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屈的知识分子与文化工业的关系所具有的双面的讽刺并不只限于这些。也许还可以这样认为，消费者自己的意识被撕成了两半，一半是文化工业提供给他们的预计有疗效的愉快，一半是并未特别掩饰的对它提供的希望的怀疑。“这个世界需要被欺骗”这个短语已经变得比过去曾经预计的更加真实了。正如常言所说，人民不仅为诈骗所倾倒，而且，只要它保证给他们那种最虚无缥缈的满足，他们就会渴望对他们绝不是透明的一种欺骗。由于他们完全知道它被生产出来的目的，他们为了别人另有意图地给以他们的东西，以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促使他们的眼睛视而不见，促使他们的声音表示赞成。如果不接纳它，一旦他们不再依附于实际上什么也不是的那种满足，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不可忍受的。
现在对文化工业最雄心勃勃的维护是赞美它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决定秩序的一个因素，称之为意识形态是一点不为过。据说，在一个无秩序的世界里，它为人类提供了进取向上的某种标准，这本身似乎就值得肯定。然而，它的维护者所想象的它所保持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恰好是被它更加彻底地摧毁的东西。彩色电影对亲切的老客栈的摧毁，比炸弹可能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电影消灭了它的意象。没有谁的祖国可以幸免于不被冲印在胶片上，这些胶片被用于赞美它，并因而把其独特的性格（这正是它成长的基础）转变成一种可以互相交换的雷同性。
可以合法地被称为文化的东西，作为苦难和矛盾的一种表达，试图紧紧抓住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文化既不可能代表那些只是存在的东西，也不可能代表那些习以为常的、不再有束缚力的秩序范畴，文化工业利用这些遮蔽了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仿佛既存的现实就是美好的生活，仿佛这些范畴就是美好生活的真实的衡量标准。如果文化工业的种种现象的社会反应就是这样完全不表现艺术，那么，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产品借此逃避了社会责任。这样的解释从来没有改正过任何罪恶。
对秩序本身的诉求如果没有具体内容，是无用的；对规范的扩散的呼吁如果不借助那些曾经在现实中或意识面前证明过它们自己的东西，同样是无用的。关于客观上有束缚力的秩序的思想被兜售给人民，因为它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缺乏。如果它不内在地面对人类证明它自己，它就没有任何根据提出要求。然而，这恰恰是文化工业的所有产品都不会卷入的情境。被强加于人类的秩序概念总是现状的概念。即使是在它们不再对那些接受它们的人具有任何实质的时候，它们也一如既往地是未加质疑的、未加分析的、未做辩证思考的。与康德的理论形成对照的是，文化工业的绝对规则不再与自由有任何共同之点。它宣示于众的是：你应该循规蹈矩，即使是在未被告知任何规矩的情况下；应该与任何已经存在的东西保持一致，像其他任何人那样思考——这是它的无所不在的实力的反映。文化工业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循规蹈矩已经取代了自觉地思考。由它所带来的秩序绝对不符合它所宣称的那个样子，也绝对不符合人类的真正利益。然而，秩序本身并非就是好的。只有好的秩序才是好的。事实上文化工业对此是健忘的，并且只会赞美理论上的秩序。
这一事实见证了它所传递的信息的无用性和非真实性。当它宣称引导着陷入困惑的人们的时候，它是在用虚假的冲突蛊惑他们，他们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冲突交换这些虚假的冲突。它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他们的冲突，其解决之道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中，人类只是在他们可以不受伤害地获救的情况下才陷入麻烦，拯救他们的通常是一个充满善意的集体的代表；然后，在空洞的和谐中，他们得以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而实际上他们在事先已经亲身经历的东西与他们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为着这个目的，文化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公式，它们现在甚至已经触及像轻音乐、娱乐节目这样的非观念的领域。在这里，一个人也陷入困境，即陷入节奏上的问题，但是，随着基本节拍占上风，这些问题立刻就迎刃而解了。
