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民主化第四波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作为最新的发展形式，这一波尤其值得关注与重点评说。世界很多地区，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或正面地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由下至上的全球化”运动和社会正义运动，大量采用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技术。最近几十年间，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传播中起到了愈发重要的作用。公民社会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思想历史，它的重新崛起与东欧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紧密相连(Sparks and Reading，1998；Sparks，2005)。非政府组织于1960和1970年代开始登上国际舞台。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体的运用，一直都是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运动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一章曾经提及了一个典型案例，来自70多个国家、超过600个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成功地阻止了旨在给予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的《多边投资协定》的贸易谈判，这成为通过媒体（主要是因特网而非其他大众媒体）推行民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范例，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里各种妇女网络的建立与发展也是近期新出现的情况，这些组织范围更加广泛，虽然不甚显眼，却令人印象深刻（Sreberny，2005）。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组织才开始致力于传播过程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它们横跨多个领域，活动也十分多元化：有的致力于媒体教育，有的致力于媒体监测与分析，有的则着重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权利，有的更是倡导与全球化传播相关的政策(哈克特，赵月枝，2005；Hackett and Carroll，2006)。
如今，关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虽然已成明日黄花，甚至是被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体制规驯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愿再提及的梦魇（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不失为动员公民社会的一个宝贵精神遗产，这体现在2003年底在日内瓦和2005年11月在突尼斯召开的两次“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全球公民社会网络所发挥的作用中。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力量前所未有地参与了峰会，并且第一次作为国家与资本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在国际峰会上获得了正式参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他峰会那样，只是旁观者和会议大厅外的抗议者），并发布了在许多方面体现激进民主精神的名为《建设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的宣言。此外，《人民传播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媒体多样性、媒体责任及对通过大众赋权来实现社会变革的渴望。并且，媒体民主化前几次浪潮中，在国家背景下出现的各种替代性媒体，现在也正通过互联网向外扩展、超越国界，许多独立的非主流记者通过互联网报道伊拉克战况正是这种传播的例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组织机构的区别，非政府组织的媒体在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传播体系之外，发出了多种声音，这些声音对主流传播话语起到了补充、调和甚至是挑战的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对跨国公民社会(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抱持盲目的乐观态度。首先，在改变而非维持现有的在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领域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公民社会组织都是进步的——这里，我们把进步定义为铲平而非维系，甚至强化现存的社会不平等和统治关系。其次，即使进步的公民社会行动也并非总能实现自己的目标（Aginam，2008）。比如在东欧，早期所谓自治“公民社会”的承诺至今尚未实现；相反，随着新闻界按照商业逻辑运作、广播电视屈从于执政党的情况日益严峻，公民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仅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达（Sparks，2005）。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峰会上的地位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却相当有限。在这些国家里，传播体系中跨国媒体公司、政府和被商业媒体作为消费者来迎合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力量十分强势，在人数上并非少数的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微乎其微。例如，在非洲，虽然南非已在媒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经与广泛的反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由公民社会推动的公共广播在非洲也只是硕果仅存。在非洲大部分国家与地区中，底层民众的声音在强权政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显得极其微弱（Aginam，2005；2008）。与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公民社会的网络覆盖和动员则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代中期爆发于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Naomi Klein（2003）报道，在反对跨国公司不顾当地利益的矿产开采斗争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与绿色和平组织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不断“挖掘”对本地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最终发起全体市民公决，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国合资开采企业的投资计划。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跨国资本之外，甚至与它们形成潜在的对立结构的社会力量，“公民社会”的概念仍有待分析。当非政府组织被当成“公民社会”代理人时，这个概念更值得推敲。毫无疑问，有一些媒体，如“独立媒体”（IndyMedia），试图帮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如上一章所论，很多非政府组织与全球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相容且服务于后者(哈特，奈格里，2003中文版：297)。一些评论家认为，帝国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入非政府组织的领地，创造、培养或把它们转变成灵活的外包型团体，通过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Brecher，Costello and Smith，2000：88）。因此，按新自由主义逻辑转型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向上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WTO这样的超政府实体，另一方面向下将一些社会保护和社会控制功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Mitchell，200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第3章所提及的葛兰西有关在西方自由民主语境中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的论述可以延伸到全球治理层面。
