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从早期活动时起，就是一个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冒险家巴吉罗夫在国内战争期间吸收他参加了契卡（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那时，苏维埃政权在高加索还不太巩固，所以像贝利亚这样的人会想方设法在局势有所变化时保住自己。他早在1919年就和“平等党特务组织”有联系，1920年又和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暗探局建立了联系。1921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务部部长米·克德罗夫在检查阿塞拜疆契卡（契卡主席是巴吉罗夫，副主席是贝利亚）工作时发现，贝利亚不知是什么原因释放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而却判处了一些无辜的人。克德罗夫怀疑这是叛变行为，所以通知了莫斯科的捷尔任斯基。克德罗夫在信中建议把贝利亚作为不可信任的人予以撤职。但是不知为什么，这封信当时没有发生效果。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贝利亚被调到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他玩弄阴谋，爬上了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职位，后来又成了整个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席。
斯大林知道贝利亚和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第一书记拉·卡尔特维拉什维里之间的矛盾，也知道巴吉罗夫对贝利亚的庇护。斯大林也可能会从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那里听到对贝利亚的尖锐批评。高加索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和一些高加索人同贝利亚见面时连招呼都不打。
1931年夏天，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收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斯大林休养和治疗的专门决议。斯大林的警卫工作交给了贝利亚。贝利亚对这项工作非常积极，他派了许多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到斯大林的休养和治疗地茨哈尔图博市，并且亲自指导警卫团的工作达一个半月之久。在这几个星期内经过和贝利亚多次谈话，斯大林看出他是个“有用的”人。
9月底10月初，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他没有忘记贝利亚。不久，第弗利斯（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1936年以前的名称）收到指示，要求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和外高加索3个共和国准备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没有提到汇报的具体内容。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和3个共和国常务局的全体成员都到了莫斯科。第一个汇报的是卡尔特维拉什维里。接着是达夫达利阿尼代表格鲁吉亚作汇报。不知为什么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没有出席会议，有人问坐在旁边的人，回答是：“谢尔戈为什么要来参加贝利亚的加冕呢，他早就认识这个骗子。”在外高加索来的人汇报完以后，斯大林发表了长篇讲话。斯大林首先讲了外高加索的民族政策、棉花和石油生产，讲话快结束时他提出了组织问题，提议要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二书记。许多人很吃惊，卡尔特维拉什维里当时就说：“我不能和这个招摇撞骗的人一起工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卡尔特维拉什维里，弗拉基米尔·波里斯基当时正向贝利亚暗送秋波。但是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多数委员不同意斯大林的建议，因为贝利亚在格鲁吉亚党组织内名声很坏。斯大林对这样的反应十分生气。他红着脸怒气冲冲地说：“好吧，我们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常务局成员会后直接去奥尔忠尼启则的住处。他的心情很沉重。大家问谢尔戈，他为什么同意提拔贝利亚，他怎么能再回第弗利斯。谢尔戈本来想换个话题，但还是忍不住，便说：“我早就告诉斯大林，贝利亚是个骗子，但斯大林不听我的，谁也说服不了他。”
就在第二天，按“工作程序”通过了关于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领导组成和常务局多数原成员命运的决议。卡尔特维拉什维里被调到西西伯利亚边区党委任第二书记。外高加索边区党委会第二书记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东方黄金”托拉斯经理。达夫达利阿尼被派到红色教授学院去学习。斯涅戈夫被派到伊尔库茨克做党的工作。马尔雅·奥拉赫拉什维里被任命为外高加索边区党委会第一书记，贝利亚为第二书记。过了两三个月后，贝利亚又被选为格鲁吉亚中央第一书记，不久成为外高加索边区联邦的第一书记。马尔雅·奥拉赫拉什维里被召回莫斯科任马恩列研究院副院长。在贝利亚转到格鲁吉亚作党的工作不久，那里就开始大批更换党的干部，各区的内务管理局的32名领导人担任了各区党委第一书记。
贝利亚当然不会忘记谁反对过他。他在1936—1938年期间对这些人进行了报复。有些原高加索的工作人员在大镇压的年代被专门从莫斯科，甚至从远东带到第弗利斯受审，并在贝利亚直接领导下受到特别的刑讯。其实，早在这之前，在1932—1935年期间贝利亚就对外高加索党组织实行了镇压，残酷迫害那些不合他心意的干部，而起用那些作风不正派和阿谀奉承的人。贝利亚酗酒纵饮，淫荡无度。他目无法制，不择手段。
