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领域，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例子也许是Internews，一个投身于倡导“世界范围开放性媒体”的非营利组织。这个组织1982年建立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都有分支机构，着重关注东欧、俄罗斯、中东和中亚地区的传媒发展。根据这个机构的网页（http：//www.internews.org），该机构主要从美国政府若干机构、荷兰政府、欧洲委员会，以及一些美国大公司和基金会那里获得资助，2001年的预算高达1700万美元。Internews不仅严重依赖国家和资本的财政资助，并与美国国家和主要传媒集团保持着密切关系。其董事会中有一位是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高级副总裁，还有一位是美国议员。这个机构活动范围甚广。从1992到2001年，该机构培训了超过1.8万位媒体专业人员；它和2100个以上的非政府电视台与广播台有工作往来；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支持了19个非政府独立电视网络的发展，创立和/或资助了29个媒体协会；它在2001年制作了近730小时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其潜在受众可达3.06亿之多。此外，它还向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独立电视台提供了超过1000小时的国际纪录片节目。以活动的范围和尺度以及重点活动区域为指标进行衡量，Internews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传媒组织之一，它的一系列行动正符合如下议程：美国一直在向前社会主义地区和伊斯兰地区输出自我认同的民主观念与美国新闻价值及其实践。也就是说，Internews的目标不是挑战帝国的逻辑，而是扩展和巩固帝国的统治。有理由相信，一旦“独立的”电视台被扶持并被培育成有商业前景的经营性企业，跨国媒体集团如时代华纳就能够将其接管过来，将其收编至其全球商业媒体体系中。
然而，其他一些非政府、非商业的传播组织所秉持的原则却是向帝国传播逻辑不屈不挠地发起挑战。它们致力于建立超越帝国的新的全球生产和流通秩序。在西方国家，这些组织并不热衷于在其他国家传播推广西方化的媒体制度、价值与实践。相反，它们致力于在当地尝试推广不同于主流商业媒体的新的传播理念与实践。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这些组织中有一部分致力于发展非政府、非商业的社区传媒与社区或公民影像，着重于对民主传播原则的培育。许多类似的传播机构，在一个协作的、非等级化的组织结构中运行，并与反对跨国公司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正义运动紧密相连。与像Internews这样有良好经济支撑和有效组织机构的非政府组织相比，这些真正的“民间组织”的影响其实微不足道。有人也许会对它们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堂吉诃德式的主张与努力不切实际。比如，有位美国律师就以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新解释为根据，试图控告美国现存寡头垄断的传媒体制有违宪之嫌，因为美国目前的传媒结构违背了宪法维护民主制度的真正意图。某些其他主张则不那么富于幻想，但仍然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它们所追求的是对现有传播秩序的根本变革。例如，在世界传播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格伯纳（George Gerbner，1919-2005）以70多岁的高龄，于1991年建立了“文化环境运动”(Cultural Environment Movement)这一非营利组织，该组织没有太多的经济资助，更多地依靠成员们的义务工作，致力于改变跨国公司控制和市场主导的媒体体系及其形成的现有文化环境。在这些行动者看来，既然现有制度不能为公众提供健康的文化环境，就必须义无反顾地为创造新的文化环境而努力，尽管前途不甚光明。
可以说，上述四个部分所描述的变化预示了帝国传播体系的形成。就像哈特和奈格里指出的那样，作为“帝国控制体系的基本工具”，传播体系所掌握的是下定义的权力——即规定好与坏、相关与不相关、对和错的权力。传播力与军事力量和金融力量一起构成了帝国三股主要的支撑力量(哈特，奈格里，2003中文版：328)。这一体系的统治性逻辑是，通过一个日益增长并且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文化传播网络来“创造世界消费者”（H.Schiller，1993），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将民众塑造成符合跨国资本利益的社会主体，从而实现资本积累的目的。可以说，这一体系中的主导性跨国集团已经部分地获得了“地球村的酋长”的地位：它们所有权集中、合纵连横、掌握着无所不包和相互融合的技术手段：不管它们归谁所有，这些公司……已经成为重建以实现跨国资本利益为目标的全球主体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力量。它们的产品——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录像带——是最完美的全球商品。它们可即时广播、稍纵即逝，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受众来补偿其生产和投资风险的费用。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地方、所有的时刻都是“加德满都的影像之夜”，因为媒体旁观者的习惯已经培养起来并撒播到全世界(Dyer-Witheford，1999：137)。就像上面分析所证实的那样，国家和资本愈发紧密合作，以促进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支配性地位的建立与巩固。通过一些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将影响范围扩展到自己传统活动边界以外。与此同时，部分民众力量也正通过传播将自己组织起来，以不同的形式对抗帝国，并拒绝简单地成为旁观者或消费者。他们在寻求各种社会生活新的形式和各种新的权力秩序。最近几年，人们见证了在西雅图、华盛顿特区、热那亚、魁北克市街头和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社会正义运动，它们反对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争取社会正义。与此同时，世界也经受着各种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以及其他势力的攻击和威胁。
■后“9·11”世界帝国传播的强化
“9·11”之后，作为帝国秩序中最强大力量的美国强化了对世界传播体系的控制，并加强了自己的对外宣传攻势。作为帝国中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旨在提高对帝国传播的接触率和有效性——即通过“公共外交”直接在全球民众中推广其政策。同时，美国政府也试图控制和影响那些敢于表达异见的外国广播电视媒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卡塔尔的卫星电视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这是遍及阿拉伯语世界的电视媒体，它为表达与美国官方意见不同的看法提供了机会。
2001年10月，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对卡塔尔的埃米尔施加压力，要求对这个电视网络进行新闻检查。当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以后，美国改变策略，使自己的官员通过接受采访在这一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上频频亮相，力图中立化半岛电视台与其他媒体。在2001年10月至2002年3月之间，美国官员，包括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在半岛电视台以及其他中东地区的媒体露面的次数已超过两千次(Smyth，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