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著内容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一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和价格在政权力量压制下往往是扭曲的，由于基本价格扭曲往往是归因于宪法秩序的，通过研究宪法秩序在政体范围内对制度的速度与方向的塑造，能够找到矫正价格扭曲的方法，这也正是制度研究的意义所在。
1.政治发展的根源
桑巴特在其撰写的《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制>；；与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发展的根源问题作了重要探讨。他指出，尽管美国独立战争和亚洲国家的民族革命都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但是两者在社会基础上存在明显的差别，“美国的革命是由成熟而深思熟虑地对自由的兴趣，而不是由某种模糊而不确定地对独立的本能所引起的”，而亚洲的独立运动看上去像是集中力量接管国家机构，“本地的精英们（其中许多曾经是殖民者的中间人）简单地接管了由他们的殖民者老师所留下的政治官僚机器”。
但简单地把不同的独立运动，以及独立后政治发展道路的差别理解为各自的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并不是桑巴特的本意。在作者看来，尽管托克维尔将美国早期的自由结盟归结于平等的条件和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经济迅速增长而导致贫困率大幅下降的前后都没有获得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因此将早期民主制与发展联系在一起来进行考察的努力是缺乏经验事实的。桑巴特据此得到一个似乎颇具唯心主义意味的结论：政治发展的原因既取决于经验的条件，同样也取决于“人们的精神”。
但事实上，该章的分析思路并非唯心主义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方向。作者认为并非财富、平等或者其他的经验条件本身创造了促使政治走向自主的条件。政治的发展并不是像过去20年内许多的社会科学文献所做出的论述那样产生于经济条件，而是产生于支配集体行动的宪法规则（正是表现为人们的“精神”或者“意识”）的性质。自主性的基石，也即宪法规则的性质，是为了个人解决共同问题和追求共同目标而采取多种形式结盟的能力，即从根本自由的角度来讲，个人必须具有获得结盟收益（即便这种结盟是代表了低水平的民主）的权利，而在极端条件下个人必须能够强制实行结盟的规则。在这种情形下，就出现了重要差别：一些国家和宪法可以通过运用国家权力来鼓励创新和结盟的方式支持个人在这方面的活动；但是还有一些国家就会垄断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和资源。
作者最后对观点做了引申，指出公民结盟带来的政治发展多元化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国家权力制度的发展以牺牲多样性和相对自治性地方制度变化为代价，那么不可能出现预期的民主文化。
2.“公地”问题再探究
就“公地”问题而言，人们的决策是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其最大问题就是因为共同所有，人们往往只关注与自己有关的部分，而忽视公共的部分。1968年，哈丁（G.Hardin）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公共草场牧羊造成羊群过剩问题的著名文献，几十年来这个“公地”案例一直是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案例。传统文献一般认为，公地的两难处境是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的，“公用地的灾难和环境问题，不可能借助合作途径解决……具有主要强制权力的政府的原则是不可阻挡的”，因为从博弈观点看，所有参与者都陷入灾难性比例的无休止争斗当中，使双方陷入困境。而哈丁本人对此更为悲观，他认为现有的制度无法解决冲突，人们被笼罩在对根本政治制度的真实性质和其对社会问题的作用的“物质的云雾”中。他所提出的解决公地悲剧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私人企业制度，即明确产权；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即“如果在拥挤不堪的世界上，要避免毁灭，人们必须响应个人精神之外的强制力量”，用霍布斯的话说，就是“利维坦”，即极权国家。哈丁（G.Hardin）的公地悲剧模型，加上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博弈，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ord Olson，Jr.）的集体行动逻辑的三个模型预言，“使用公共资源的人都不会为争取集体的利益而合作，并认为人们会陷在传统的环境中无法改变影响他们动机的规则。”
作为以上观点的反对者，在《制度安排和公用地两难处境》一书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新的观点，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在她看来，所有的分析都以假定某些条件保持不变，而允许另外一些条件发生变化为基础。在不断发展的复杂的多极活动的世界中，在某一级上所做的分析是外生的东西，可能在另一级分析上是内生的，人们以往研究“公地悲剧”问题总是将人们的行动置于外生分析框架下，也就是以墨守公地问题两难处境制约条件的不可改变为基础，那么这时悲剧就是已经注定了的。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看来，要跳出这种刻板，摆脱以往大多数文献所使用的单级分析模式，就要采用“多级分析”展开研究。
作者给出了加利福尼亚西部盆地的用水、土耳其阿兰亚捕鱼等与公共地问题情境类似的四个具体案例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面临公用地两难处境的人们，可以确定他们自己的体制安排，以此来改变他们所处情况的结构，这就实现了不通过中央政府或者强权政治而达到的均衡。例如在阿兰亚，生活在边远环境中比较贫困的渔民，能够自发地制定出一套有独创性的轮换捕鱼区的规则，从而使他们摆脱恶化的“公地状况”。在四个案例中，管理结构都是非常小和非常基层的，公用地的使用者也是公用地的管理者。作者认为，从这些案例中吸取的重要经验是，人们应该打破公用地产生灾难的逻辑，可以重新改变环境结构。重要的是，政策研究者应该认识到，在分析时做出假设同假定这些假设是不变的二者之间的差异。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最终得出的富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是，人们不仅面临着关于在给定处境中如何行动的抉择，而且他们也有能力思考、阐述和挑选不同的构成抉择处境的方法。当人们不仅学习如何使用公用地，而且学习如何管理公用地时，他们就是正在为发展和维护自我管理的民主社会奠定基础。作者的这一研究成果是极具启发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一些人在潜意识中对人类由于自私性而走向自我毁灭的悲观判断，人类伟大的理性应该可以使自己走得更远。
3.制度安排结构与可选择制度安排的效率
