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索尔仁尼琴的交往
1996年夏天，在莫斯科举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天早晨9点多钟，会议开幕式前夕，莫斯科大学文化宫外大厅里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这时候，我发现大厅里有一位身材中等、蓄着大胡子的俄罗斯人周围簇拥着好多人，数架照相机、摄像机的镜头纷纷对准了他，照相机的闪光灯闪烁不停。我虽然站在远处，但觉得被众人簇拥的那个人很像是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A.索尔仁尼琴，但我又不敢确定，询问了身边的一位俄罗斯人，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我当即向他走去，我不能错失良机。我挤开人群，走到索尔仁尼琴的身边。面对一位长着东方面孔的学者，索尔仁尼琴先是一愣，随即便面露笑容。我做了自我介绍，当我说自己是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教师时，索尔仁尼琴插话说：“我有一个儿子是学中文的。”与索尔仁尼琴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我向他简单介绍了他的作品在我国的译介情况。我告诉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4）在1981年就被译成中文，并于1982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中国读者见到这部作品比作家的同胞俄罗斯读者还要早7年。索尔仁尼琴对此既感到惊讶，又十分高兴。随后，我又向他介绍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廖娜的小院》、《克雷切托夫卡车站纪事》、《为了事业的利益》、《癌病房》等作品在我国的译介情况。从与他的谈话中得知，索尔仁尼琴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他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都很不了解。我本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他介绍更多的情况，但会议即将开始，且还有人想与他谈话，我们的谈话只能草草结束。我向他提出合影的请求，他愉快地答应了。遗憾的是，那天我的照相机不争气，闪光灯出了问题，等我把底片冲洗出来一看，我与索尔仁尼琴的合影是一片空白，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总是后悔不已……
2003年12月11日，是索尔仁尼琴诞辰85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位作家诞辰，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和“俄罗斯侨民”基金会图书馆（5）于当年12月17至19日在莫斯科联袂主办“索尔仁尼琴：艺术创作诸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作家索尔仁尼琴1994年回到俄罗斯后第一次就他的文学创作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与会正式代表大约有60多人。除了有来自俄罗斯各地的评论家和作家外，还有来自英国、美国、法国、乌克兰等国的专家学者。我也有幸被邀参加这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了大会发言。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评论界的索尔仁尼琴》。我的发言分两部分，一是介绍索尔仁尼琴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二是介绍索尔仁尼琴创作在中国的研究现状（6）。在正式发言之前，我提到了1996年与索尔仁尼琴的短暂会面以及没有留下两人合影的憾事。
我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主席H.斯特鲁威在征得与会者同意后破例将我的发言时间延长10多分钟。我的发言结束后，许多代表纷纷举手，提出了10多个问题，这并非说我的报告有什么特殊之处，而表明他们对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学者对索尔仁尼琴创作研究的兴趣。
大会茶点期间，我与索尔仁尼琴的夫人娜塔丽娅·安德烈耶夫娜、俄罗斯侨民作家兼出版家H.斯特卢威进行了友好谈话。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并且加入我们的交谈。他称自己是来自加里宁格勒的一位学者，名字叫巴维尔·福金。他说，1996年6月在莫斯科，他用摄像机摄下了我与索尔仁尼琴谈话的珍贵镜头。我万万没有料到，我与索尔仁尼琴合影在8年后有一个失而复得的机会，十分高兴和激动。我问巴维尔·福金是否还保留着那盘录像带，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请巴维尔·福金为我转录一盘，他愉快地答应了。由于会议结束后我很快就回国了，所以我托付我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的一位友人办这件事情。说真的，我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因为有些俄罗斯人说话不算数……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那位友人进修结束从莫斯科归来，把巴维尔·福金寄给他的录像带交给了我。
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和全世界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我也是一分为二地看待索尔仁尼琴的。在那次学术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最后说：“我们应当看到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索尔仁尼琴，另一个是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去研究这位在其创作中反映出20世纪整个俄罗斯乃至世界的复杂性、悲剧性和矛盾性的异常鲜明的、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创作个性。”
