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4企业劳资冲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以上对通钢事件的分析来看，劳资冲突的增长既影响到企业本身的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同时，劳资冲突的大量外溢也严重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此，国内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齐杏发（2008）就我国企业的劳资冲突对社会治安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他通过对1992—2005年我国企业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同期刑事案件数、治安案件数的相关分析指出；一方面，我国的劳资冲突与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直接相关，劳动争议涉案劳动者人数与主要刑事案件数和治安案件数呈高度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劳资冲突相对与经济、贫富差距、破案率、人口等因素而言，对社会治安的状况具有相近的解释力。通过对数据间的相关性分析，他还指出，劳资冲突的指标人数与刑事诈骗案、刑事抢劫案、刑事盗窃案、结伙斗殴寻衅滋事案、治安类骗取抢夺勒索案等案件高度相关，劳资冲突的指标人数越多，这些案件的发案率就越高。而与凶杀案、赌博案、强奸案等案件未呈高度相关关系。
齐杏发（2008）的实证研究揭示了，造成我国转型期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诱因是劳资冲突增长后的劳资关系恶化。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劳资冲突增加使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只是构成了劳资冲突对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对劳资冲突的社会影响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劳资冲突的增长导致违法犯罪活动增加，而违法犯罪活动又是一种反社会的行动，它危及到每个社会成员生命财产的安全。必须借助与国家暴力机关的力量来有效的打击违法犯罪。因此，违法犯罪活动的增加使国家暴力机关规模的扩充，特别是警察数量的增加成为必需。近年来，在我国的劳资冲突增长进而导致违法犯罪活动增加后，各地公安机关普遍反映警察人均受案压力增大，警力明显不足。警察人均受案压力是通过当年发生的案件总数与警力总人数之比反映出来。受案压力增大是全世界范围都存在的问题，而在当前我国的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2005年，我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数是46418万件，治安案件是62916万件，两种案件之和达109414万件。以全国在编总警力近180万来计算，中国警察的平均受案压力达到614件/人。相比之下，中国警察的受案压力远高于港台地区。在这种状况下，我国的警察数量得以快速扩充，据维基百科全书统计2007年我国的在编警察数量已经达到178万，为全世界拥有警察数量最多的国家。尽管我国的人口与警察数量比（750：1）仍然高于其它国家。但是，这一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出中国警察队伍的实际规模，因为中国警力的计算内容和方法与国外不一致。国外和境外的警民比例较高，是因为他们将各种警察都计算在内。而中国在编警察的统计不包含数量庞大的现役武装警察部队和分布于铁路、民航、林业的行业警察。同时，从我国协助警察工作的人员数量来看，2005年全国从事保安服务工作的人员数量就已达400万左右。这其中包括由公安机关开办的保安服务企业2169家，人数高达到100万（通常将这部分保安人员称为协警），已经接近在编警察数量。因此，我国的人口与警察数量比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近资本主义国家水平。
然而，庞大警察机构的运行与监管是需要耗费巨大社会资源的。据保守估算，目前我国平均每位警察每年需要5万元的经费来保障正常的工作运转（郑震，2008）。由此来看，我国政府每年开支在警察机构运行上的费用就约和900亿（按180万在编警察数计算），而这占到2008年全国3万亿GDP的0.3%。如果将由于一些大案要案所产生的办案经费超支情况计算在内，这一数字还要高。恩格斯曾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说明了警察对公共权力的行使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而当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其警察机构的运行时，警察有可能滥用公共权力而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事实上，由于我国许多地方经济欠发达，许多地方财政也无力使警察机构的办案经费得到有效的保障。虽然，近年来公安部、财政部曾经多次要求各地加强对公安机关办案经费的保障，但是，2006年全国县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仍有16.8亿元缺口（郑震，2008）。为了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我国各地公安机关也普遍出现了“不务正业”把有限的警力资源投入到违规违法“创收”中去的现象。而由此带来的又是警察渎职犯罪的增加以及警民关系的恶化，而这最终又将导致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在民众中威信的丧失。
以上分析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企业劳资冲突的快速增长不仅仅会导致违法犯罪活动的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它将促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形成。这种社会危机可以通过以下一个恶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循环模式表现出来：劳资冲突的增长导致违法犯罪活动增加，而为了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政府就必须扩充在编警察数量。而为了保证扩充的警察机构的运行，政府又必须增加财政收入；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就必须加大征税力度；而政府扩大的税收又主要来源于企业；在我国的企业治理结构下，企业主又有通过压低、克扣工人工资、降低劳动保障条件等手段。将增加的税负转移到劳动者身上的强烈动机。
这就说明，由一个社会重要的微观经济基础——企业组织中的劳资冲突所延伸出来社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除了上述所说的它将促成一个社会“扭曲”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形成外。更为重要的影响是，企业组织内部的劳资冲突将根本性的改变一个社会成员基本的行为特征，而这种行为特征的变化也将构成对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良性循环模式形成的制约。因为，当劳者无权、劳动者社会地位低下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后，一方面，这将促使更多的社会成员改变基本的择业观念，好逸恶劳，以及通过非法非合理手段谋生可能会成为社会主流的生存理念。正如齐杏发（2008）所指出的，我国企业劳资关系的恶化致使大量的企业女工进入“黄色地下产业”从事卖淫活动，由此又将催生黄赌毒产业链的发展，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另一方面，它也将使企业越来越难以招收到合格、高素质的劳动力（下文将就这一问题专门分析）。
