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配合外交活动，促进国际交流。这一媒体原则立意于在国际事务中以主动姿态发挥建设性作用，增进国际互信。
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在此次“融冰之旅”开始前夕，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新闻杂志《东方时空》栏目制作播出了大型系列电视采访活动《岩松看日本》。节目中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人物专访和专题报道，旨在“增进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了解，促进两国民间的良性互动和媒体交流”。节目既包括日本的二战史观这样事关中日邦交的严肃话题和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御手洗富士夫、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社长这样的政经界要人，也包括日本流行歌手、相扑运动员，还对日本社会的防灾、环保，日本年轻人的流行时尚，乃至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生活进行了报道，规模空前。在中国总理即将开启中日两国新一轮的交流与合作之际，“中国最大的国营电视台”高调打响的这场媒体前战其作用不言自明。
（3）营造和平环境，保障经济发展，稳步实现既定目标。如在各种外交场合我国一再宣称中国“绝不称霸”的态度等。
（4）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协助危机治理。比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政府通过媒体及时公开信息，与相关国家通报情况，从而获得广泛理解和支持。
（5）传播中华文化，输出“软实力”，以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从文化心理层面引导和塑造对中国的认知。这是烘托政治生态的底色背景。
经济学中有这样的论证：商品的物质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消费者拥有的信息度变化了，所以对商品的感觉也就发生了变化。
对商品感觉的变化可以转变为经济上的收益或损失。比如，一个地区可以通过旅游宣传唤起人们对当地风景名胜及服务设施的好感，从而使当地旅游事业蒸蒸日上，经济收入增长。在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的宣传上也是同理。
其次，从媒体实践上看，国家媒体、境外媒体和政府项目并举，形成规模。
从媒体特例上看，中国电视新闻的国际传播在转型期迅速走向规模化、规范化，肇始于境外的年轻媒体凤凰卫视和老牌国家大台中央电视台间的角逐。
1996年，凭借其独特、大胆的电视操作理念，凤凰卫视在香港新锐亮相。之后几年里，凤凰卫视已陆续设有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澳洲台和电影台等多个频道，不断实现其“面向全球华人，发出自己声音”的传播理念。凤凰卫视对新闻资讯类节目非常看重，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别斯兰人质事件等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屡派精锐记者第一时间深入现场报道，在香港回归等新闻事件的直播中占尽先机，以及在港台新闻资源上的“独家”优势，都为它赢得了口碑和荣誉，也使之成长为一个年收入十亿港元的电视台。凤凰卫视在国际新闻事件的资源整合上也别有创见，经常结合当前新闻由头对前因后果进行详尽剖析，有史料有评点，颇能夺人耳目。比如在《凤凰大视野》中，从阿拉法特去世追溯以巴冲突的历史沿革，从贝·布托遇刺回望巴基斯坦政局演变……在新闻资料的纵横挖掘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向全球华人提供中国思路。
凤凰卫视在全球范围高歌猛进的专业态势对中央电视台形成一连串刺激，引发央视海外频道开始加大和放开对港台地区新闻的报道力度和尺度，对海外的传播覆盖范围连续拓宽，在国际突发重大新闻的报道能力上也有了大幅提升。中文国际频道（CCTV-4）于1992年10月1日开播，迄今已在北美、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中南美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落地，据估算，对中国内地以外华语观众的覆盖户数已超过了1000万。2000年9月25日，CCTV-9（英文国际频道）开播，2004年10月1日，CCTV-E&；F（西法频道）开播。此后，中央电视台中、英、西法三个国际频道陆续完成了连宋大陆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和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直播，“神舟六号”、“嫦娥”发射、抗击冰雪灾害、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和活动的对外报道。2009年，中央电视台又开设了阿拉伯语和俄语两个国际频道。中国主流电视媒体的影响力与公信力在积极、公开的国际传播中持续扩大和增强。
此外，为实施中国电视“走出去”系统工程，2004年10月1日，长城北美平台（美国）正式在北美开播。这一平台由中央电视台牵头，联合中国内地最有实力、特色和代表性的七家省级电视台，以及凤凰卫视、亚洲卫视和美国华夏电视台等，共有17个电视频道，覆盖1000万精英收视人群，为北美华人华侨观众服务。2005年2月1日，长城亚洲平台开播，覆盖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缅甸、泰国等亚洲国家。2006年12月22日，由包括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等九家中文电视台组成的“长城平台”获准落地加拿大。
这些陆续在海外铺设的中文频道组合“平台”多角度演绎中华神韵，全方位展现当代中国，极大地改善了中文电视节目在海外的覆盖状况，有助于制衡西方观点和偏颇言论。目前，我国电视媒体通过本土发射节目信号、邀请外媒来华摄制电视节目（如北京奥运会之前相关部门组织策划的“国际导演拍北京”活动），向境外电视台提供节目、与境外电视机构联合办台或联合摄制电视节目（如2008年CCTV与BBC联合摄制《美丽中国》系列纪录片并在全球播放），以及对外销售电视节目等多种渠道着力扩大对外传播。在实践中，也探索出了一些有效经验，如围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战略及外宣工作重点进行传播，联合相关部门和国内外传媒机构发挥合力，兼顾中国特色和收视地受众心理习惯获得良好收视效果，以及利用互联网拓展电视跨国传播的空间等。
转型期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人所共见。
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主流新闻媒介与变动中的政治生态因素长期互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戕害了新闻本体，也不利于媒介形象和政府形象。顺应“以人为本”的民主政治趋势，电视新闻媒介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阴影，剔除形式化套话、模式化典型、仪式化排场，让真实、真诚和真理浮现，让政府和人民、政府和团体、团体和个人、团体和团体，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真正对话，才能提升社会整体的政治参与意愿和传播效果，真正达成平衡、和谐的政治生态。
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通过动员和组织群众实现的，而政府的行政力量正在于尊重、相信和依靠群众，并善用媒介组织和动员群众，这才是健康、有活力的政治生态。事实一次次证明，在信息通道众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代社会，甫遇公共危机，如果在电视这样的公众媒体上没有来自官方的及时可信的消息发布，就难挡流言四起、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在国际舆论战中受到诸如“缺少新闻自由”、“无视人权”的攻击，就难免处于被动局面，以致于连本国受众都对新闻媒体及其发布的信息产生怀疑，最终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及我国新闻媒体的信誉。所以，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在公众媒体上将实情公开，是政府妥善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前提。近年来，在政府和媒体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经验教训中，政府、媒介（包括境内媒体和境外媒体）、公众三方互动推动了中国的信息公开制度走向成形，政府和电视新闻媒介的协调联动也逐渐走向成熟和自信。
在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执政党和大众传媒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创新和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使其保有统御社会精神的持久生命力。转型期发展至今，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型，中国的电视新闻报道也以更具黏合力的情感替代了大一统的主义，以统合新形势下多元分化的国民精神。但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媒介也不能总靠情感稀释社会矛盾和问题，社会症结必须回到社会根源上去解决，就像不靠医疗保障制度而靠社会慈善捐助并不能救治所有病人一样。电视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守望者，应该从更深层积极推动社会政治生态的进步和完善。
今天的电视新闻传播是国际化的传播，中国电视新闻媒介需要同步考虑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生态的双线需要。作为跨国传播的新秀，应集中有限的资源，有重点、有立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既借鉴西方现代传播机制，包括国际公认的观念、规则，又主动拓展信息采集网络，掌握新闻报道的主动权和舆论引导权，在与各国媒体的沟通协作和资源交流中，共建理想的全球媒介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