许多领导人，如奥尔忠尼启则、卡尔特维拉什维里等人多次提醒斯大林，表示对贝利亚这个人在政治上不可信任。在中央2—3月全会上卡明斯基的发言也指出了贝利亚的问题。
早在30年代初期在外高加索就有关于贝利亚和平等党分子有老关系的说法。在1933年列凡·果戈别利泽就同拉科巴谈过这个问题。外高加索党组织许多干部所写的揭发贝利亚罪行及道德败坏的信件和通报也都曾送到了斯大林的手里。但是斯大林不但不批评贝利亚，相反，还把贝利亚当成自己的心腹，居然把全国的生杀予夺大权交给了这样一个人。
当然，在1938—1939年能看清贝利亚真正面目的人还不多。因此对叶若夫被撤职和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一事人们还是寄予希望。
的确，在叶若夫被撤职后，大规模的镇压暂时停止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准备好了的几十万个案件暂时被搁置在一边。若按这些案件办理，不知又有几十万人要遭到逮捕和枪杀。甚至还组织了以安·安·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专门委员会。
在贝利亚被任命后不久，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内部掀起了一股新的撤职和逮捕的浪潮。所有叶若夫的最亲近的助手几乎都被逮捕和枪决，内务人民委员部几十名干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1953年3月4日清晨，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宣告：斯大林“在其莫斯科寓所”突然患了脑溢血症。
据说，斯大林是在1953年2月得病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斯大林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看过电影后，来到斯大林的近郊别墅孔策沃。跟平常一样，晚饭吃了很长时间。饭后，斯大林边高声谈笑，边送大家到走廊里。从这个“会议晚餐”上还看不出斯大林患病的迹象。
第二天是星期日，按照惯例，斯大林在星期日晚间通常要召开会议的。当晚，赫鲁晓夫也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当他上床睡觉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马林科夫打来的电话。他说：“你听着，契卡人员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电话。他们认为斯大林出了什么事。我们最好去一下，我已经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你最好立即动身。”15分钟后，赫鲁晓夫驱车来到斯大林别墅。
当时，斯大林患了严重的中风，奄奄一息地躺在地板上已有4个小时之久，没有医生来给他看病。因为他的卫兵没有他的允许是不能擅自走进他的房间的。那天，斯大林洗了个蒸气浴。此前，曾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他有高血压。据当时苏联报纸报道：
“他当时一个人呆在屋内，人们已在屋内的沙发上为他铺好了床。一般他是不会在第二天12点或下午1点以前起床的。不经他的召唤任何人不得进屋。但是，斯大林通常在深夜11点叫人送些茶和吃的东西给他。可是，这天晚上他一直没有叫人。为此契卡人员便派年轻的厨娘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去看看他。这才发现斯大林躺在地板上。当人们来到这个房间后，斯大林早已全身麻木，不能讲话了。他只是气愤地望着周围的人，望着赶来的医生们。”
晚年的斯大林同儿女疏远，8个孙儿、孙女、外孙儿、外孙女中，竟然有5个没有同他见过面。偌大的斯大林别墅竟无一位亲人。
医生忙于抢救，领导们忙于政事。对医生来说，斯大林是他们陌生的患者。因为晚年斯大林一般不请医生看病，反把多年来一直照料他的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投入监狱，自己却笃信一些乱七八糟的偏方。
当时，在苏联领导层有三种人。
一种是以莫洛托夫为代表，他们会继续沿着斯大林的管理体制前进。此类人物包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以及马林科夫等人。
另一种代表人物是贝利亚。他会利用并扩大斯大林的错误，实施专制手段的统治。贝利亚依靠内务部系统的情报和兵力实际上控制了党，凌驾于党之上。直到后来，连斯大林也对贝利亚有了恐惧感。有一次在餐桌上，斯大林环视周围的人们，突然生气地问：“为什么我周围尽是一些格鲁吉亚人？”贝利亚警觉地回答说：“斯大林同志，这些人都是你的忠实仆人，他们全都是忠于你的。”斯大林愤怒地说：“那是不是说俄罗斯人都是不忠实的？是不是说俄罗斯人都不忠于我？”斯大林一怒之下撵走了所有格鲁吉亚藉的工作人员，换上了俄罗斯人。但是，事实上贝利亚仍然在控制着斯大林的侍从人员。贝利亚非常专横傲慢，连政治局委员事先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也难以直接向斯大林报告，即使绕开了他，他也会事后在斯大林面前说这个人的坏话。贝利亚一直热衷于培植个人势力。
再一种人是要改变斯大林的做法，走改革之路。其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当初人们仍然认为他是斯大林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后来人们看到，晚年斯大林非常喜欢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却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改革者。据比较了解赫鲁晓夫的费·布尔拉茨基说，当时的赫鲁晓夫竭力装成一个没有任何野心的十分驯服的人。斯大林最后30年一直住在孔策沃别墅，领导人们彻夜长谈，赫鲁晓夫经常为领袖跳乌克兰民间舞。他穿着乌克兰斜领衫，装扮“热情奔放的哥萨克”，表现得没有任何权欲。其实，那时就已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深怀改革之心。布尔拉茨基认为，赫鲁晓夫“很像中世纪俄国的农民。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闪耀着时而善良，时而威严和愤怒的光芒。而只有这双眼睛能够体现出他是一位经过种种磨难，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的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他是在另外一种条件下，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实现布哈林等人的某些方针。
