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文化既成了分裂的力量，又成了统一的力量。这种文化的力量表现为哲学观念、价值取向、社会关系和民族风俗等生活观念的重大差异，也表现为文化的共性和文化的差异性影响着不同国家的利益，影响着他们之间的抵抗和联合的某种抉择。换言之，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不再因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其他模式的不同而相区别，而是因文明的不同而相区别。国际议题中的关键性争论问题，包含在文明之间的差异已然表明，权力正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种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含义是什么？在亨廷顿看来，对文明的看法历来就存在着多种分歧，有不同的文明观念。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不同的民族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的文明，每一个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或走向现代化。文明和文化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持久而不断地变化，它是动态衍生的，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汰变，并改变自己的性格，保存自己的精华。
文明不是政治实体而是文化实体，它们并不维持秩序、进行战争、谈判条约等，但是，文化文明的差异可能会使世界的差异变得更大，不同的文明因其历史、语言、宗教、传统和价值观念的截然不同，使得他们对于生命、国家、权力、自由、平等的认识也不断发生重大分歧，这种分歧使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差异变得触目惊心。正是这些文明的差异造成了文明的冲突，形成了多少世纪以来漫长而残酷的文化观念碰撞。
文明的冲突不仅在历史上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而且还将决定后冷战时期以后的整个世界的走向。世界政治全球化与地区化，增加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随着现代传媒和通讯网络的日益发达，人们可以通过多方面多渠道的联系，使相互之间的实际距离变小，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但是由于文化信仰、价值观念、宗教传统难以弥合的鸿沟，其心理距离反而加大了，文化分歧和敌对情绪与日俱增，于是宗教起而填补这种精神饥渴的空白，出现了原教旨主义猖獗的当代局面。
可以说，文化的认同性日益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于是，文化的共同特征成为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而随着文明意识的增强，非同种文明之间的差异和裂痕日益明显，出现的摩擦也日益增多。
在西方中心权力话语逐渐滑坡的情况下，其他“非西方”民族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价值的重新确立，其挑战情绪正在不断滋长。而其文化精英也渐次褪掉西化色彩，打上了更多本土化烙印。所以，文明的重大差异造成了现代冲突的前提，甚至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全球冲突的形式。
在此意义上，语言和宗教是权力转移的文化表征。尽管“英语”已成为世界之间进行知识交流的共通语，但这种通用语言只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非消灭了差异本身。英语不但没有使其他民族去掉自己的文化，且因为有这种通用语，而使其保存了自己的文化的完整性。使用英语进行知识交流，恰好有助于维持民族相互分离的有限文化认同。而且“语言与权力”紧密相关，在中世纪是拉丁语热，现代是英语热，亨廷顿认为今后或许汉语也会“热”起来。同样，宗教在20世纪末也出现了全球性复兴，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西方宗教并没有成为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多元信仰中的一元而已。如今，文明已经替代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三个世界、冷战模式和历史终结模式，成为讨论判断一切国家纷争的新思维。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亨廷顿那里，用“文明”作为核心范式取代了其他的分析世界格局的政治术语以后，他怎样看待西方与东方？怎样看待世界多种文明间的互动关系？怎样看待后殖民主义文化中的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而这些看法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二、西方与非西方对立的世界图景
当东方主义者强调东西方文明的时候，亨廷顿并没有将东西方文化简单地对立，而是用西方与非西方作为观察问题的基点，将非西方作为西方的一种对立面（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在他看来，分析当前国际的诸多重要现象时，用过去的“民族国家”来解释当今世界事物的方法已经过时，所以，他设想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制图学”来为其规划一张新的世界地图。他也称其为冷战后的新“范式”（paradigm），因为这种新范式和化约的地图，对于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来说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运用它来指导各国的国家政治行为。
一般而言，当代世界图景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范式。
“一个世界的范式”，即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命题。福山认为，自从苏联解体以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归于消失，人类意识形态的残酷斗争已然结束，全球冲突已经终结。亨廷顿不同意福山的“历史终结”而只存在一个世界（西方世界）的看法，认为这不仅忽视了世界发展中人的非理性因素问题，而且是一种对当代世界复杂现象的误读。
“两个世界的范式”，总是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集团中的和集团外的、我们的文明和那些野蛮人，甚至是根据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外围来进行分类，把世界分成两相对立的文化霸权模式。这种东西方的二分法，事实上是由西方制造出的一种权力神话，而这些神话带有东方主义的缺陷。亨廷顿代替“东方”与“西方”对立的是“西方对抗非西方”的提法。
“三个世界的范式”，即第一世界是占有霸权地位的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还有一些新的提法，如美国的世界政治理论学者罗森诺提出了“两个世界”和“后国际政治”的概念，他消解了强调世界政治中那种“国家”概念，认为过去用“国家”来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注重“国家”所具有的主权和国家所确定的边界及人口的主要行为体，通过国家之间的互动，构成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利用“文化”活动（而非国家活动）达到扩大影响和保护主权的目的，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行为模式。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的一百八十多个国家中，文化的一元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多元民族国家和世界性的移民浪潮，使得文化的多极成分越来越重。所以，有些学者就以新的跨国组织形式，以文化和经济力量高度集中的世界大城市和地区为新的分析框架，强调除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继续拥有其功能以外，一个新的力量即由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非国家机构等行为体构成的多中心国家已经崛起。从这一角度看，罗森诺提出的所谓“全球化”的概念，使得一部分人更将目光放到了文化差异、民族冲突和国家矛盾三者的交错问题上。