总之，我国企业劳资冲突的增长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动摇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也将危及到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存在。也就是说，企业劳资冲突可能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负面效应。这也就说明，对于劳资冲突的治理仅仅依靠身处企业之外的国家暴力机关的“堵”，其功效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不理想的；而采取适当的“疏导”措施可能是化解劳资冲突的“可取之法”。对此，我们将在下文的分析中做进一步的阐述。
第三节以劳动力市场失衡形式再现的劳资冲突——民工荒
4.3.1对民工荒研究的一个理论述评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对全国31个省（市、区）的69000个农场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资料推算，2003—2006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分别达到了11390万、11823万、12578万、和13212万。每年平均增长607万人，增长5%。国家统计局所指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以上数据说明，农民工已经成为了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此，从我国产业工人的这一重要群体入手，来认识我国企业的劳资关系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众所周知，作为转型时期的人口大国，我国的就业形势是极其严峻的；而这集中表现在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供过于求的状况。我国的城镇失业率从1985年以后持续走高，2002年以后，我国的城镇失业率一直维持在4%以上的水平。
然而，在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2005年后，我国各地又开始大量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最早传出“民工荒”消息的是福建省。2005年春季，在福建省的福州、泉州、莆田等地，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为招不到工人而一筹莫展。福建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发布的一季度福建省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报告显示，上述地区劳动力市场均出现农民工求大于供的状况，不少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停产或开工不足。事实上，所谓的“民工荒”现象在沿海其他省份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广东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200万农民工。招收大量的生产工人已成为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的当务之急。
顾名思义，“民工荒”也就是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出现了农民工的供不应求的矛盾。而这与劳动力市场总体供过于求的状况是矛盾的。学者也就“民工荒”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如下两种主流的成因解释。
周勇民（2004）认为，我国的农民工资源供给十分充足。“民工荒”是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而不是中西部地区的一种局部地区的劳工短缺现象。张祥（2004）认为造成这种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滞后，无法适应沿海发达地区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因此，在他们看来，“民工荒”实际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缺少熟练工、技术工而引起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失衡问题。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典型的将“民工荒”与“技工荒”混淆的解释。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层级分化趋势。根据国家农村调查总队2004年的调查，我国的农民工集中分布在制造、建筑、批发零售、餐饮四个行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则指出在加工制造业中，农民工占68%，建筑业中接近80%、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占52%。这就说明“民工荒”是发生在特定行业和领域的劳动力供求矛盾。而企业对技工的需求主要通过从各级各类技工学校、高职高专院校招收。因此，企业对民工和技工的需求是两个不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同时，从逻辑上来看，尽管“民工荒”发生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但从我国沿海的产业结构的布局状况来看，主要集中为出口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型产业，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大量需要的正是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经过短期培训即能够上岗熟练操作的农民工。而且，既使这些地区的企业发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也不可能是在瞬间内同时完成的。因此，其在短期内所释放出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也是值得怀疑的。
除“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论”外，对“民工荒”成因解释的另一种主流观点是“粘性工资论”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实际上遵循了美国学者Martin Weitzman和Douglas Kruse的对此问题的见解。Martin Weitzman 和Douglas Kruse（1980）认为，在报酬参数具有粘性的情况下，就业会产生波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珠江三角洲，截至2002年，珠三角GDP总量达到9418.8亿元，地区人均GDP达34295元，但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平均月工资稳定在500—800元之间。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多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递增29.%5，地方预算财政收入年均递增39.6%。但据深圳市有关部门统计，深圳市镇村企业工人2002年的月平均工资不足600元，低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而东莞、晋江等地调查显示，外来务工者的月平均收入不足500元，工资增长缓慢，甚至相对物价水平，实际工资降势明显。
“粘性工资论”似乎较前种论点更具有对“民工荒”现象产生原因的说服力。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由于“粘性工资论”论主要用企业外部的市场价格来说明企业劳动力供求失衡问题。因此，其立论的主要基础实际上是认为，价格能够成为满足交易各方所需要信息的充足决定指标（sufficient statistic）。按照这一分析，似乎只要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提高了，“民工荒”现象就会消失。然而，实践证明；2004年以后，尽管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在不断上升，“民工荒”现象并没有消失。2007年全国又爆发了新一轮的“民工荒”。因此，“民工荒”现象背后似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