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经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大概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的广播事业发展、中华民国时期的广播事业发展/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广播事业发展、十七年时期的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文革”时期广播电视事业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全面腾飞。经过这样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目前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时期。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广播电视媒介的发展历程有如下两个特色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技术上的“拿来主义”。由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所有广播电视技术的发明都来自西方的发明家。中国广播电视媒介的发展也是基于这些发明。由于这种技术基础的落后，使得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必然要经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学习技术的使用到技术背后的理念，最终才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
第二，发展历程的中国特色。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虽然在技术等方面是向西方学习的，但是也紧密地和中国现当代的历史进程结合在一起。中国现当代的历史造就了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独特的制度和文化内涵，这是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的。
第一节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和早期发展
一、清朝时期的电报事业
中国广播事业最早要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首先是无线电报的引入。当时，清政府因为腐败无能，导致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攫取各种利益，其中包括电报资源，各国无视清政府的抗议，纷纷在中国境内架设自己的电报电缆。这引起了当时清廷权贵的恐慌（由于愚昧落后，很多清廷权贵认为在土地上架设电线会破坏所谓的“地脉”进而毁坏风水，带来灾难），而同时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却看到了电报在军事和民用方面的巨大价值。
1877年，当时在天津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首先在天津机器局(今天津市东局子)到北洋大臣衙门(今天津市金钢桥北)之间试架了一条电报线路，这是中国最早的电报线路。1879年，由李鸿章支持铺设的大沽北塘炮台至天津间一条长约30公里的电报线路开通了。1881年4月，在李鸿章的支持以及洋务派另外一位实干家时任天津道的盛宣怀的筹措下（盛宣怀往来张罗，向国外订购了大量的电信器材），津沪两端的电报电缆开工(上海端于7月5日开始动工)，同年12月24日全线联通。12月28日，国内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电路——津沪直达电路和沿途各局同线工作电路正式通报，津沪电报总局对外公开营业，收、发公私电报。
有线电报进入中国，对中国当时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报业新闻发展起了革命性作用。1881年12月，津沪电报线开通，《申报》当即决定让驻北京的记者今后将新闻先送到天津，再通过电报传到上海。1882年1月16日《申报》对此做了报道，就在这一天，该报刊登了一条驻北京访员从天津电报局拍发的“电讯”：清廷查办云南按察使渎职的消息。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条新闻电讯。1883年，北京与天津之间也架设了电报线。其他各城市间的电报线也陆续架设，从此南北之间信息相通，再也不用靠马力、人力传递了。报纸上的电讯也越来越多，新闻的时效性大大增强。
1905年，当时的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同时购买了无线电收发报机，分别安装在北京、天津、保定及北洋水师的军舰上。1906年建电政司，规划中国的无线电、电报、电话、邮政等事业。1915年4月，袁世凯(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颁布《电信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无线电电信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外国人不许在中国境内私设无线电台；无线电器材属于军事用品，未经许可，不得进口。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帝国主义分子的贪婪本性，外国资本、技术设备还是一步步渗入中国。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广播事业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二是由奉系军阀控制的东北地区。前者主要得益于外国资金的进入，后者主要是当时奉系军阀的政府行为。
1922年，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无线电公司，与美国报纸《大陆报》合作，创办“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呼号XRO，该电台于1923年1月23日首次播出节目。这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家广播电台。奥斯邦创办这座广播电台的动因是为了推销无线电产品，最主要的是为了打开收音机的销路。当时他的思路是建设了广播电台，有了广播节目的吸引力，那么上海市民就有动力购买他从国外带来的收音机。当时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对XRO广播非常感兴趣。他于返粤行前发表谈话，赞扬《大陆报》和中国无线电公司把广播这一新生事物介绍给中国民众，并对广播的成功和它将大有助于在中国传播光明表示了极大的欣慰和信心。孙中山的“统一宣言”是在XRO电台上广播的。当时的总统黎元洪也对广播发生了兴趣。他派秘书打听如何收听XRO电台的音乐节目。消息传到奥斯邦那里，他受宠若惊，立即动手赶装了一架“特制”收音机，以保证黎元洪在其北京的家中毫无困难地、清楚真切地收听到广播。
XRO电台的开播在上海掀起一股广播热，但XRO电台开播不久就受到了各方面要求停播的压力。首先压力来自北洋政府，奥斯邦私自设立广播电台，违反了当时北洋政府的《电信条例》，导致它终于在1923年的四五月间停播了。
在XRO电台停播一年以后，美国开洛电话公司的经理迪莱于1924年5月在上海开办了开洛电台，历时五年之久，在早期中国广播历史上影响颇大。开洛电台在新闻和娱乐节目方面的探索都有很大突破。在新闻报道方面，它和当时沪上主要的报纸媒介联合紧密，联合的方式是免费提供电台播送设备给报社使用，使之成为开洛总播音站的分站。1924年4月23日，开洛广播电台《大晚报》馆分站开始播音。5月15日，《申报》馆分站开始播音。同年12月，《大陆报》馆分站开始播音。此外，利用开洛电台机器播送节目的尚有巴黎饭店、神户电气公司等。同时在娱乐节目方面，开洛电台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中国最早成熟的广播音乐节目就是在开洛电台上出现的。除此以外，在上海、武汉等地的外国租界还出现了一些外国侨民开办的广播电台。这些电台有宗教性质的，也有娱乐性质的。由于是在租界内部开办，故而中国政府是无权对其进行干涉和管理的。这些电台大多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被迫停播。