所以，在评价“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意义以及公民社会媒体时需要谨慎对待，尤其要视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和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等不同社会权力维度在具体历史交汇点所复杂交错构建的具体媒体生产、流通和解读语境而论。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如加拿大学者图巴尼（Thobani，2008）所示，在全球“反恐”语境下，Return to Kandahar等加拿大女性主义独立纪录片产生了为美国以“解救阿富汗妇女”的名义入侵阿富汗做舆论动员的功效。而在印度，围绕信息产业中的工作机会分配问题，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公民社会团体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反对政府希望通过政策干预以求这些工作机会能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种姓群体中得到更公平的分配（Chakravartty，2008）。同时，在美国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潜在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形成以及第三世界妇女组织跨国网络的出现等，证明了全球公民社会和媒体全球化的正面关联。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与问题
所有这些矛盾的趋势相互叠加，提出了复杂而繁多，而且没有现成与简单答案的问题。我们仅仅列出以下问题，为将来的研究、讨论及行动提供思路，以为参考。
1.全球媒体机构（和媒体全球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关系如何？
我们上文提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庆贺，一种悲观。市场自由主义相信全球化了的媒体机构所具有的民主化功能。这种观点认为，倘若全球媒体对推进民主的作用还不够大的话，是因为它们缺乏渗透。相反，激进民主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媒体的民主局限正是它们所遵从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场的产物。实际上，媒体全球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因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也因传播手段、内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如本书下一部分有关章节将论及，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不仅国内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新闻从业者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媒体本身在结构上的变化和它们在华的利益关系与19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几年之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还不是各个跨国媒体娱乐巨无霸的子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华也没有投资利益(Zhao，2001；2005)。而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媒体娱乐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不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体早已经按商业模式发展，国内媒体与跨国媒体的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媒体，它们对地区民主化影响都很复杂，没有单向或一致的效应，很难一语定之。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概念的发展和政治的非威权化依然是未竟的事业（Protzel，2005）。而传统政党政治的堕落、政治推销的兴起以及电视作为代表底层阶级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国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也暴露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巴西，卢拉的劳动党在重新振作的公民社会基础上获得选举胜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底层民众在经历了近于崩溃的国家经济危机之后，自发组织起来，重建自主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态。独立电视纪录片《为阿根廷哭泣》(Cry for Argentina)生动描述了这一过程。在委内瑞拉，虽然有美国的期望，还有国内主流私营商业媒体与反对派的明显合流，这些势力还是没能通过非法政变和合法公决的方式推翻同情底层民众的查韦斯政府（Duffy and Eveton，2008）。所有这些，加上印度国大党重新获得政权，都证明了怀疑主义、个人崇拜、电视推销和消极旁观主义之外的实质性民众民主政治（popular democratic politics）的存在。
在对媒体全球化表示担忧和赞成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中，媒体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质，以及明显以阶级为基础的跨国媒体供需结构等情况可能会被忽略。事实上，能直接接触全球化媒体的群体主要限于少数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阶层，因此斯巴克斯（Sparks，1998：122）称由此产生的传播空间是“帝国主义的、私人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必然的“全球公共领域”。更何况，即使接受了这种全球公共领域的假设，与这一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对狭窄，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定期选举制度。对媒体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评估不仅与对它的影响不同的评价相关，也与以上讨论的不同民主类型各自不同的规范标准相关。
这些评估结果也和对公共传播媒体与其他的社会政治机构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假设相联系。正如我们在对不同民主模式的讨论中所暗示的，对西方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同政府的关系中，它们或是独立的“看门狗”，或是对权力逢迎讨好的“哈巴狗”，或是对权威过分敌视的“疯狗”。在1990年代的俄罗斯，媒体则可能被视为正在寻找安全家园——也即为其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撑的权力个体或团体——的“流浪狗”（Koltsova，2008）。然而我们希望避免这种“单向度”的描述，而把媒体当做发生变革与抗争的场域本身。在原专制国家政治动荡的情势下，“小”媒体可能比官方媒体或跨国媒体集团更具影响力，尤其当小媒体同社会运动的改革势力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Downing，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