面对病榻上的斯大林，上述几种人心态各异：莫洛托夫等人心情沉重，却无能为力；赫鲁晓夫“满面泪痕”但挂着泪花的眼睛在盯着贝利亚，而贝利亚静等着死神降临到斯大林身上，以图执掌苏联的权杖。
在50年代初的苏联，贝利亚与赫鲁晓夫这两股力量则更为突显。许多人不理解的是，斯大林首先使坚决维护他的路线的“一代老人”从政治舞台上逐渐下滑，而给贝利亚与赫鲁晓夫则搭建了比较宽松的舞台。1949年3月，苏联发生了重要的人事变动。维辛斯基取代莫洛托夫，担任外交部长；华西列夫斯基接替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缅什科夫代替米高扬，任外贸部长。尽管这些退职的部长都当上了部长会议副主席，这是比较明显的明升暗降。莫洛托夫自1917年以来就与斯大林关系密切，1939年以来一直担任外交部长。甚至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莫洛托夫没有野心，是“斯大林主义的老卫士”。但是，时值老年逼近，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愈来愈疏远。人们看到，孔策沃别墅聚餐的被邀请者中，很难再见到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了。很可能是，斯大林认为他们那老一套方法再也没用处了。
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大概只有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还比较能够符合他的要求。贝利亚的那双眼睛总是闪烁着机敏的眼神，总是在搜捕阶级斗争的对象。他举止文雅、花言巧语，但掩藏其中的是阴险、奸滑、恶毒的本性。他巧妙地适应了斯大林错误的一面，自1938年以来深得斯大林的信任，让他负责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以及发展原子弹等科研项目。贝利亚说干就干，干到底，干得狠毒。
而赫鲁晓夫说干就干，说变就变，变得利索。他好动，活泼。他的一对眼睛有时闪烁出善良而有时则显出威严。创见和粗鲁总是在赫鲁晓夫身上交织在一起。与贝利亚截然不同，赫鲁晓夫和谁都处得来，和谁都谈得开，他对任何人都是“自来熟”，从上到下人缘都不错。苏联上层人士普遍认为：贝利亚野心勃勃，赫鲁晓夫忠心耿耿。
斯大林弥留之际，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都看着斯大林，更盯准对方。斯大林一度恢复过知觉，但仍然不能说话。人们用汤匙把汤水和甜菜喂给他。斯大林用左手一个接一个的握手，他的右手不能动。当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握手时，其心情确实是难以言表。贝利亚总在斯大林病床前转来转去，每次斯大林清醒过来，他就跪在床前，抓住斯大林的手亲吻起来。
斯大林已经严重瘫痪，医生和护士轮班看护，领导人分批昼夜值班，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一起值白班，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一起值夜班。赫鲁晓夫心绪很乱，他为斯大林的重病而感到非常难过，在大部分的白天时间，他也守护在斯大林床前，他从斯大林的病危想到苏联的危难。赫鲁晓夫在晚间值班时对布尔加宁说：“斯大林的病是治不好了。医生们已经讲过斯大林活不成了。你可知道，斯大林死后我们将会处于什么地位？你可知道，贝利亚将为自己攫取什么职位？”
“哪一个职位？”
“他自己想当国家安全部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当这个。如果他当了国家安全部长，那么就是我们末日的开始。”
布尔加宁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赫鲁晓夫进一步说道：“假如我们不采取一些行动而且不马上采取的话，这将意味着党的一场灾难。”
赫鲁晓夫担心贝利亚会恶性扩大1937——1938年大清洗的祸事。赫鲁晓夫的直觉抢在了贝利亚的前头，而贝利亚的行动抢在了赫鲁晓夫的前边。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溘然长逝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都大声哭泣。当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来向斯大林遗体告别时，哭声阵阵，照料斯大林长达18年的女管家按照俄国的传统习惯，跪在地上，把头放在斯大林的胸前，像村妇一样嚎啕大哭，哭声令人肝胆俱碎。此时，惟有贝利亚一个人没有悲痛的表示。斯大林刚咽气，贝利亚的第一句话就是喊他的部下备车，并跳上他的汽车一阵风似地开跑了。
斯大林的逝世，给苏联最高领导的职位造成了政治真空，他没有留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主要是通过政府渠道，而不是通过党的机构来行使他的权力的。他感到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的身份直接行使权力比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间接行使权力更为方便。因此，斯大林逝世后的关键职位是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死讯宣布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谁来接替斯大林第一把手的地位。在贝利亚提议下，马林科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则提议将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由贝利亚负责。这样，贝利亚就拥有了很大的实权。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机构，它在苏联的各地和各个部门都有其下属的机构和人员，包括克里姆林宫在内的党政机关和领导人的警卫人员都在贝利亚的控制下。国家安全部还负责指挥边防部队和不少于10个师的内务部队。自30年代初期以来，它无时不在，无孔不入；历经1937——1938年的大清洗，这支力量更加庞大并自成体系。斯大林的逝世为贝利亚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契机，他以“安全”为理由把他的部队调入莫斯科周边和市内各区。赫鲁晓夫最忧虑的一点就是，贝利亚“不恰当”地利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借口。