柏拉图阐明，客观地、内在地不真实的东西也不可能在主观上对人类是好的和真实的。即使是文化工业的维护者们也很难公开与柏拉图的观点相左。文化工业的编造物既不是幸福生活的向导，也不是富有道德责任的新艺术，而毋宁说是准备起跑的命令，在起跑线后面站着的是最有威力的利益。它宣传的“一致同意”强化了盲目的、不透明的权威。如果文化工业不是由它自己的实质和逻辑来衡量，而是由它的效用、它在现实中的位置和它的露骨的自负来衡量；如果严正关注的焦点是它始终诉求的效用，那么，它的实际潜力就会是双倍的。然而，这种潜力蕴藏于对虚弱的自我的提升和开发。随着现代社会权力的集中，它的无能为力的成员被认定拥有虚弱的自我。他们的意识进一步遭受逆向发展。世上传言愤世嫉俗的美国电影导演们说，他们的影片必须把11岁的智力水平考虑进去。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极其容易把成年人变得像是11岁。
确确实实，暂时还没有彻底的研究提供论证严密的材料来证明文化工业的特定产品造成了人们的心智衰退的效果。毫无疑问，靠丰富的想象设计的试验能够比相关的强大的经济利益更有成效地达到这种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相信水滴石穿，特别是因为环绕着大众的文化工业的体系几乎不能容忍任何分歧，并且持续不断地针对行为操练同样的公式。只有他们的无意识的深处不信任，大众的精神构成中艺术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差异的最后一点残余物，解释了他们为什么长久以来没有把这个世界认识、接受成文化工业所建构的那个样子。即使它的信息像它们被制作出来时的本意那样是无害的，——在无数的例子中，它们显然不是无害的，如那些与当前流行的怨恨颇为一致的电影通过按照常见的偏见描写知识分子而掀起了一个反对他们的运动——但文化工业所唤起的态度也绝对不是无害的。一个占星家如果在某一天督促他的读者开车小心一点，这当然不会伤害任何人；然而，他们肯定会被麻木所害——这种麻木是由这样的公开声言所造成的：每天都有效并因而是痴人说梦的建议需要明星的赞同。
人类的依赖性和奴役状态，文化工业的尽头，不可能比一个被访谈的美国人描述得更诚实的了。他的观点是，如果人民都直截了当地追随杰出人物，当代的两难矛盾就会结束。既然文化工业激起富裕的感情，那么，这个世界恰恰是处在文化工业所倡导的秩序之中，它为人类准备的替代性满足欺骗了人们，人们甚至被排除在它用谎话编织的那种幸福之外。文化工业的总体效果之一是反启蒙，在这一效果中，正如霍克海默和我曾经指出的，作为不断进步的对自然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变成了大众欺骗，转变成束缚自觉意识的工具。它妨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人（他们自觉地为他们自己下判断，做决定）的发展。然而，这些都应该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前提条件，这种社会为了维持它自己并求得发展，需要成熟的人。如果大众被来自上面的声音不公正地骂作大众，那么，文化工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阻止人类达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生产力允许他们达到的解放程度的同时，使他们成为大众并进而轻视他们。
《美学原理》
艺术具有双重性：它的独立性和它作为社会事实的特征。这种双重性又始终表现在二者既明显地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之中。社会——经济的因素在多方面直接干预着艺术的生产，这种干预在现时的表现之一便是画家与艺术品商人签订的长期合同。这无疑为那些用艺术家们的行话称之为“假钞票”和“糟活儿”的作品的泛滥大开了方便之门。
【萨特】
《为谁写作》
作家的作品是无偿的，因为其价值无法估量；他的商品的商业价值是武断地规定的。某些时期，人们发给作家年金，而在另一些时期，作家则是按照其书籍的销售价格的某种百分比来提取金额。不过，在现代社会里，精神产品和按百分比领取报酬的关系，完全和旧制度下诗歌和年金之间的关系一样，都没有什么一致的衡量标准。
资产阶级并不把文学事业看做是一种无偿无私的创作，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付酬金的工作。
雄心勃勃而又精神贫乏的资产者必备的书便是一部“成功的艺术”，富有者必备的书则是一部“指挥的艺术”。因此，资产阶级把作家看成专家。如果作家大胆地对社会秩序进行深思，他就会使资产阶级感到厌烦，感到震惊，因为资产阶级要求于作家的，只是让它分享作家对人的内心世界所获的实际体验。……他的作品既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清单，也是始终不渝地以确立优秀人物的权利、指出法规的明智为宗旨的心理鉴定书，同时也是一些文明礼仪的教科书。
艺术技巧娴熟的作品销路比较好：这是一种被束缚、转而与自身相抵触的才能，一种用悦耳的、可以预料的言词来使人放心的艺术，这种艺术以好伙伴的口气指出世界和人类是平庸的，但却是光明磊落的，世界和人类不会遭到突然袭击和威胁，也不会追逐私利。
【桑切斯·瓦斯克斯】
《艺术与社会》
通俗艺术，无论它是以最平庸的形式出现，或是掩盖着最深刻的人类问题，藉以隐匿其潜在的和现存的种种矛盾，它都起着意义明确的意识形态作用：使大多数人安于现状，使他们在人群中怡然自得，关闭上可能使他们瞥见真实的人类世界的窗户——与此同时也排除了使之对自身异化意识觉悟的可能性和消除异化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