纲了。此期涉及变法改革的上谕刊载在《光绪朝东华录》、《景皇帝实录》等文献，几乎覆盖了1895至1898年“百日维新”的数年间，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俟后撰文论说。
实际上，光绪甲午新政轰轰烈烈展开之日，正是维新派奔走呼号之时。当着上下改革声浪风云际会，它的顶点——百日维新便不可遏制地到来。
那么，光绪甲午新政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它与维新派的参与是什么关系？与慈禧又是什么关系？它的历史地位应该如何评判？这些并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本人将另行撰文进行讨论。我觉得说到底，是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止和颠覆了光绪改革的步伐。
纵观历史，光绪甲午新政、戊戌变法、慈禧新政是在甲午战败影响下发生（甲午战败引发的瓜分狂潮又诱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的系列改革活动，它是时间上连续发生的历史进程；从空间上说，又逐渐形成朝野上下、中央与地方不断呼应的态势；从内容上看，它超越了洋务运动的“器物层面”，向制度领域、思想观念层面不断发展。实际上，统治阶级的权力争夺根本无法改变近代改革的大趋势。
从更长远的历史作用来看，甲午战争具有明显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另一方面，它强烈刺激了光绪皇帝，使他下决心变法，走上改革强国之路；它强烈刺激了中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
（作者简介：孙燕京，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冷战后的中日经济协作
李志英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毗邻而居。两国人民有着长达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必须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这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这是200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与日本国首相福田康夫会谈时讲的一段话。回顾冷战以来的历史，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走过了风风雨雨，但总的基调是协作互惠，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
一、冷战后中日经济往来
冷战后，中日两国的经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
从中国方面看，冷战刚刚结束时，邓小平到中国南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在讲话中，他特别以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为例，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他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者若干高速发展阶段。”他认为，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上不去“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中国的经济在1984年至1988年有过一个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国民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此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治理整顿时期。邓小平认为虽然治理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发展经济不能只求稳，“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他疾呼“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事，都应当大胆的去试验，大胆的去改革。要力争经济的发展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
此后的十几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1992年至1996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2.1％，1997年至2002年平均每年增长7.7％，2003年至2007年平均每年增长年10.6%，17年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这样的发展速度，在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只有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五”计划时期（1953年至1957年）和1984年至1988年的发展速度可以相比。但那时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基数较小，发展速度相对容易提升。冷战后的这轮发展则不同，199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4万亿元，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199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47万亿元，到2007年再达到的24.66万亿元，已经翻了十番还多。经济总量的国际地位2001年上升到世界第六位，2007年再上升到第四位。
从日本方面看，在经历了80年代的经济调整和经济泡沫后，90年代进入经济低迷期，年均增长率约为1.5％。这期间曾经有过缓慢的恢复，如1996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达到5.1％。但旋即出现下降，199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1.6％，1998年则降为－2.5％。1999年又缓慢回升，为0.2％。进入21世纪，通过实行经济结构改革，日本经济重现生机，经济增长率突破到3％的大关。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相互需要显而易见。中国方面虽然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但更多的是低水平扩张，在核心技术的创建和高技术的发展上大大落后于日本。同时由于经济总量的急速扩张，又带来了能源、环境、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日本方面虽然经济低迷，但有着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需要广阔的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