1953年3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决议》。会议决定调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
从表面上看贝利亚是胜者，但从后来的结局看胜利者则是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因为在1952年10月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上，在斯大林在座的情况下，马林科夫作的政治报告。人们把这理解为斯大林的政治意向，马林科夫接斯大林的班顺乎情理。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由贝利亚提名，人们也不便否决。况且，连赫鲁晓夫也认为，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先后相互提名是事先谋划好了的。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只能以守为攻。
联席会议的决定表明，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很得势，可谓实权在握。
马林科夫同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都有较深的交往。在政治生涯史上，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马林科夫是“三兄弟”，他们通过“恩师”卡冈诺维奇的提携，先后进入斯大林的最高层圈子。“三兄弟”在仕途上竞相跃进，而赫鲁晓夫则步步捷足先登。
斯大林的晚年，马林科夫一度被派到中亚去工作，到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多亏贝利亚在斯大林面前游说，马林科夫才被斯大林调回莫斯科，仍在中央工作。由于马林科夫长期在中央工作，他与贝利亚有较多的交往。而赫鲁晓夫长期在地方工作，他同马林科夫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此时两人关系不甚融洽。在马林科夫担当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贝利亚对赫鲁晓夫明显占有优势。相比之下，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处于摇摆不定的迷途之中，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都在抢夺迷途中的方向盘。
然而，两人抢夺方向盘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贝利亚是企图通过“硬”手段来夺方向盘；赫鲁晓夫则是通过“软”的办法夺取的。
从贝利亚的政治品质来看，他的硬手段很可能是：先通过自己的影响和专权来驾驭马林科夫，然后窥伺时机发动军事政变，统掌苏联的大权。
赫鲁晓夫的软办法就是，重新恢复共产党的权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尽管身兼党政要职，但他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渠道来行使自己的特殊权力的。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斯大林是个人决定一切。在前期，他主要是以总书记的身份行使绝对化的权力；在后期则主要以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来直接行使特殊化权力的。所以党的权威有所淡化。
联席会议决定：“赫鲁晓夫同志集中精力从事苏共中央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赫鲁晓夫所担任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与贝利亚所担任的政府要职和苏共中央主席团二号委员相比是较为次要的。但是，赫鲁晓夫决心重振党的权威。这种做法在客观上重现了列宁主义旗帜，容易得到“党心”，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又容易获得“民心”；而贝利亚始终以逮捕、处决方式来对待群众，以内务部凌驾于党之上，其结果必然使他更加远离“党心”和“民心”。在策略上，赫鲁晓夫显然比贝利亚更高一筹。
苏共中央1953年3月14日公报说，同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马·马林科夫同志辞去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这样，赫鲁晓夫就自动晋升为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号书记。苏共中央1953年9月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可见，赫鲁晓夫的选择有他精明之处，这不仅是战胜贝利亚的一个政治结果，也是预示马林科夫跌落的一个政治信号。赫鲁晓夫的精明之处还在于，他对贝利亚是软中有硬。在联席会议上，布尔加宁被任命为苏联军事部长，特别是朱可夫被任命为军事部第一副部长，这一任命在客观上有利于赫鲁晓夫在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
鉴于斯大林当时的崇高威望，以及各方面力量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协调，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初期，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都不便公开行动，因此双方都摆出了一种联合阵线和集体领导的姿态。在集体领导的旗帜下，释放了一大批刑事犯，实行了战后最大的一次物品大降价。
