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这几年大力倡导传统文化以来，所谓的国学培训班和国学书籍又悄悄地火热起来。尽管相似的热潮在过去20年里断断续续来过好多次，但这次无论从什么角度，都像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比如，总书记提倡大家看看孔子的相关作品，惹得书商竞相征引，就连疑似的伪书《孔子家语》都卖出了辣手价，窃以为这于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可大环境的繁荣，不能掩盖线下操作的迷茫与无知——我总以为，现在多数文史圈子以外的人，除了“国”“学”两个字外，对其本身可谓一无所知，所以“国学”变成了任人打扮的“老姑娘”，一会儿她可以是枯燥无味的“四书”甚至是“五经”，一会儿可以简约成《三字经》《弟子规》，一会儿又可以忽略典籍而成为琴、棋、书、画——尤其是琴这东西，这几年忽如其来风靡小清新的圈子。我总以为人玩多了的玩具，即便本身再清新那也俗了；换到今天这么多人风雅抚琴，就算钟子期不死，俞伯牙也要忍不住把琴摔了——何况琴本身实在不能代表国学中多大的分量。至于背些唐诗宋词，甚至是讲讲三国之流的，那品类又在下了。
就连“国学”这两个字，也像社会上一切被俗化的好词一样，污浊得不能多念，尤其是从一群不学无术的培训机构小老板的口中听到，我恨不能巢由洗耳一样对待自己的耳朵。因为民国以来，这个借用日本外来语构建的“国学”词眼，一直没有被主流学界接受，比起当时同时的“国画”“国医”甚至是“国术”来说，“国学”界定一直太过模糊：往好的说，那是广泛；往坏的地方说，那就是外行——如同你看着外滩外国建筑博览群的时候，只说那是欧洲风格，而不辨巴洛克、哥特等等是一个意思。章太炎先生把文字、音韵、经子诸学称为“国故”“国粹”，对当代人来说未免太郑重了，让人敬而远之。就算到民国年间的胡适提出“国故学”而简称的“国学”，其实跟今天外行们说的“国学”也未必是一回事。
胡适说，民国人已经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连“国粹”和“国渣”都分不清，“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我看今天也适用得很。想起有个点头之交，在前任方伯陈公故园之中，开了一个所谓的书院，几个月就讲《弟子规》一门。又让孩子反复地背诵，写日记表达“孝”的决心。这景象，十足是红色时代背语录、表决心的痕迹，实在浪费了那片亭台清波。至于那位讲课先生，大概也只读过《弟子规》吧，别说《古文观止》，连《蒙求》《对韵》应该也没听过，如此“国学”，实在让人汗颜。
其实现在市面上的“国学”招牌，撑死也就是个“蒙学”教育，读个“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再来个“四书”前几篇。莫说讲《论语》的没几个也罢，估计连“微子”“子张”篇都讲不了；勉强凑篇《古文观止》，来几句旧诗——这换作明清时候，算什么教育水平呢？也就是个秀才考试前的水平，还未必能上。这如果是所谓“国学”，那现在的国学生最多就是秀才水平，那这教育当然是失败的，当然是不登大雅、只能忽悠人的。那什么才是好的国学教育？
尽管不能用一句话说清，但宗旨是明确的：那是种好教育。无论怎么开书单、背课本，那都是为了学生成长得更好。记得朱先生在世时常说，有人问读历史有什么用，我就说没什么用，但其实是有用的，读点历史能让人变得聪明，不会问出这么笨的问题。朱先生说的历史，不过是个学科代称，换作今天的“国学”，是相同的，我们且不说“究天人之际”的大话，好的旧学素养，知道些“谦恭礼让”“温柔敦厚”，即便不照着这么做，变成聪明人也显然更容易一些。至于旧蒙学课本里有一句，“求田问舍，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如果懂这道理，小孩子未必人人会去“掀天揭地”，但他们也不会都变得如今日芸芸众生被车房负担所捆绑。前人的智慧于今日的教育，总有无尽的契合点。