总之，北洋政府时期上海的广播事业大多和外国人息息相关。当时外国人的这些行为无疑是对中国无线电主权的侵犯，也是对当时我国电波资源的掠夺。但是，他们经营广播电台是为了推销无线电器材的行为，又从客观上把无线电广播这一20世纪之初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引进到中国，它的进步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
除了上海以外，当时奉系军阀盘踞的东北也是中国早期广播事业发展的重镇。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东北建立的广播电台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咄咄逼人的压迫下完成的。自清朝末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一直觊觎中国东北的各项利益，电报和无线电广播也是他们非常重视的内容。1926年，哈尔滨的日本商人私自架设无线电台，谎称架设电台是为了接收日本的广播节目。这对中国的无线电波资源是明目张胆的侵犯，同时也对东北的国家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在此情况下，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时任东三省无线电总台副台长的刘翰建成一座广播电台，并于10月1日正式播出，这就是哈尔滨无线电台，也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1928年1月1日，奉系军阀又成立了奉天广播无线电台（也称为沈阳广播电台），呼号为COMK。这是“九一八”事变以前东北最重要的广播电台，它的主要播出内容是新闻、音乐、政要演讲等等。这座广播电台作为东北政要传播中枢，不仅仅在文化普及、商情传播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
此后，奉系军阀在直奉战争中攻占华北，又在天津和北京分别建立了广播电台。在“广播”的名称确定方面，此时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强烈反对一些人比照日本叫“放送”一词来给中国的广播事业命名，他与许多文人商讨后，对比英语中的“broadcasting”，认为应该称其为“广播”——这也是汉语“广播”一词的来源。
三、民国政府时期的广播事业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又获得了一次短暂的发展机遇。而中国广播事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1928年8月1日，刚刚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中央广播电台”，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这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的广播电台。在成立当天，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举行揭幕典礼。1日下午5时半，典礼开始。中央大礼堂集中了七八十人。蒋介石一身便装，同陈果夫、戴季陶、叶楚伧等党内要人相继入场，成立仪式正式开始。在奏国乐、诵读总理遗嘱之后，蒋介石致开幕词说：“广播无线电台，定能力死亡将士发挥光辉，为我们宣传总理的三民主义，使之发扬光大。希望同志们随着广播电波的扩大，而努力未完成的革命工作。”
这次开幕式，也是首播式，“中央广播电台”将会议实况作了转播。经过短期技术培训的收音员，事先已携带5灯直流收音机(PCA16号)分赴江苏、安徽、湖南、河南、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省市党部，记录了播音内容，并交由各地报章发表。首都南京的情况尤为热烈，许多收音机放置于马路两侧。这些黑匣子招来了许许多多好奇的市民，特别是蒋介石等人的讲话，不少人还是第一次听到。广播的这种社会效应意味着它开始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1932年，“中央广播电台”发射功率扩大为75千瓦，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扩建后的“中央广播电台”于当年11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日正式播出。这座电台作为国民政府的喉舌，在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维护国民党统治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之后，国民党陆续在杭州、北平、广州、上海等地办起20多座电台，以抄收转播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扩大其政治影响。在30年代，国民政府还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了一系列的地方电台。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1936年更名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承担着规范各地广播发展的责任。此时全国的广播电台包括中央系统的、交通系统的、地方政府的，总共有几十座，中国广播事业的统一规模逐渐形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广播电台大都迁移到内地，客观上发展了西南、西北地区的广播事业。虽然电台的总体数量有所减少，但由于得到英美等国的援助，发射电力却有所增加，同时，由于中国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故而中国广播的国际影响也有所增强。1938年3月，“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恢复播音。
1939年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政府第一个短波国际电台，宣传抗日，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1940年1月正式更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同世界上其他处于战争体制下的广播电台一样，国民政府的广播事业也主要担负社会动员和战争宣传的使命。比如，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大量的演说在广播中播出，包括他在“七七”事变后著名的“庐山讲话”，为鼓舞全民族的抗战士气起到了相应的积极作用。战时中国广播的社会动员和沟通作用也不可忽视，比如，抗战伊始，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在昆明创办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由于战争断绝了其他通讯联系，第一次开学的消息就是由广播电台向全国的学生发布的——通知大家到昆明去开学，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听到广播以后才知道校址搬迁，进而跋山涉水前往报到上课。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批由日军侵占的广播电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也随之回迁。据1947年12月统计，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属的广播电台当时有42座，全国收音机大约有100万台，国民政府的广播事业进入一个短暂的全盛时期。
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随即迁往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