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适时地于1933年2月发表宣言，愿意在下列三个条件下，和一切武装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1、立即停止进攻红色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务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共产党的这个号召得到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1933年5月，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在与共产党人多次商讨交谈后，冲破蒋介石不准抗日的阻拦，率旧部云集在张家口，召开察哈尔省抗日救亡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自任同盟军总司令。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派数百名共产党员到同盟军工作，并动员了北平、天津等地的工人、农民、学生参加同盟军，同盟军队伍迅速发展，在较短时间扩大到十余万人。同盟军士气高昂地开赴察哈尔抗日前线，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收复了被日寇占领的多伦等重地。不久，1933年11月，又发生了联共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蔡廷锴将军，曾率领十九路军官兵于1932年1月28日奋勇抵抗日寇对上海的进攻，给日本侵略者极大打击，但受到蒋介石不准抗日的阻拦，引起广大官兵的不满，蒋介石却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十九路军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命令，拒不执行，反而秘密与中共联系合作抗日反蒋。蔡廷锴与国民党实力派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协商后，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建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独裁专政，反对不抵抗日本的错误政策。毛泽东曾指出：“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83这种情况，给中国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是全国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还是分裂不团结，听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一如既往地坚定回答：团结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反动统治，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中共中央当时提出的“抗日反蒋”的口号是正确的，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构成对中华民族的严重威胁，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不抵抗，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力“剿共”，镇压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唯如此，才能图存，才能救亡。
但是，由于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正处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之下，因此在执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时，出现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他们抹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无视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派别、某些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反蒋或只抗日不反蒋的要求，拒绝联合他们，简单地搬用所谓“在各种不同的革命时期，基本的打击方向是使那个时候的中间的社会政治力量陷于孤独”的公式，错误地把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对着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有矛盾的中间阶级，把革命的朋友定为“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还过分强调中国各反革命派别进攻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忽视了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态度上的转变。这些只讲组织工、农、兵、劳苦民众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左”的错误，使得中国共产党未能组成全国范围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它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遵义会议决议提出既要从政治上也要从军事上利用国民党统治营垒内部各派的矛盾，突破了长期以来只做下层统一战线的教条，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管有的同盟者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有条件的，这就为把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发展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84
（二）《八一宣言》的发表与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当日本于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时，欧州德、意法西斯十分猖獗，严重威胁着欧州各国人民。因此，反法西斯侵略是世界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
第三共产国际根据国际形势，于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是共产国际全面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标志。大会认为：在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里，共产党人的最重要任务，在于建立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者，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同时共产国际完全同意在中国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
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拟定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一反映抗日需要的重要文告，经共产国际审批后，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在1935年8月1日公布于世，通称为《八一宣言》。宣言的要点包括：1、“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2、“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党、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3、“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为了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了使抗日联军真正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85
《八一宣言》在政治、军事上的具体主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明确提出了建立包括各党派团体、爱国民主人士、海外爱国侨胞在内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它对于团结国民党及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传入国内后，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问题。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立了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决议提出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各项政策。27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报告。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除了体现《八一宣言》的主要思想外，进一步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阐述了中共的策略方针转变的必要性，系统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当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当时有两个基本事实要求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即“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弱点。”因此，“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倒。”此外，毛泽东还对共产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他们不愿看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的可能，也就是看不到蒋介石集团有可能由不抗日转到抗日。如果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统一战线内的力量就不“纯粹”了，就混杂了。毛泽东讲，关门主义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86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欢迎的。这就揭穿了关门主义的实质，从而使全党划清了马列主义策略和关门主义策略的界线。
第二，详细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对日本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反抗的，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毛泽东认为，同资产阶级联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他首先指出要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相区别，须知“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资产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因此在二者之间动摇着，但是在日本侵入中国领土，殖民化威胁着我们国家时，民族资产阶级是趋向抗日的。在抗日的问题上，他们是可以和我党联合的。毛泽东还着重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1931年马占山在东北参加抗日，1932年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参加抗战，1933年冯玉祥曾与共产党合作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都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这说明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许多可以可供我们利用的矛盾的。同时由于国民党内部有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矛盾的激化，亲英美的蒋介石在与中共合作抗日的问题上是有转变的可能的，可能由不愿合作抗日转为愿合作抗日。毛泽东讲：“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87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下是在这些正确分析和认识的基础上，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但瓦窑堡会议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的主体思想依然体现的是“反蒋抗日”。正如《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所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88
《八一宣言》和瓦密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获得中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及国民党部分军事力量的支持、赞同、拥护。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曾有一段时期，人们较多地偏重于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八一宣言》一点而过，认为《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若过多地肯定《八一宣言》，似乎就是肯定王明。这样的看法没有辩证地分析制定《八一宣言》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