其实，贝利亚早已开始了向最高权力的进军。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立即把内务部系统包揽一切的大权抓在自己手里。斯大林曾有一支私人卫队，这支警卫队身着保安部的制服，但却不受保安部的调遣，而由斯大林亲自指挥。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立即把这支警卫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紧接着，贝利亚对内务部也作了大改组，他只用完全忠于他自己的人，还把权力扩展到东欧一些国家的保安系统。
为斯大林举行盛大葬礼期间，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从四面八方涌入莫斯科。为了维持莫斯科的秩序，贝利亚便自然地把内务部的几个师调入莫斯科，其中一些部队就驻守在市中心的各个办公大楼里。
为了争夺权力，贝利亚违反大赦令的规定，下令关闭几个劳改集中营，使成千上万的惯犯流窜到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本来大赦令不包括释放危险刑事犯罪分子和惯犯。这些人流窜到城市里，使犯罪率急剧上升，引起了强烈的民愤。贝利亚一手制造出的社会问题，便成了他把内务部武装力量留在城里的借口。
这时，贝利亚突然把“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曝光。所谓“医生案件”是指1953年1月13日苏联宣布一批医学界泰斗，即国家领导人的主治医生们被指控为英、美等国的间谍，说是他们谋害了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随后这些医生遭到逮捕和迫害。
据当时任卫生部长的叶菲姆·斯米尔诺夫回忆：在“医生案件”爆发前，他去索契附近的别墅看望斯大林时，在花园漫步闲谈中，斯大林突然问：“是谁治疗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诺夫的？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医生治疗的两个病人都死了？”斯米尔诺夫解释说：“这不能怪医生，季米特洛夫的病情已无法挽救了，他本人十分信任这位医生，并把这个医生介绍给了日丹诺夫。”斯大林听后沉默不语。
随后，克里姆林宫的主治大夫之一——维诺格拉多夫发现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病历中写下自己的意见：病人需要绝对的休息，建议他完全停止一切活动。当贝利亚把维诺格拉多夫的意见转达给斯大林时，后者暴跳如雷，大声叫喊：“给他带上手铐，给他带上手铐！”接着，一批医学界权威被投入了监狱，他们的妻子被捕，子女被开除党籍和解除职务。
当时充当“医生案件”的主要揭发人是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普通医生利季娅·季马舒克。斯大林为揭发信写了按语，连同信件一起散发出去，引起人们的愤慨，骂那些医生是叛徒。季马舒克被说成是“爱国主义、高度警惕性和同敌人进行不妥协的英勇斗争的象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她列宁勋章。
“医生案件”本来是不利于贝利亚的。晚年斯大林并不相信贝利亚。这一案件说明，贝利亚的内务部系统没有在关键部门揭露出美国的间谍网，并因此应受到谴责。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撤掉负责侦破“医生案件”的柳明的职务。柳明用严刑拷打的办法，使那些人屈打成招。贝利亚的目的是在扫除自己搞阴谋的障碍，并借以表明他是苏联的“保民官”。
1953年4月4日，苏联宣布，“医生案件”是一桩错案，根据“前国家安全部”的命令，逮捕医生是非法的。为了得到需要的口供，前国家安全部使用了“人们无法接受的，苏联法律也绝对不允许的审问方法”。通告向全国宣布，“医生案件”所涉及的医生已获释，对制造此案的有关人员进行了惩治。直接负责侦破此案的柳明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因为他伪造罪证，以残酷的手段审问无辜的人，以至有人被迫害致死。错案纠正后，那个“医生案件”的主要揭发人季马舒克被撤消了对她的最高奖赏。
贝利亚本想以重新审理“医生案件”，告诉全国：世道好转了，新时代来了。这个好转的新时代自然是归功于贝利亚。按照贝利亚的逻辑，如果说过去靠的是斯大林，那么如今苏联的新时代就要靠我贝利亚了。
贝利亚是靠强权建立个人独裁政权，那么要解决他的问题也只能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密谋方式。
贝利亚罪恶多端，气焰嚣张。所有这一切都为赫鲁晓夫对付贝利亚创造了有利条件。贝利亚的嚣张慑人帮助了谨慎中的赫鲁晓夫。早在斯大林撒手人世一刹那，赫鲁晓夫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布尔加宁，并在斯大林去世后，使布尔加宁在军事部长这个重要职务上失而复得。争取朱可夫的支持对赫鲁晓夫来说也是不难的。显然，马林科夫成了赫鲁晓夫争取的重点人物。马林科夫身居要职，但软弱无力。赫鲁晓夫针对贝利亚个人专权的野心，对马林科夫加强有关党的集体意识。在主席团的会议上，贝利亚提出对行将期满的囚犯和流放犯，凡未经内务部的特别许可，不准他们返回老家。赫鲁晓夫公开加以反对，他指出：对过去的东西要有批判地重新认识，过去有这一类的规定，但这种规定是专横的。如果不准他们选择居民点，那就是继续把他们当作罪犯处理了。赫鲁晓夫的发言比较有说服力，取得了其他人的支持。贝利亚只好收回他的提案。以后，赫鲁晓夫又一次驳回了贝利亚的某些提议。从这些事情中，马林科夫初步感觉到在党的主席团内集体力量所起的作用。
在另一次苏共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其中涉及到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民族构成问题。贝利亚本来想利用这一点来加剧民族关系的紧张化，并让内务部来控制地方的党组织。这时，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拉到一边说：“听我说，马林科夫同志，你明白吗，这样会把我们引向何处去？是把我们引向灾难。贝利亚在磨刀了。”
马林科夫问道：“唔，那我们有什么办法？我看是看到了，可是我们对他有什么办法呢？”
“是抵制他的时候了。你必须看出贝利亚所持立场的反党性。我们绝不可容忍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加以反对。”
“你的意思是要我一个人来反对他吗？这我不干。”
“你怎么能认为只有你一个人单独反对他呢？这里就有你和我——这样已经有两个人了。”
