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集
[画面依次为：惠州全景。江水、合江亭、六如亭中朝云墓等遗迹。惠州西湖上的两座桥——东新桥和西新桥。惠州人民的生活场景等。朝云的小像、东坡小学、惠州苏轼纪念馆等画面。
解说词：
“海水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
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
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这是苏轼到达又一处贬谪之地——惠州而写的诗句。在这首诗里，他由衷地赞美合江楼江水连天的壮阔景象，由衷地赞美自己所到的又一处新天地。
这又是一个江水滔天、波澜壮阔的环境，这又是一个作好词、出好诗的环境。公元1094年，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讽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人还未报到，接着又是四道贬令传来，苏轼再贬惠州，任建昌军司马。
一路上跋险山涉恶水，历尽千辛万苦。当苏轼爬上岭南的第一座山顶时，他已经是一个快满六十岁的老人了。年近花甲而再一次被贬谪，抛亲别友，远涉瘴疬之地，以他老迈衰弱之躯，怎么能够再次承受这样残酷的打击？朋友亲人们都为他担了无尽的心。
但是此时的苏轼心酸之后却再一次处之泰然。他来到了惠州，惠州这块当时的不毛之地因此而沐浴到一缕灿烂的诗性阳光，自此而流芳百世。
惠州远在岭南，物产聩乏，交通不便；生民愚钝，缺少教化。当时，只有“罪大恶极”的官员才会被流放到这里，北人到此者很少有人能够生还。穷山恶水，人人谈之而色变。尽管一生漂泊辗转，受尽颠沛之苦，现在又被远远地贬离中原，但苏轼对自己一生的志向和生存方式从来没有怀疑过，也从不后悔。面对命运再一次的张牙舞爪，他没有失态，更没有张惶。几十年来的潜心佛教，修心养性，再加上深厚的学养、自身的体验，使得他胸襟开阔、宠辱不惊，早从一己之痛转为天下之痛，再不为一己的得失而悲哀痛楚。
到岭南之前，相伴多年跟着自己受尽苦楚的妻子王闰之已经去世了，陪伴在身边的只有小儿子苏过和聪明伶俐但却身体单薄的侍妾朝云。真可谓晚景凄凉、前途难测。但是，在登上大臾岭之后，他写下了《过大臾岭》这首诗：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两相望。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在这首诗里，苏轼已经从悲惨的现实之中解脱了出来，毫不在意于自己的屡遭挫折，而是将面前这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当作了一次难得的“修炼”机会，让自己再一次经历碱水、盐水、血水的浸泡，脱胎换骨，把自己的心和灵魂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他没有气馁，也没有抱怨，心里面反而充满了一种殉道者的勇气。
生活并不都是严寒酷暑。在万般不幸之中，上天给苏轼安排了下一缕温暖的阳光，这缕阳光，就是娇小温存而又善解人意的朝云。
就在那春风满面皆朋友的得意时刻，只有朝云一语道破苏学士腹中装着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就在一路之上接到五道贬书的困顿时刻，只有朝云，娇怯怯然而却又稳当当地站了出来，愿意跟着夫君不远万里到岭南去。东坡何等不幸，一生中漂泊无依，辗转憔悴；东坡又何等幸运，于漂泊无依、辗转憔悴中却有一朝云为伴。
其实，岂止是朝云，观苏东坡的一生有如此成就，活得如此率性坦然，除了种种因由之外，还在于他有一个很温馨、很和谐的小气候，那就是他一直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三个善解人意、相濡以沫的红颜知已。第一个妻子王弗，那是他少年裘马、春风得意时的结发妻子，美丽而鲜艳，知书达理、志同道合，可惜于二十七岁便离开人世，令苏轼痛心不已；继室王闰之，也是一个端庄贤淑、安贫乐道的好妻子，一生跟着苏东坡漂沦转徙，受尽苦楚而从无怨言。朝云自十二岁作为小妾买入苏家，一直默默地服侍着苏轼，用她纤柔的小手承担着生活的种种繁重劳作，用她温柔的目光注视着苏轼一丝一缕的悲苦欢欣，和他一起承受着生活给予的种种幸与不幸。她是苏轼晚年时的一个心灵落脚点，是苏轼于困顿中仍能快活地活着的一个支柱，她是一小丛不能熊熊燃烧但却足以暖手、暖心的火焰。在王朝云仅活了三十四岁的短暂一生中，苏轼是她唯一关注的人，苏轼的一切就是她唯一关注的事，她的存在只是为了苏轼，可以说，这一丛小小的火苗只是为着一个人而燃烧尽了自己。