国学里的教育有个目标，总结成四个字，出在《礼记》——“敬业乐群”。尽管解释很多，但拆开来讲，“敬业”就是好好学习学问，学做人，再不济学习谋生技术；“乐群”就是怎样与人相处，懂得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大概我们旧时候的古话，都是精辟而全面的，容不得后人反复诠释，没准变了味道。“敬业乐群”的意思，就是大家一望而知的。目标之外，国学教育的手段，则有明显的区别度，是要从过去的经验里发现问题。如果有人说不懂历史，未来根本就不知道方向，那也未必。我们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只是说肯“观古”那是最好的，所以国学里需要一些古文字学的、历史的、古代思想的学习。章培恒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增订本《序言》里面，回忆了蒋天枢先生对他的教诲，旧学入门是先段注说文、胡注通鉴，再“前四史”、《尔雅》及《四库全书总目》，今天看来已成为研究者hard级别，其实完全可以在小时候的国学教育中渗透。我曾遇到过家长慨叹这些书会让孩子看不懂，却不曾想，那是家长自己没有经历过这种读书训练，每遇及此，我只能默然。
南怀瑾是个有争议的文化人，吹捧者把他捧上天、尊之为“国学大师”，贬低者则斥之文化商人，不懂学术。大学文科中说过中文系不谈余秋雨、历史系不谈黄仁宇、哲学系就讳言南老。有人把他比作文怀沙之流的文人，这显得过分了。其实南老的思想很值得国学教育者揣摩，那是一种积极的平民文化教育，作为研究者的入门，读他的作品也不能算低。周予同先生承认孔夫子刨掉所有虚幻的光环，首先就是位教育家，我看这也适用于对南老的评价。他是位温和、包容的教育思想者，他有个比喻很有深意，他把旧时思想中儒释道三家作比。
孔家店是粮食店，中国人的粮食店，人人非吃不可。打倒了孔家店，中国人没有粮食吃了，吃面包、牛排有时候不对胃口。道家是个什么店呢？药店。药店一定要有嘛，生病去买药吃，不生病不需要买，可是药店不能打倒。佛家开的什么店？百货店，什么都有，你高兴可以去逛一逛。当然，不管开的是什么店，发展大了久了，大概都会出现劣货乃至冒牌货，反过来坏了自己的牌子。
用这种态度来看待国学，实在很巧妙——前提是现在的人还认不认所谓的儒家是每天必吃的“粮食店”，反正“药店”可用西药，“百货”如今也不止印度来货了。
这几年书商抓准民国的教科书来影印，仿佛北洋、国民政府的小学教育就有多么成功，《围城》里调侃的“吃饭前，不要跑；吃饭后，不要跳”的内容，就是当时教科书里教的，也未必高明。不过近日影印出版了一大套《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还是勾起了我的回忆。“澄衷蒙学堂”，大家恐怕不太会知道，就连它的今世澄衷中学，也是非虹口区的孩子所不能闻听的，甚至它的创办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镇海人叶澄衷，也远不如他的平辈盛宣怀或晚辈荣德生来得有名。但叶老先生的的确确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新式学校“澄衷蒙学堂”，得到了后人的尊重。澄衷蒙学堂于1900年花了叶公道契25亩、现银10万两捐建，建成后不久，叶老先生就病故了。我有幸求学于这所现在已经沦落到野鸡中学、但曾经辉煌的老校之中，谈起母校，不禁莫名伤感。说澄衷校史，只须略举几位名人便知它的威望。1901年，澄衷刚成立，叶氏后人聘请当时34岁的蔡元培先生来校担任校长，尽管蔡先生只任职了一个多月。至于学生则有李四光、竺可桢、胡适（胡适早年的日记对这段求学有详细记载），叶氏在老家宁波所建的“澄衷”还出过邵逸夫、包玉书、包玉刚等商界名流，所以邵逸夫全球的捐楼，也是有乡望由来的。
这套“字课图说”是科举末年时代，中国最流行的教科书，不仅在澄衷校内，在校外也有广泛流传，最有名的是茅盾小时候启蒙也用这套教材。这套教科书的全册，除了澄衷校史馆外，据说另一套就是乌镇茅盾纪念馆里那套了——但这些，都不是澄衷学堂的全部。叶澄衷最为人熟知的，是最早流传于晚清小说《文明小史》里面的一个故事。他在黄浦江上摇舢板的时候，拾到了一个洋人的钱箱，他一直等到别人回来把钱箱还给了物主。这种往日的简单、本分的道德操守，是这所学校、这部“字课图说”的精神所在。如果说求学古时仁人先贤太远，闲来翻翻民国时这套教材，不仅是孩子，或许大人也会有所感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