接着赫鲁晓夫建议，他和马林科夫一起把他们认为贝利亚是错误的一些问题也排入主席团会议的议程，然后由主席团会议加以反对，结果贝利亚的提议就被否决了。然后又经过几个回合，这个办法均颇为奏效。这时马林科夫才相信用“党的集体制度来对付贝利亚”，从而有可能否定对党、对国家有害的提案。当然，赫鲁晓夫的这套办法也被贝利亚识破，贝利亚也加快了推行他自己的一套计划。赫鲁晓夫与贝利亚争夺方向盘的斗争即将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
对贝利亚这样一个危险人物，主席团的许多成员不是厌恶就是畏惧。赫鲁晓夫在取得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的支持后，以其马不停蹄的精心穿梭活动，相继取得了苏共主席团其他委员的支持，其中如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等人，很早就厌恶贝利亚，并提议用极端的办法来对付贝利亚。有的如伏罗希洛夫等人，对贝利亚有恐怖感，当赫鲁晓夫首次来拜访他时，客人还未进门，他就为贝利亚大唱赞歌。以后当马林科夫去对伏罗希洛夫谈了对付贝利亚的计划后，他笑着拥抱了马林科夫。当然，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也有个别人态度暧昧，但多数人站在赫鲁晓夫方面。
贝利亚也着手准备彻底清除党的上层机构。他自以为拥有一位忠实可靠的助手马林科夫，因为他贝利亚是马林科夫的恩人。贝利亚最主要的依靠当然还是那强大的镇压机器和特务机关。他不相信，谁能够与他分庭抗礼。
5月间，赫鲁晓夫的一位同事从基辅来到莫斯科，给他带来一个消息：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接到一项要求动员全体人员进入战备状态的密令。命令就来自贝利亚的国家安全部。赫鲁晓夫有一种强烈的自卫意识。他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召见外地人员，从而得悉这道密令还发到了其他地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谢罗夫和内务部长克罗格洛夫两人权衡了种种利弊得失之后，决定向赫鲁晓夫透露他们所掌握的贝利亚正在策划的全部阴谋，他们详细描述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和军队的作战部署，开列了参与阴谋活动的人员名单。
赫鲁晓夫面临选择：要么赶在阴谋之前立即主动出击，要么退却让步，放弃斗争，放弃一切。他选择了行动。
首要的问题是要完成一项最艰巨的任务：把主席团大多数委员团结在一起。
赫鲁晓夫清楚，不仅中央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就连他们的住宅、别墅和私人汽车里也安装有窃听器，电话和通信早就置于昼夜的监视之中。
他首先找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军队是一支惟一能够摧毁保安部队的力量。两位老朋友一起受到贝利亚的污辱，现在又决定一起行动。他们两人是在别墅的花园里商量妥的。
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乘坐汽车到了郊外，把汽车停在公路上，然后他们沿着林中空地散步。米高扬说：“我从1919年就认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指贝利亚），我看着他成了党的负责干部，总不能这样突然搞掉一个有功之臣吧——还是让大家向他指出错误，他肯定会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赫鲁晓夫决定等做好几乎所有人的工作之后再找他谈话。
和莫洛托夫的谈话顺利多了。在赫鲁晓夫去找他之前，安全部门事先没有跟莫洛托夫打招呼就撤换了他的私人警卫。莫洛托夫早就疑虑重重地注视着贝利亚这一居心叵测的家伙。莫洛托夫保证无条件支持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最担心的是他跟马林科夫的谈话：要是对方出卖了他怎么办？可是他刚涉及到这一敏感问题，马林科夫立即表示同意站在多数人一边。赫鲁晓夫当时就建议他去了解一下伏罗希洛夫的态度。
马林科夫前往伏罗希洛夫住处。后者感到有点突然。
“你要我干什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指贝利亚）是位杰出的列宁主义者！我始终佩服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谁也别想改变我的看法。”
“看在上帝份上，请你别嚷嚷。”马林科夫打断他。“除了咱们俩，这儿没别人。你还不知道，所有的主席团成员全都站在我们这一边。要是我们不采取紧急措施，他要把我们一个个掐死，难道你不明白吗？？？”
伏罗希洛夫顿时垂下了脑袋，“是啊，我早就害怕这个人了。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应该采取行动。你们也把我算上吧，我跟你们一起干。你就这样转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指赫鲁晓夫）。”
这样，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着手组织力量。斗争是需要智慧的。原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将军和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捷米耶夫将军是贝利亚的爪牙。
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找了个适当的借口要阿尔捷米耶夫离开莫斯科去斯摩棱斯克地区参加夏季军事演习。逮捕贝利亚的日期定在1953年6月26日。只要贝利亚去出席克里姆林宫的会议，所有军事院校将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几个特别可靠的师将开进首都。
中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都知道即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然而只有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3个人才知道会上将发生什么事情以及这次行动的整个计划。还有一个人也了解这件事情的所有细节，他就是中央候补委员朱可夫元帅。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韦杰宁将军把他儿子指挥的一个团从莫斯科郊区调入市内。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字命名的军事学校已经进入了戒备状态，克里姆林宫内到处都是军队。1953年6月26日这天下午1点，尼基塔·赫鲁晓夫通过克里姆林宫内线电话问莫斯科军区司令莫斯卡连科将军。