于是，由于地缘的相近和经济的互补性，中日间的经贸获得了蓬勃发展。1972年中日建交时，两国的贸易额仅为11亿美元，1992年冷战结束时达到254亿美元。1990年代上半期保持快速发展势头，贸易额年均增长达到37％以上。从1996年起，贸易增长速度变缓，1998年还出现了负增长。但1999年又开始回升，20世纪结束时，中日间的贸易额达到832亿美元。进入21世纪，中日贸易继续快速增长，2001年达到857亿美元，2002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又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2007年又达到2360.2亿美元，仅仅七年的时间，中日间的贸易连续突破1000亿和2000亿大关。2007年，日本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18%，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继欧盟和美国之后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从投资来看，1979年至1991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共2013个，使用金额为35.2亿美元。冷战后日本对华投资急剧增长，1992年至2000年投资项目达到18358个，使用金额达到246.1亿美元，分别比冷战前增长了9倍和7倍。进入新世纪以后，面临中国加入WTO的新局面，日本对华投资在2001年转为大幅度增加的局面，实际投资额为43.4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9.1%，第一次超过了1997年的历史最高水平。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再次出现了大幅度增加的局面，实际投资额为50.54亿美元，增加了20.6%。2004年、2005年，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仍然是持续增加的局面，实际投资额分别为54.52亿美元和65.30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7.9%和19.8%。2007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1974个，实际到位金额35.9亿美元。
中国企业对日本的投资虽然起步比较晚，但近几年来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并初见规模。比如在信息产业、软件外包服务、食品加工、新闻出版等多种行业都有了一些投资和合作，海尔、华为、上海电气等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开始发展对日投资合作。截至2007年底，中国累计对日投资企业约353家，实际投资2.4亿美元。
通过多年的发展，在日本的中资企业和在华的日资企业都已成为与当地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中日经济往来的协作互惠性质
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间经济往来就存在明显的互惠性质。
上世纪70年代末至冷战前，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大规模的建设过程中，产业技术的落后和资金的不足十分突出。同一时期的日本恰好完成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目标，资金开始出现剩余，产业结构方面则出现了传统的家电市场饱和的问题。这表明，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各自的需要不同，正好为解决两国经济发展的困惑开辟了新的途径。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为日本的剩余资金提供了出路，同时也为日本传统的家电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新市场。巨大的中国市场的出现对日本经济的意义十分重要，80年代，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这场泡沫的膨胀程度远远超过美国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完全有可能爆发一场严重的经济大危机。但是，危机并没有出现，日本经济只是陷入了长期低迷而已。日本之所以能够避免危机的出现，一方面有日本自身积极主动应对的原因，另一方面亚洲成长中的新兴市场，特别是广阔的中国市场对日本产品和投资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泡沫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从中国的角度看，日本产品大量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动力，大量日本资金则极大地支撑了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
冷战后，这种经贸互惠性质继续存在，并且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变化：
首先，从贸易结构来看。冷战前，中国经济刚刚起飞，工业发展水平低，所出口的主要是资源性商品，例如原油、煤炭以及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等，日本则向中国出口机械设备等高技术产品。1980年代末特别是冷战后，中日间贸易结构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在两国各自的出口品中，工业制成品开始增加。2003年，中国对日出口的主要是食品、纺织品、矿产品、木材及制品和编结品、机电和音响设备及零件附件等，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机电和音响设备及零件附件、普通金属及其制品、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光学和医疗等仪器、化工及其相关产品以及钟表乐器等。工业制成品进出口的增加是否会引来竞争而改变互惠的格局呢？分析中日两国出口品可以看出，除机电和音响设备及零件附件等产品外，中日两国的出口品是不一样的。中国出口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加工和组装产品，日本出口的大都是具有核心技术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再以2007年中日贸易为例进行分析，中国对日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机电产品、纺织服装、鞋类和家具，上述4种产品合计714.7亿美元，占当年对日出口总额的七成。同年，中国自日本进口机电产品891.5亿美元，占当年自日进口总额的66.6%。其中，进口汽车零件42.7亿美元，进口汽车整车30.2亿美元。这说明，中日两国的企业仍然处在不同的加工水平和不同的加工环节，两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处于不同阶段，两国经济之间固然有竞争，但互惠协作的层面更大。
至于两国互有出口的机电产品，中国生产的也主要是低附加值，物美价廉的产品，而日本则主要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以双方贸易中均存在机电产品为例，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也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这是日本著名世界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且不说这段话是否有夸大的因素，但其表述之直率，足以说明日本对华出口的机电产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