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转型期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的特征
“转型期”，在本书中主要指涉中国改革开放以降。以这个时间段为主轴对电视新闻媒介生态进行解析，是考虑到此际无论从国际到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方面的社会生态因素变迁都很明显；电视新闻媒介自身从体制制度、组织架构、技术设备到传播方式，都有较大转变，电视新闻的报道内容和节目形态也不断演进——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媒介生态片断。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逐渐从全能主义政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转型，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传统精英文化和集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变迁，科学技术更迭频繁，打开的国门越来越宽敞地迎向世界。这些都构成了电视新闻的信息源和话语背景，从各个方面对电视新闻形成规制和牵引。在转型期这个从传统疾步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体系嬗变不止，电视新闻作为主流大众话语又在很大程度上参与着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的设定。特殊时期的媒介生态对于电视新闻媒介及其话语的影响、约制可谓集中而明显，我们由此将转型期的电视新闻媒介生态作为研究的核心，以期发现电视新闻生存、发展的外层逻辑和深层规律，并据此对当代媒介生态下电视新闻的演变作出预见。
转型期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的基本特征集中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层次性
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四个维度的生态因素（子系统）无疑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着电视新闻媒介的发展变化。但这种层次（尤其前三个维度的层次）是一个渐渐区分的过程，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大局已定。
而且，各层生态因素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在转型期之前，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生态因素（子系统）并无明晰的划分，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一切都为政治理想、任务和目标服务——在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进行严格控制的状态下，经济是行政指令下的经济，并无自身的发展空间，经济生态子系统不过是政治生态子系统的附庸；同样，在政治强权统御文化的状态下，文化子系统只是政治子系统的分支附属区域。例如“文革”时期，文化是为政治鼓与呼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在中央集权政体下，政治居于绝对的上位，不仅是规制电视新闻媒介的生态因素，也是规制经济和文化的生态因素，无论虚弱的计划经济、大一统的领袖中心文化还是尚在蹒跚学步中的电视新闻，都不得不屈就于政治生态因素的约制。
1978年，中央政府提出“改革开放”的构想并大力实施。其时，政治生态因素（子系统）沿袭着它的传统地位，依然维持着强势效力。比如，1983年，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电视”，之后全国出现“办电视热”，数以千计的电视台在中国遍地开花。其中，中央电视台“节目从2套发展到4套；一天播出从10多个小时发展到50多个小时；人口覆盖率从百分之十几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多”。这股热潮的基础和前提是因为政治需要，而非市场或文化需求。从省级电视台到地市级电视台，最初创办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把中央的声音迅速传达下去。中国的电视事业依靠行政手段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按照行政区划设计行业布局，不符合电视的技术属性和传播规律，有限的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有限的市场得不到充分开发，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并未获得足够重视。
之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我国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型，经济生态子系统仰赖政治生态子系统的浇灌茁壮起来，在越来越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挤占原来政治生态子系统的权力空间。文化在生产和消费中成为商品，其服务属性不断增长。此间电视新闻媒介的生态子系统也急剧膨胀，和其外部生态因素（其他生态子系统）的关系越发密切和复杂起来。今天的电视新闻媒介不再完全直属于政治生态子系统，而是逐渐移位于文化生态子系统之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给媒介生态的更新提供了连续的能量。在政府的主动调整下，政治生态因素（子系统）独大专强的极不平衡的生态格局已经开始打破，市场经济和非政治文化因素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逐渐延展成相对独立的生态子系统，并在以媒介为中心的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占据了相应层面的生态位。