“你能不能找到几个特别可靠的人？那种绝对可以依赖的人？”
“这样的人一定可以找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赫鲁晓夫：“你带四个人，让他们都带上雪茄。”
莫斯卡连科：“什么样的雪茄？”
赫鲁晓夫：“怎么，你忘记了以前在前线的这种称呼？”
莫斯卡连科恍然大悟。赫鲁晓夫指的是手枪。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将在总参大院等你们。你得抓紧时间。”
莫斯卡连科立即召见尤费列夫中校，并向他交代了赫鲁晓夫的任务。他问这位军官：“你看巴季茨基可靠吗？”
尤费列夫中校知道国土防空军第一副司令巴季茨基是个可靠的人和能打仗的将军。他还补充说：参谋长巴克索夫也绝对可靠。
“我们还可以带上谁呢？”莫斯卡连科问。
尤费列夫提到了莫斯科军区政治部主任祖勃。莫斯卡连科召见了巴季茨基和巴克索夫。当时，祖勃正在家里吃饭。他们决定顺路去接祖勃中校。在汽车里莫斯卡连科建议先用电话通知他。他们在“狄那莫”商店附近停下，尤费列夫拿着一个文件夹走出汽车。他从商店经理办公室打电话到祖勃家里。事后莫斯卡连科承认，尤费列夫在商店里打电话时，他心里害怕极了，一旦行动失败，大家都要被抓起来。
祖勃中校住在靠近帕韦列茨基火车站的瓦洛夫大街上。他已经站在自己家门口。汽车里除了司机共有5人。黑色吉斯-110轿车只能容纳6个人，车里还有2个可折叠的加座。
布尔加宁元帅在总参大院里迎接莫斯卡连科一行。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他的副官别兹鲁克中校。大家换乘部长的汽车，也是一辆吉斯-110轿车，别兹鲁克坐在司机身边，布尔加宁坐在左边那个可以折叠的座位上，尤费列夫坐在右边的折叠座位上，其余的人都坐在后座，总共挤了8个人。
“上克里姆林宫。”布尔加宁命令道。
车到特罗伊茨基大门附近，布尔加宁提醒说：“不要探头探脑。”
汽车顺利通过了岗哨，驶进政府大厦的一个叫“角门”的门口。下车后大家一起登上二楼。中央主席团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布尔加宁走进办公室，其他人被带到对面的秘书办公室。那儿有十几个人，他们是中央工作人员、几位将军和朱可夫元帅。大家举止非常随便，彼此打趣，说笑话？？朱可夫走过去跟莫斯卡连科他们打招呼，然后问道：
“你们知道要逮捕谁吗？”
“我们不知道，不过可以猜到。”莫斯卡连科回答。
赫鲁晓夫来了，他走到莫斯卡连科面前说：“你们要抓的是一名主席团成员，他身上可能带有武器？？”赫鲁晓夫将目光停在身体魁梧的巴季茨基和尤费列夫身上。
“你们走到他身边，要你们抓的时候就把他抓起来。”
尤费列夫：“怎么，可以开枪吗？”
赫鲁晓夫：“不行，必须留下活口以便审讯。不能使用武器。大家暂时留在这里。你们一听到两声长铃，就立即进入我们的会场，直接进办公室，别理睬秘书，也不要注意任何人。”说完，赫鲁晓夫走了。
贝利亚是最晚进入会场的与会者之一，他在自己的位置上落座之后问道：“今天的议程是什么？”
“只有一个问题，”赫鲁晓夫说：“讨论拉夫连季·贝利亚的问题。”说完，他转身吩咐马林科夫：“请你作报告吧。”
没过一刻钟就响起了两声长长的铃声。军人们打开门，秘书面向他们站了起来。5名军人经过秘书身边径直走进对面的办公室。朱可夫元帅紧随其后。
赫鲁晓夫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靠右侧是马林科夫，旁边是布尔加宁，紧挨着门口与马林科夫斜对面坐着贝利亚，贝利亚的对面是伏罗希洛夫。
军人们一进门就站到左侧布尔加宁旁边的贝利亚背后。马林科夫正在宣读文件的结尾部分：“？？你们可以看到，贝利亚不仅是国内的敌人，也是国际的敌人。建议把他立即逮捕并交给这几位同志。”
巴季茨基拔出自己那把巴拉贝伦自动手枪，尤费列夫拔出图拉托卡列夫手枪。
贝利亚低着头坐在那儿，神经质地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反复涂写的就是“警报”这两个字，重复写了19次。贝利亚最后终于抬起了头，军人们已经站在他身边——尤费列夫在他左侧，巴季茨基在右面。尤费列夫用双手从上到下搜查贝利亚的口袋。
“我没有枪。”贝利亚说着举起了双手。
巴季茨基和尤费列夫把贝利亚带到左边一间休息室。他们把贝利亚按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分站两旁。莫斯卡连科、巴克索夫和祖勃坐在休息室角落里一张小圆桌旁边的椅子上，手里都拿着枪。
巴季茨基：“摘下他的眼镜。”
尤费列夫执行了命令。
贝利亚：“现在叫我怎么看得清？我视力不好？？”
巴季茨基：“你根本也不用看。你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
贝利亚掏出一块手帕和一本记事簿。
贝利亚：“把枪拿走。”
巴季茨基：“没关系，还有用处呢。”
莫斯卡连科：“注意，巴季茨基，现在别让他讲话。”
贝利亚不再说话，开始用双手仔细地抚平裤缝并且拍掉上面的灰尘。他身上穿一件灰色军装，坎肩下面是一件没系领带的白衬衫。
过了一会儿，坦克兵副司令盖特曼将军和炮兵司令涅杰林走进休息室。他们奉命前来协助莫斯卡连科。
在休息室里几位军人和贝利亚一直呆到深夜。这是令人担忧的时刻，谁也不知道事情的结局会怎么样？？
莫斯卡连科现在以莫斯科军区司令的身份发布各种命令，原来的司令阿尔捷米耶夫已被撤职。
中央主席团成员那天晚上都到大剧院看戏去了。当时正在上演歌剧《十二月党人》。只有伏罗希洛夫一个人留在克里姆林宫。
根据指示，从早晨起给每一位警卫军官配备了一名陆军军官。理由是，这属于军事演习的一个内容。因此每个楼梯口和每道出入口都有两名军官同时站在那儿。傍晚的时候警卫军官被撤了，只剩下陆军军官，他们排成两行站在各个走廊里。贝利亚被押着在两列队伍中间经过，最后进了布尔加宁的汽车。贝利亚坐在后排座位上，巴季茨基坐在他的左侧，尤费列夫坐在他的右边。为了以防万一，尤费列夫把枪口顶着贝利亚的胸部。贝利亚一路上望着窗外，他想知道，要把他押往何处。
莫斯卡连科坐在司机旁边，巴克索夫和祖勃坐在折叠椅上。
汽车沿滨河大道飞快地朝阿别金乌诺夫大门驰去。一会儿就到了阿列申兵营。新任警备司令科列斯尼科夫将军已经等在这儿了。他把贝利亚关进禁闭室，加强了警卫。巴季茨基被任命为警卫长，盖特曼、祖勃、尤费列夫、涅杰林和巴克索夫被任命为责任值班警卫。担任警卫工作的都是莫斯科防空部队的军官。
