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道路交通：城市的生命线与风景线
道路是城市的生命线，具有连接城市内外和城市内的各个功能区和居住小区交通的作用，同时，这些道路本身也构成了一道道城市的风景线。城市媒介对于道路、街巷的呈现也是非常密集和频繁的，城市交通问题也往往是媒介关注的焦点。
（1）媒介舆论监督对于地理景观的影响
多伦多的城市道路交通体系，经历了上百年历史的发展，在早期的媒介报道中，多伦多有着“泥泞的约克”的称谓，实际就是指道路的泥泞和难行，那个时候，还是马车在道路上唱主角。在19世纪50年代，铁路开始进入多伦多，逐步建立起四通八达的有轨交通系统，交通用的街车（streetcar）也进行了多次的更新换代，当时，媒介呈现的街道风情是铁轨铺在了闹市区内。但是，在进入汽车社会后，铁路客运萎缩，线路减少或停运。根据《多伦多星报》一篇综合报道，到了1971年，街车是否还要继续营运，成为当时媒介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在各种声音之中，保留具有历史特色的街车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尽管有一批陈旧的街车转卖到其他国家或进入回收场，但是，更新型实用的红色街车还是继续穿行在多伦多城市街头，在繁华市区流动，形成了多伦多独具特色的街景，这在当今北美大陆的城市中已经相当罕见，在北美仅有个别的城市像多伦多这样还保留下了上百年的有轨交通系统。
（2）地理景观的媒介批评与公民维权行动
在道路建设方面，多伦多的一些道路年久失修、交通拥堵、大小事故频发，曾经遭受到媒体的严厉批评。多伦多在上世纪50年代，面临着交通堵塞的严重状况，为了改善交通状况，市政当局设计了宏伟的道路建设规划。多伦多市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界五大湖城市带的中部区位，坐落在安大略湖的北岸，所以，其交通干道规划有：城北的绕城高速公路（Bypass）以及东西两条穿过市中心的快速路。北面的绕城高速公路建成后是目前加拿大最繁忙的道路（Highway401）。多伦多城市扩张后，也已经把它囊括到城市地理版图范围以内了，是多伦多媒介报道最频繁的一条道路。
根据报道，对于西部的这条快速路（Spadina Expressway），由于临近居民和一些专家的反对意见很大，最终只建了一小截路便告吹了。即使在今天，来翻看当年的报道，也能感受到当时意见交锋的激烈和这一结果的来之不易。1971年6月4日《多伦多星报》在头版几乎整个版面，用图片和组合报道，见证了安大略省最终否决了多伦多的这个2.73亿元的项目计划，其中有一篇报道专门是介绍一位建筑师的作用，题目是《他与市政厅抗争，赢了》。这是公民通过媒介和社会活动来维护自身权利，从而影响城市道路建设的一个典型例子。
（3）地理景观传播的复杂多面性
与西部快速路的争议纷纭的状况截然不同，多伦多东部快速路很顺利地建造成了风景大道。沿着多伦多的一条早期工厂林立的河谷地带，这条路被有意修成弯弯曲曲的，以便能一边驾车，一边欣赏自然美景，这就是今天简称为“DVP”的“Don Valley Parkway”。根据2006年第5期的《多伦多生活》杂志的特写文章，“DVP”的建设似乎是弄巧成拙，在今天，尽管成为从多伦多东北部远郊快速进入市区的一条通途，但在交通高峰时期俨然成为停车道（Parking Way）。可是，报刊呈现的该路的另一面却是自然、环保和生态，道路两边林木茂密，是没有一面商业广告牌污染视觉的风景大道，反而有种因拙成巧的自然，让行路人产生爱恨缠绕、忧喜共存的复杂情感：这就是多伦多的路，爱也罢，恨也罢，每天都要行走。
由此可以看到，报刊在呈现和报道这些道路和交通景观的时候，夹杂着各阶层市民的看法、情感，媒介报道又能赋予道路以文化韵味，也能唤起行路者的心理共鸣和集体记忆，以及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认同。许多因素在不同条件和情境下交互作用，使得地理要素的媒介传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面性。
3.城市街区：政经形象、文化地标与媒介印记
报刊对于城市街区（districts）和各类小区的报道，所呈现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正面的、负面的和中性的都有。从街区经常见报的内容，人们大致可以判断出这一地区的功能定位，报刊已经在这一地理区域打上了某种印记。
（1）地理景观的媒介刻板印象
媒介能够对于地理要素塑造出刻板印象，这在城市街区的例子中尤为明显。
多伦多市中心（downtown），位于城市最南端中间的临接着安大略湖的一片区域，是多伦多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中心，集中了一批著名的景观建筑，往往是重要的时政新闻和经济文化新闻的发生地，在媒介中呈现的多是权力与财富的形象。例如，“女皇公园”（Queen’s Park）由于是省议会和省政府机关大楼所在地，在新闻中被指代为省府。