原来那种政治生态子系统完全包含其他生态子系统的极端状况有所改变。相应地，电视新闻媒介也不只局限于政治宣传工具，而兼为服务大众文化需求的产业化媒体。但转型期迄今，政治生态因素（子系统）的“上位”优势依然明显，经济、文化仍在政治若即若离、时紧时松的统御下，并未完全失控和离散。
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实现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强大，势必又会从“经济社会”向“文化社会”转型，文化层面的生态子系统还将会大力拓疆。届时，电视新闻媒介的职能定位和传播重心预期会从当前的经济层面向文化层面偏移。
相对于以上三个层面，技术生态因素基本上是相对独立的，有自己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直接提供给电视新闻媒介以“内力”。
二、交互性
围绕电视新闻媒介的各个生态因素彼此之间是交互影响的：国民经济在政府的指导和调控下发展，政府确定方向、目标，进行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使经济列车在预定的轨道上提速或减速；经济建设“摸着石头过河”，不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因应阶段性形势提出政策要求，从而可能突破旧有的政治模式和政策限制，与时俱进；
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都打破了国家政治的疆界，影响国家主体重新定位；
国家政府的国际政治策略为本国的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弘扬服务；
文 化转型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政治制度环境塑就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底色和话语框架，这成为主流文化的基调。国家经济体制影响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规则，电视新闻身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也要投入到整个经济链条中谋求生存发展；
而文化的表达范式会将政治、经济现实再造成“文化超现实”，这一超现实不等同于社会现实，而是一种意义的建构。它能从深层影响民众及政府的精神、心理结构，成为促动政治、经济、技术发展演变的“软实力”；
传媒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的流通越来越迅捷，即时互动和反应增多，信源实现个人化、多样化、匿名化等等，这些都使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越来越透明……
多层交互的生态因素构成一个复杂的界面——界面的一边是电视新闻话语的设置者，也就是大众媒介传播者的“编码”活动；
另一边是作为接受主体的观众的“解码”活动。
从电视新闻“编码”的角度来看：
作为社会化文本，电视新闻讲求“新鲜”、“客观”、“全面”的传播，各种语境的变动和互动都会第一时间反射到电视新闻话语的表达中，这种交叉杂糅的生态背景使电视新闻在表达上不可能单纯直接，而是要对所有生态因素进行全息整体的观照。
从观众对电视新闻“解码”的角度来看：
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在《电视文化》一书中，区别了观众的“社会性主体”和“文本性主体”。菲斯克声称，观众首先是“社会性主体”的人，然后才是“文本性主体”的观众。观众结构的复杂性及其错综的社会关系本身决定了他们潜在的社会主体性。社会主体性是观众对文本作出反应或解释的认识视野和感情基础。作为社会主体的观众不是生活在单一生态层面中的，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层交叉的整体生态系统中存在和理解世界的，各种先行存在或并行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背景都成为观众解读电视新闻文本的生态前提。这些交叉互文的生态要素造出互相干涉的衍波，使电视新闻传播的水面不会平静如镜。
三、动态消长性
各层面生态因素对于电视新闻媒介的影响通常是同步、综合发生的，但在新闻事件的动态进程中，不同的生态层面会有潜显的变动。
表现为：在某个时间点（段）上，某个（些）生态因素成为主导因素，其他因素相对退隐；而随着事态发展，另一个（些）生态因素上浮为主导因素，原主导因素下沉或萎缩……随着新闻事件的发生、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生态因素相互之间此消彼长，使相关公共领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
下面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的报道为例稍作阐释：子uc2治生态要素电视新闻媒介生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由电视新闻媒介与现实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各个层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在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各种生态因素（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同电视新闻媒介自身的作为（即建构反映现实环境的信息环境）相协调而形成特定的社会生态。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动频仍，围绕电视新闻媒介的各种生态因素嬗变剧烈，从各个层面和角度对电视新闻媒介形成规制与要求，并促发聚变。对此际的电视新闻媒介生态予以关注，颇具研究价值。
在下面对四大生态因素的分章讨论中，一方面，需要对各层面的生态因素尽量区分简化，以便于探讨。考虑到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在每个单一生态因素的背景上都难免有其他生态因素的杂糅底色，因而在论述力求主干突出的同时，亦不避枝蔓；另一方面，在对每一层面生态因素（子系统）的专向解析中，拟以最具概括力的现象为纲，找准例子，透彻分析，强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