贝利亚在禁闭室关了一夜。第二天中午12点，新任内务部长克罗格洛夫和贝利亚原来的副手谢罗夫将军到兵营来了。
莫斯卡连科看到这两位高级来访者便对身边的尤费列夫中校说：“他们是怎么来的，这些坏蛋？”
将军问两位来客：“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们是来审讯的。”警备司令代他们回答。
莫斯卡连科：“什么审讯？马上把他们带走！把无关人员从这儿带走。”
谢罗夫：“我们不是无关人员。”
莫斯卡连科：“谁也没有授权你们这样做。”
谢罗夫：“我们奉命来审讯！”
莫斯卡连科：“对此我一无所知，谁也没有给你们这种权力。”
谢罗夫和克罗格洛夫怏怏地走了。莫斯卡连科带尤费列夫中校去找马林科夫。莫斯卡连科向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
中央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贝利亚从阿列申兵营转移到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审讯贝利亚及其死党的案件由总检察长鲁坚科领导。
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位于莫斯科河畔。6月27日傍晚布尔加宁来到这里视察关押地点。当天夜里又把贝利亚转移到了新的地点。这次，仍然由莫斯卡连科和他的4名助手用汽车押送。
贝利亚被关在一个小房间内。一张床，一只凳子——这就是全部用具。审讯就在这间屋里进行。
莫斯卡连科寸步不离军区司令部，晚上他跟尤费列夫一起睡在那儿。司令部周围还有坦克和装甲车守卫着。
贝利亚的军装换成了士兵的布衣服。他吃的饭是士兵的一份定量和士兵用的餐具：一个饭盒和一把铝匙。
起初几天晚上12点之后，布尔加宁都要打电话到那间小房间：“情况怎么样？一切都太平吗？贝利亚的表现怎么样？”
如果莫斯卡连科将军睡了，就由尤费列夫向布尔加宁汇报情况。尤费列夫在地下室里一间办公室内昼夜值班。
警卫异常严密。即使有人把毒药送给被关押的贝利亚，他也决不会自杀。
贝利亚在想，他的那些忠实的朋友现在该帮助他了。他们将迫使赫鲁晓夫这个暴发户重视他们的意见。马林科夫呀！马林科夫！他为马林科夫做了多少事？？要是没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至今可能还在中亚流放？？
贝利亚在敲门，要求给他纸笔，他得到了一张练习簿纸和一支铅笔。
“叶戈尔（叶戈尔是马林科夫的名字格奥尔吉的亲密称呼）难道你不知道我被几个意外的人关起来了，如果你召见我的话，我将亲自向你汇报。”
他把纸条交给值班军官？？是啊，从1921年起，他青云直上，10年之后已经是外高加索国家政治局的头目，接着又成了格鲁吉亚党中央和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的负责人。1938年他又坐上了苏联人民委员的交椅。1953年是一个新的转折，这才刚刚开始，前途是多么迷人啊？？可是突然出现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事！
两天过去了，还不见马林科夫的反应。贝利亚给他写了第二张纸条：“叶戈尔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这两张用铅笔写的字条都落到了赫鲁晓夫的手里。
贝利亚不明白他错在哪儿。审讯过程中，贝利亚态度傲慢，只承认检察机关用无可辩驳的证据确认并查实的罪行。
审讯持续了半年时间。文件、证词、审讯记录共有19本。审讯的同案犯有贝利亚的7名死党。
最后向贝利亚宣读了起诉书。当鲁坚科开始宣读那份长达100页的起诉书的时候，贝利亚捂住耳朵，总检察长要求他解释原因。
贝利亚：“我是被几个偶然的人逮捕的？？我要求政府成员听我的陈述。”
鲁坚科：“逮捕你是政府作出的决定，对此你是知道的，我们将迫使你从头到尾听完起诉书。”
贝利亚被带回牢房，不再向他提供伙食。
贝利亚饿着肚皮坚持了一天，过后就要求吃饭并听完了起诉书。
审判在军区司令部大楼二楼进行，苏联最高法院主席团特别法庭庭长由科涅夫元帅担任。国家公诉人是鲁坚科。
审判持续了6天——从12月18日至23日。从格鲁吉亚请来了共和国工会主席库恰瓦。当他阅读案卷的时候，一长串被贝利亚奸污的妇女名单跃入他的眼帘。
“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公布姓名！”库恰瓦央求道：“这份名单中四分之三的人是我们政府成员的妻子。”
1953年苏共中央全会发表公报，决定开除叛徒贝利亚的党籍，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时发表公告，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并将他的罪行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庭审理。
经过6天审讯后，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贝利亚进行了宣判，贝利亚早在1919年就在英国间谍机关控制的阿塞拜疆的穆沙瓦特反革命政府的情报机关充当特务，在以后的年代中，一直到被捕为止，贝利亚一直继续维持并扩大他和外国情报机构的秘密联系。
贝利亚的主要罪行应该是公告中所说的“策划攫取权力”、“用诬告、暗算和各种陷害方法来对付忠诚的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者”、“杀害正直的、忠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干部。”特别军事法庭以组织叛国集团罪判处贝利亚死刑，立即执行。
贝利亚被处决的地点就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那间小屋里。给他脱掉了军便服，只剩下一件贴身的白衬衫。总检察长鲁坚科宣读了判决书。
贝利亚：“请允许我说话？？”
鲁坚科：“你的话都说完了。”然后对军官们说：“用毛巾塞住他的嘴。”
莫斯卡连科对尤费列夫说：“我们这儿就数你最年轻，枪法又准。执行吧！”
巴季茨基：“司令员同志，让我来执行吧。”说完，他拔出自己的自动手枪，“在前线我用这家伙结果了不止一个坏蛋。”
巴季茨基举起了胳臂。巴季茨基扣动扳机，子弹击中脑门中央部位。
处决贝利亚的时候，在场的有科涅夫元帅以及那几位逮捕并负责看押他的军人。
医生来了。“他有什么好检查的？”医生说：“他完了。我了解他，他早就溃烂了，1943年就得了梅毒。”不过他还是抓住了那只耷拉着的胳臂，看了看他的脸。剩下的只是签署死亡证明。
他的几名死党也在同一天被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