惠州的日子是清苦的。苏轼逼着自己尽快去适应这恶劣的环境。很快地，他便找到了新贬之地的种种怡人之处：惠州尽管地处偏远，但却有着中原所没有的东西，比如：甜蜜肥美的荔枝等亚热带水果、宽厚纯朴的当地居民、无拘无束的日子。令他大感意外的是，此地居然还有一个堪与杭州西湖相媲美的惠州西湖。惠州西湖布局奇妙、景色优美，早在宋代便有“五湖六桥八景”的记载。闲暇时与朝云携手漫步在绿树丛中，聆听着树荫里小鸟们无忧无虑的啼鸣，苏轼恍若隔世。
在这里，他与西湖边栖禅寺的僧人希固成了好朋友。一日，苏轼去栖禅寺游玩，却遇上大雨。与希固负手立于檐下观赏雨中的苍茫景色，苏轼突然看见湖上有人在涉险过江。水中的人战战兢兢，几次险些没入水中随波而去，险象环生，岸上的东坡看得胆战心惊，深为那人捏一把汗。希固叹了口气：“没有桥，只好冒险过江，已经淹死过不少人了。”苏轼一生最看不过的就是老百姓遭殃，当天回到家里，他就解下了皇帝赐给的犀带，准备交给希固让他换成钱修桥去。一根犀带值多少钱？朝云笑他，东坡开始翻箱倒柜找银子。朝云说，家里哪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苏轼突然想到弟媳史氏还有一部分皇帝赏赐的黄金，就写信动员她也捐出来。苏辙一家的日子本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史氏知道大哥一向的脾性，很快便将黄金送了过来。
东坡此时已无官无爵，罪民一个。不可能像当年在杭州任太守时动用公家的力量去修堤，他只能自己捐款修桥。希固收到东坡交来的东西，很快就在湖上筑起了两座桥，分别命名为“东新桥”和“西新桥”，老百姓奔走相告，杀鸡庆贺。东坡也非常高兴，写下了一首《两桥诗：》
“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楼。
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后世为了纪念苏东坡修堤和建桥的功绩，把从西村到狮子山的一道长堤命名为“苏堤”，并沿用至今。就这样，东坡在华夏大地上便留下了两处“苏堤”。至今，两处苏堤仍旧游人如织，人们千百年来享受着、读解着这位诗人留在大地上的华美诗行。东坡一生与西湖有着解不断的情结，一位诗人甚至写下这样的诗句：“北客几人谪南粤，东坡到处有西湖。”惠州西湖因为苏东坡的到来而充盈了人性的美丽和诗性的光芒。
桥修好后，苏轼又在筹划着一桩新的壮举：广州自来水工程的建设。广州城地处沿海，居民饮水困难。苏轼经过一番考察，想将离城十多里的蒲涧山滴水岩的泉水引入广州城，这与罗浮道士邓守安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写信建议新任广州知州的王古实施这一造福于民的引水工程。王古也是一位乐于为民做事的官员，接到信后，十分赞成苏轼的想法，立刻着手派人实地考察，并多次与苏轼商议，拟定方案，筹集资金，于绍圣三年十二月开始动工。民工们在岩石上筑下大石槽，砍下粗大的竹子捆绑在一起作为管道续水，一段一段地将泉水引入城中。为了便于长期使用和定期巡查，苏轼还想出了一个极为科学的方法，叫人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绿豆大的小眼儿，用小竹针插上，检查竹管是否堵塞只需抽出竹针即可。这样，广州城普通老百姓用上了白花花的清洌泉水。
不久，儿子苏迈一家也搬来了惠州，一家人总算是又团聚在-起了，真可谓“子孙远至，笑语纷如。”苏轼沉浸在骨肉团圆的天伦之乐里。
在惠州这一段时间里，早不把贬谪当回事的苏轼显得比较平静。他曾写过一篇《游松风亭》的游记。其中一段云：
“余尝寓居惠州嘉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正是这种“有什么歇不得处”的豁达开朗心态，导致苏轼不再耽搁于一时之欢，不再拘泥于一己之痛，放眼天下，胸怀苍生，达，志不改，穷，志不改。也正是这些苦难，成就了苏轼，成就了千古东坡。
但是，惠州却成为了苏轼的伤心之地，在这儿，绍圣三年七月，他一生的知己、心爱之人朝云终于被生活的重压摧垮了，永远留在了惠州的土地上。朝云葬于丰湖岸边栖禅院东南山坡的松树林中，希固为此专为朝云建下一所“六如亭”，亭前刻有一幅对联：