“国家论范式”，强调民族国家（nation-state）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既可与同文明国家对抗，也可与不同文明的国家结盟。国家与文明并不必然对立，国家集团事实上是由文化、宗教、历史、语言、制度等凝聚起来的，文明也是由一个或多个国家组成的。这里的国家与文明的关系相当复杂。
“软权力”（soft power）理论范式，约瑟夫·奈提出并强调，文化扩张和文化权力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上的主权斗争的新领域，相对于国家、民族、边界、领土等“硬权力”，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等“软权力”问题，恰好是今天把文明和文化引入国际关系中的新举措，并可能出现为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争夺“文化霸权”的新战略。因为现存的所有文明集团都在为竞相争夺经济权力、国际组织的控制权力，并为推行自己的文化政治和宗教价值观，扩大自己的文化权力和影响而努力。
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范式，以取代过去的两极霸权模式、三个世界模式以及富国穷国模式的对立，而构成当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对峙冲突的新格局。当然，细加分析，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仍然存在。
“西方与非西方”的范式或模式，使亨廷顿没有将全世界的文化化约为一个、两个或散漫地看成一百八十多个，而是将其集中划分为“八大文明”，认为可通过这种化约形成一个、易于理解的框架来把握世界。这八个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人们在世界的文明划分问题上已然达成某种共识，即人类历史至少曾经出现过12个主要文明，但其中已有7个文明不复存在，这七个文明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腊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所谓“西方”文明包括欧陆和北美，加上其他一些欧洲裔居住的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西方”一词现在被普遍用来指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所以，亨廷顿认为西方是唯一一个根据罗盘方向而非根据一个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来确认的文明。当然，在亨廷顿那里，与西方相对的并不是“东方”，用东方和西方来识别地理上的区域是种族中心化的，因为问题在于，相对于什么而言来谈东方和西方，这完全取决于站在什么位置。因而，他划掉了“东方”以后，就将西方以外的所有文明统称为“非西方”。
20世纪的“西方”处于权力的巅峰状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具有无可抗衡的力量，然而，进入90年代后新情况出现了，即西方的扩张正走向终结，对西方的反抗开始广泛出现，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出现了下降、中断甚至逆转的趋势，国际体系不再是以西方为绝对核心的霸权地位，西方在90年代成为“有限的西方”。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亨廷顿认识到，未来世界的轴心将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不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而是文化和价值观点方面。
随着“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崛起、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宗教势力的抬头，他们面对西方的霸权抱有几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是闭关锁国式的自我孤立，坚决拒斥西方的渗透，甚至对西方提出明确的挑战；第二种是拥抱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接受其制度和文明观念，渴望通过现代化及西化链条加入富国俱乐部；第三种是设法与西方保持平衡，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合作共同对付西方，保持其固有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制度观念，强调其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而非西方化。这一切无疑为西方文明的优势化敲响了警钟，因为，今天的西方与非西方除了在争夺经济、军事与政治的权力斗争方面构成冲突以外，在文化价值以及人权等方面也已形成了相当大的冲突。甚至可以说，人权、自由这些西方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在非西方中却变得最不重要。
西方曾想通过文化整合使全世界都逐渐西化，变成西方文化制度的全球翻版，在20世纪末期遭到了全面抵制。事实上，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因其在文化上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特色，以及内在的摩擦和冲突，使他们力图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以此同西方展开竞赛，并建立自己的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些国家在现代化浪潮中，在信息的高速发展中，从西方先进国家获得了一些新技术、新知识、新能源和新武器，整个综合国力不断地接近西方，而其价值观念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价值和利益观念，与西方存在着根本区别。这造成了政治经济综合国力上升，而文明差异加大的冲突潜在的威胁性。
对此，亨廷顿以一个学者和谋士的双重身份，指出了使西方面临“挑战”的挑战对象。
首先，是伊斯兰文明的挑战。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之间绵延了几个世纪的军事冲突，在20世纪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越来越激烈，并在“海湾战争”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其次，是儒家文明的挑战。亨廷顿认为，儒家文明主要是大中华文化圈，冷战后若干儒家文明圈中的国家如朝鲜、越南等也包括其中，中国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对其他华人社会尤具向心力。中国正在发挥重大的作用，在世界事件中的立场和方式显得充满活力，其他几个华人实体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也在不断地推进和发展。亨廷顿强调，大中华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成一个政治的现实，如“亚洲四小龙”有三小龙属于华人社会。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这样，冷战后儒家文明圈内的国家已经在积极扩充自己的力量，并使儒家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共同文化资源和文明的向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