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从起步到走向制度化，已有近30年的时光，2003年的SARS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及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无论是日常的信息通报，重大法律、政策的出台，还是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布，已成为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应对危机的重要方式，也成为满足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的重要渠道和手段。
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不仅催生了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度，也催生了为数不少的有关新闻发言人的著述，其中大多为直接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战的教材。正因为这类教材越来越多，要想创新也越来越难。
宫贺的这本《政府新闻发言人教程》，从构思到付梓花费了两个寒暑春秋，对她而言，这既是一个潜心研磨的过程，更是一个集腋成裘的过程。从本科开始的9年时间，她不仅广泛研读了中外大量相关学科的学术著作，还直接参与了大量有关公共关系和危机管理的课题研究、舆论调查和实践操作，先后在专业核心期刊和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批高质量学术论文。作为一个看着她9年来一步步成长、成熟的见证者，当拿到这本厚厚的文稿后，我欣喜地发现，她这些年扎扎实实的学术与实践积累，这两年来的孜孜不断地思考与斟酌，终于有了一个最好的回报——以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架构，对新闻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作出了一次独特而独到的理论性阐释、规律性探讨和实践性归纳。
本书的特色有三：
一是对新闻发言人深度的理论探析。
新闻发布是一个实战性很强的应用类学问，或许正因如此，这一类型的著作多以技巧的传授为主，可是正如这本书的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关于发言人的新闻越来越多，关于发言人的书目越来越多，但，人们关于发言人的疑惑似乎并未因此减少”，那么，原因何在呢？仅从我自己多年来从事公共关系与危机管理的教学培训工作而言：技巧或可千变万化，貌似面面俱到，实则难免陷于琐碎；在实践中真正能启发人们举一反三、灵光乍现的仍然是理论或者说观念。这或许正是本书作者在“观念篇”花费两章笔墨试要啃下一块硬骨头的苦心所在。显然，倡导以双向协商、信息服务为导向的新闻发布理念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要线索。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9年来打下的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功底也使她能够将这一问题条分缕析地论证开来。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也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如发现某些社会心理学、政治传播学、修辞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经典理论频频出现在新闻发布这个主题之下，相得益彰。
二是对新闻发言人深层的文化关照。
无论是现代的公共关系学也好，政治传播学也好，可以说与新闻发布紧密相关的学问大多肇兴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由此，一系列“西学东进”的现实问题，不得不引起中国学人的思考：孕育于西方文化、政治、经济土壤的理论学说，是否完全适合于中国国情？新闻发布便是这样一个需要加入文化维度予以考量的学问。这本书的作者显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技巧的梳理，作者经常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思维、媒体制度、新闻采写规律以及新闻发布模式进行比照，特别追溯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修辞主体与修辞内容提出的要求。作者还总结出中国修辞传统中三个精神遗产即“仁、情、事功”以供中国当代新闻发言人借鉴。正如作者在第四章的结尾所说，“我们需要学习的，或许是如何将双向性落实到实践中，并从观念层面重新温习古典的人文精神，重拾几千年前古人的教诲：‘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这样才有可能在政治修辞上实现国际化，也有可能抛弃几十年来养就的‘官腔’”。
三是对新闻发言人全新的专题分析。
这本书的作者没有在理论与技巧的讲述后打住，而是将实践界非常关注的三个话题“跨文化语境、危机语境以及互联网语境中的新闻发布”以专题形式继续深入开掘，前述各章中理论与技巧的梳理也在这三章中得以统合。延续之前的风格，“专题篇”同样将理论解释与案例分析相结合，使全书更具立体性，并兼具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针对三个不同语境，作者提出三种不同的管理侧重点：对于涉及跨文化的新闻发布，作者强调要在观念上实现跨文化，实则主张“观念管理”；对于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布，作者强调要在注意力资源稀缺的特殊情境下，发现框架、管理框架，即“框架管理”；对于互联网背景下的新闻发布，则应从根本上转变只将网络当成信息传输渠道的传统思维，将其视为新闻发布资源的整合平台，并注重社会关系网络在技术平台上的聚拢和扩散。
作为本书作者的硕士和博士导师，我很欣慰地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够将多年所学铸成文字，并且在理论学习的同时不忘心忧国家和社会。我也期待作者能够在时日累积、阅历沉淀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希望更多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与我一同分享作者的所知、所悟。
涂光晋
2010年11月于人大明德新闻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