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痛失朝云，是苏轼晚年最大的恨事。他写下《悼朝云》和《朝云墓志铭》，对朝云以友视之：“东坡先生侍妾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朝云与苏轼，的确超越了一般的侍妾与主人的关系，他们心心相映，达到了精神层面上的交流与共鸣，朝云在苏轼一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惠州，留下了苏轼的足迹，留下了苏轼的长堤，留下了苏轼的两座桥，也留下了他流传千古的人格力量和不朽诗篇。
【画面依次为：整个宋辽时代的疆域图。特写：孤悬海外的海南岛。烟波浩渺的大海，海面上一会儿波涛宁静，凉风习习；一会儿浊浪排空，樯倾楫摧。美丽的海南岛，到处是绿色，到处是棕榈、椰林，丛林深处是黎族人民的房屋。儋耳，苏轼当年所留下的遗迹，苏轼纪念地——苏公祠等。黎族人的生活场景。
解说词：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时常看到，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地方，因为一个人，或一件事，而变得沸沸扬扬，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翻开北宋年间的中国地图，我们看到，那个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大局初定的中原版图，到了这个时候，又变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而就是这个海南岛，那时候还孤零零地悬在海外，不太为人所知，也没有引起中央政府太多的重视。它是蛮荒与原始的象征，只有在流放犯人和罪臣的时候，它才成为朝廷的目光越过大陆伸向尽可能远处的首选。
但是，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这个远离中原腹地的海岛，开始了它声名显赫的一页。
公元1097年6月，苏轼再贬昌化军城。离开惠州将近两个月之后，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一个新的贬所——儋耳。到了儋耳，苏轼松了一口气，还可能比这更远吗，再贬可就贬出国了。
儋耳，今海南省儋州市中和镇。那里是朝廷所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到达儋耳时，苏东坡六十二岁。
这回被贬谪，是苏东坡一生中最为惨痛的一次遭遇，从此，苏轼再没有从生活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困顿、疾病、瘴疬彻底地击倒了他，一代文豪终于被绞杀。惠州虽远，毕竟还在大陆上，而儋耳却远在天涯，“烟涛微茫信难求”。夫人王闰之几年前已经去世，曾经形影不离的朝云如今也静静地卧在惠州的土地上，儿孙们又天各一方，弟弟子由也因己之过一起被贬到雷州。苏轼再乐观，也深知这一去家山万里，凶多吉少，只怕再无回到中原的可能了。
一路行来，到了中和镇，“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困苦的日子开始了。但是，苏轼并没有悲观丧志，面对人生再一次严峻挑战，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我乡。”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
他再一次试图把不幸和痛苦降到最低点，让自己能够勉力承受。“客店似家家似寄，”朗洁如月的书生苏轼，纯洁如水的书生苏轼，面对小人的构陷，面对仕途的险恶，面对人心的凶暴，除了奋力承受，又能作些什么昵？因纯洁而不能容于污淖，因高尚而不能见于肖小，这是所有优秀人物必然面对的一种人生悖论，苏轼同样不能突围。他用自己的诗句在人生的夹缝中尽力开拓出一条通道，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否则，东坡不幸，中华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