在城市中心区域外围，也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城区，往北有许多较为富裕阶层居住的小区，例如“Bloor-Yorkville”一带的街区在媒介窗口展示出的气息就是时尚品位和高档消费，“Rosedale”则意味着花园般的居住小区，居住在“Wychwood Park”则是代表身份和财富，那里是有一定历史风情的高档居住区；在市中心往东是多伦多市的老工业区和早期的劳工和低收入阶层聚居的小区，“希腊城”和“同性恋村”也是在这一带。在市中心往西有许多是低收入阶层和各地移民居住的小区，有历史上形成的“小意大利”、“小印度”、“葡萄牙村”等移民小区，著名的“中国城”大致位于市中心以西的边缘地带，这些具有异域风情特色的街区，会在各种文化节庆的新闻报道中大放异彩，吸引到加拿大国内外关注的眼球，从而在外地旅游者眼中留下深刻印象。
（2）地理景观的媒介形象建构与再造
街区在媒介中的形象和呈现的内容也不断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媒介对于地理要素的形象建构和再造，发挥着关键作用。下面就以多伦多市中心的娱乐区为例来说明，据2007年第8期的《多伦多生活》杂志一篇文章报道，目前在这一区域内聚集了88家酒吧、夜总会和舞厅等娱乐场所，可以允许总计94000人同时拥挤在这块巴掌大的娱乐区内吃喝玩乐到通宵。文章说：“这就是所谓能产生快乐的地方”，但是在2006年一年时间内发生在此的仅仅枪击案件就有13起，一般是发生在深夜至凌晨时段。但是这个街区在上世纪的80年代，还是一派萧条气象，空心化程度很高，街边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成了库房，零星的餐馆也少人光顾，难以为继。到1988年，市议会发布鼓励政策在这个老工业区内开辟娱乐产业，才使得该街区的面貌逐步地、彻底地改变了，在媒介上的主要形象除了“产生快乐”，也有酝酿“犯罪”、“暴力冲突”的另一面。
另一个更新的例子，是酿酒厂区（Distillery District）。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这里出现在媒介上的是黑烟滚滚的工业区景象，到1871年鼎盛时期，此区所在的酿酒厂出产的威士忌等烈性酒销往加拿大各地和美国。但是，后来风光不再，成为一片破败的厂房，一个时期内一直静默于媒介的视野之外。直到2001年，才在媒介上以文化产业区和影视基地的形象重新亮相，改造后的厂区被评价为“北美保存最完好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业区”，美国的商业大片也到此拍摄外景，在媒介上出现的形象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3）城市报刊作为文化地标
除了对多伦多媒介呈现的点、线、块三种城市地理要素进行全面考察之外，在这里还有必要从另一个方向进行讨论。那就是，城市报刊本身也可以说是城市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一些媒介也能成为地理景观性的文化地标。
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媒介产业发达，拥有品类非常丰富的大众媒介，百年以上历史的大报有《多伦多星报》和《环球邮报》，它们较为完整地记录了这个城市乃至整个加拿大的历史变迁过程，两家报纸的总部都在多伦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成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这就正如《纽约时报》之于纽约的地位。同样，具有40余年历史的杂志《多伦多生活》，尽管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媒体，它的定位或许可以比作《纽约客》之于纽约。无论如何，媒介正是与城市本身有着关系的地理密切性，所以，能在历史积淀中成为文化地理要素，而成为文化性的地标、道路甚至街区，成为市民和参观者都乐在其中的文化地理空间。
以上就一些媒介与地理互动关系的议题做了初步讨论，揭示了城市地理信息的一些内在传播规律，一些实例也丰富了“城市、媒介、受众互动模型”的内涵。
由此可以归纳：在媒介对于地理要素呈现的信息数量上，该地理要素所代表的城市功能往往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一项新的地理要素的出现，其受众的关注程度会大致经历“不知-知晓-注意-聚焦-逐渐淡化”的周期变化过程，同时会因为相关的重大新闻事件被重新唤起。城市地理要素在媒介传播过程中会留下一些难忘的集体记忆，从而使城市人群产生文化认同。在更长的时期内考察，地理要素在媒介上所呈现的基本形象，也会随着时代发生变迁，甚至会在媒介上重塑新的形象。
此外，媒介在必要时还能发挥出舆论监督功能。
总之，在大众媒介逐步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毛孔内的时代，媒介在造城运动中发挥着其独特作用。媒介不仅仅是信息传播者，也是形象塑造者、文化传承者。在这个过程中，媒介自身也被打上地理的印记，甚而使其本身成为城市的文化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