在几乎全部的经济学说史当中，财产权一直被看作是外在因素，即过去主流的观点认为，制度的变化（一般情形下指公共当局对建立政治性财产权的干预）是改变市场条件的直接结果，传统上，关心财产权的经济学家几乎总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些权力引起的后果上，将制度看成是经济的外生变量，从而变相降低了对制度重要性的评价。不过，在20世纪最后30年中，像德姆塞茨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并且诺思、张五常等人已经在这种范畴内分析了财产权的演变。而在本书《19世纪夏威夷财产权和政治制度共同演变的一个例证》中，作者J.罗马赛特和S.J.拉克罗克斯继承和发展了德姆塞茨的重要创见并通过一些具体案例进行了佐证。
将制度内生化，首先就是要对制度的影响力和效率进行评价。本章作者指出，尽管德姆塞茨等人重新阐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评估私有财产和市场制度时背离了其原有的科学观点，即各种可供选择制度的相对效益取决于它们所处的环境，反而先验地认为市场比非市场组织有效。
作者在这里列举了欧洲中世纪采邑制的案例，指出：竞争性市场制度由于存在内在缺陷而导致常常无法自发实现，因为专业化带来的利润增长使总量生产呈现非凸性，从而边际产品无法定价。同时现存的非经济组织也存在着向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体制转换的可能，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下降到其平均产品时，新古典主义的交换就将实现，作者设想在中世纪的采邑中，当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下降到低于其平均产品时，贵族地主就会有越来越大的积极性向管理结构投资，如果此时人口继续增加，土地所有人将从转向市场作价获得好处。
作者判断，追求利润的行为会促使市场体制和非市场体制、私有财产权和共有财产权相互转化，推动私有财产建立和市场交换的力量同时也推动了管理结构的演变，以支持更广泛的合约行为和交换。作者由此认为，在一种中央集权的政府中，推行背离竞争政策的解决方法的潜在可能性也在增加，即对追求利润行为的鼓励增加了竞争和自由的发展。这样，主要受效益诱导的管理结构变成了无效率的根源，这就是基于市场交换和私有财产权的经济的基本困境。结合夏威夷的例子，作者提出，必须改变追求利润总会降低效率的悲观论点，制度的改变部分是由于为了获取利润的个人或团体的投资所推动的。由于效率与可以获得的潜在利润直接相关，所以性质上追求利润的机构，要能抓住获取效率收益的新的机会。
4.市场与公共权力
在本书《机会、差异及复杂性》一章中，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讨论了市场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他将经济制度当作是有利于交换的一种“公共物品”，支配着公共权力的运用和创造着经济制度建立的规范性背景的宪法秩序，就大体上决定了市场经济的特征。因此，他对于将“市场”与“国家”，或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概念抽象化、绝对化而不探讨其差别的倾向深表忧虑。在波莱尼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受市场本身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制”，奥斯特罗姆则表示反对：“（在他们看来）它们要么成了完美的模式，要么就是邪恶的机器”，“（波莱尼）并未对他所指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生活与封建经济体制中的生活进行充分比较”。奥斯特罗姆还进一步设想，并非所有的公共企业都必须是国有的，“只要我们的思维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我们就会发现可选择的余地远比我们设想的要多”。
奥斯特罗姆指出，不必把“政府”等同于只指统治各社会的政权，必须更多地考虑建立基本的体制结构，给体制的安排赋予新的形式，这取决于建立执行权威而需要的权威，这要求确定某种法律地位，而这种法律地位又取决于同执行政府的特权相联系的法律程序，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各种看似美妙的政治干预与承诺，其所攫取的巨额租金源自于宪政的缺失。当人民能够从宪法的本意中拥有政府操纵的制度之外的基本权利，才可以认为人民成了自治的人民。这时，人民可以依靠自助来决定体制安排，并逐渐依靠自我管理的原则建立适应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的各种单位，就会逐渐削弱政权的垄断定价权，就会催生出更新、更好的制度安排，更新原有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这些观点意味着，公民的选择不能局限于接受市场体系给出的价格，而应不断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从而使人类文明的选择大大丰富，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使社会成员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达到“自由王国”的境界。
四、简要评述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一书是国际经济增长研究中心所推出的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它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重要挑战。该书使用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将制度、自然物质条件和共同体属性等一同纳入考虑范畴，论证了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与其他实物生产要素同等重要的作用，其建立规则和运行规则，影响着所有公共部门和私人的行为。在本书中，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在奥斯特罗姆等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下不断得到完善，行动情境的内部结构及规则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晰，并且得到了日益增多的案例支持，其适用性和解释力也有了明显进步，对包括制度经济学在内的相关社科研究不断产生巨大的影响。
扩展性阅读文献
[1]Hardin，Russell.Collective Ac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2]Harold，Demsetz“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1967，12，1-22.
[3][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4]张克中.公共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理论述评[J].政治学研究，2009（6）.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