与拉斯普京的交往和与索尔仁尼琴的短暂会面，将作为珍贵记忆永远刻在我的脑海中。
一份沉甸甸的回忆
王立业
40多万字的译稿无助地躺在书柜里，它已经在那里憋了整整两年。这是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作家巴拉卡耶夫的长篇纪实小说《十三天又十三年》。4年前，我与一家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合同，不久赴俄罗斯访学半年，因忙碌而无法静坐下来全天候翻译。当我和一位国内同行一起将小说全部译完时，却比与出版社签订的合同规定时间晚了5个月，出版社不再同意出版。
看着渐渐布满灰尘的书稿，像是面对被医生拒绝救治、奄奄一息的孩子，忧痛交迭。作家夫人代写的翻译授权书已渐渐泛黄，像一块破旧的被单覆盖在渐渐灰白的稿纸上，使人不忍久视。然而，透过这堆文字，我仿佛听到一个300多年前和我们共处一个国度后又飘落异域的民族的呼喊，似听见我们的兄弟对在斯大林民族政策迫害下所经历的大灾大难的泣血控诉，似觉出一个卡尔梅克作家在表达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热切愿望，同时也是我与作家13年间父子亲情的无声见证。
那是1993年深秋的一天。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大学留学，一位来自东北大庆的何女士要去卡尔梅克谈生意，经在莫大社会学系读自费的一位女同学介绍，让我给她做翻译，我没多考虑，便爽然同意。因为我隐约觉得这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那里似乎有等候着我的亲人。没顾上讨价还价，我便与她上路了。
列车匀速地碾过村落荒野，整个世界淹没在如墨的夜色中，唯有窗外一闪而过的路灯像一根根巨大的火柴棒，擦地划起道道昏黄，将我尘封多年的回忆也依次点亮。10年前，我上大四，正准备写本科毕业论文，我在系里列出的论题“橱窗”前徘徊良久，最终也没找到最适合我的“一款”。记得那天，我在校图书馆不经意地翻看苏联过期杂志，信手拿过一本1963年第9期的《青春》，立刻被一篇名叫《三幅画的故事》的中篇小说所吸引。配在小说左上方的作家照片很像一位蒙古人，名叫巴拉卡耶夫，怎么会有这样一位跟蒙古人长得如此相像的苏联人？出于好奇心，我继续往下看，啊，是写小孩子的，不应该很难，对，我就以翻译这篇小说作为我的毕业论文吧。我随即与我的指导老师水天明商量，导师看后告诉我这是一篇非常感人、非常富有文学含量的小说，你要是有这个勇气，你就干下来，我支持，同时也坚信你能译好。就这样，以这篇小说的翻译为发端，开始了我与卡尔梅克、与这个民族代表作家巴拉卡耶夫及其一家的不了情缘。导师说的对，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小说。多少次，我被那揪痛人心的故事打动得热泪盈眶！小说以舒缓而清丽的文笔向我们讲述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一个被逐放于西伯利亚的卡尔梅克孩子——鲍利亚，在异地他乡的凄风苦雨里，等待着从未见过面的被发配战场的父亲，结果是父亲没有等着，自己却先离开了人世，只留下对生活的眷恋，对父亲的渴盼，对理想的憧憬的三幅画。凭借这部小说的翻译，我不仅顺利通过了学士论文，而且译文后来被刊登在1990年第2期的《俄苏文学》上，并配有本人的评论文章《历尝人间苦和爱》，获得了不俗的反响，最重要的是，我无意中成了卡尔梅克文学在中国译介的第一人。但由于当时对苏联地理知识的缺乏和俄语水平的不到位，依稀记得我把故事发生地译成了“卡尔梅茨”，所以及至上了火车还在疑惑，这次我急急奔往的卡尔梅克和我当年的“卡尔梅茨”是不是一个地方。
接待我们的是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里斯塔市政府外事办主任穆尼扬诺娃女士。她将我们安置在这个城市规格最高的俄罗斯宾馆。她说，你们的食宿照例由市政府承担。第一顿午餐是在鲍娃（穆尼扬诺娃）家，女主人有意为我们接风洗尘。从她的口中得知，我们的何女士远不是光顾这块土地的第一个中国人，她的合伙人谢先生早已经成了这里的常客。第二批中国客人也是谢先生介绍来的10多位中国贵客，不久前也在这儿住了好些日子。他们要在这儿投资建厂的许诺，成了这个共和国人奔走相告的特大喜讯，是埃里斯塔人最大的期盼。鲍娃告诉我，共和国的报纸与电台早已宣传中国人要在这里开办工厂的消息了，埃里斯塔人已经物色好了地段，厂房，只等中国设备一到便开始投产。席间，我问鲍娃，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巴拉卡耶夫的作家，鲍娃带着不失矜持的亲切告诉我，巴拉卡耶夫是卡尔梅克的顶级作家、共和国委员、俄罗斯作协委员，还是俄联邦与卡尔梅克共和国多项大奖的获得者，他就住在埃里斯塔。鲍娃的回答确证了我当年翻译的错误，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听说我是《三幅画的故事》的汉译者，鲍娃兴奋地起身拥抱了我，并随即拨通了巴拉卡耶夫家的电话，让我与作家说话。作家的声音健朗洪亮，说，对你的到来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一路辛苦了，吩咐我赶快先休息一下，6点整他将去宾馆我的房间看我。
门铃如约响了起来。当年35岁清癯俊朗的“年轻作家”已是65岁满头银发的老者。但那微显厚重的单眼皮，那凸起的颧骨和方正的脸盘，那草原人独有的面部皱痕，尤其是右腮帮两颗大大的黑痣，还是使我一下子就认出，他就是我的作家巴拉卡耶夫。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作家激动地说：“欢迎你，我们卡尔梅克人的朋友！”稍事寒暄，作家便邀我和同行的何女士到他家里去，说家人等我们已经等得好久了。
一进门，我们就被热烈的气氛所包围。满满一屋子的人，除了作家的夫人、孙子，还有闻讯赶来的亲戚朋友，全都站立门两旁，夹道欢迎我们这远方的贵客。餐桌已经摆开：各色红酒、香槟、饮料，硕大透亮的黑鱼子酱，各类肉食、乳制品摆了满满一大桌，惊讶得我目瞪口呆。要知道，1993年的俄罗斯，好多人家穷得可是揭不开锅啊！随着开香槟的一声爆响，晚宴开始了。俄罗斯人有宴会上祝酒的习惯，作家站起来，举杯动情地说道：“今天是我们全家人的节日，也是我们埃里斯塔人的大喜日子，我代表我的全家，代表全市9万卡尔梅克人，向来自中国，这个我们亲爱国度的客人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作为一个俄罗斯少数民族的作家，我为我的小说被译成伟大的中国语言而感到十分的自豪，同时我还要感谢尊敬的何女士的到来，是您给我们埃里斯塔人民带来了福音，我期待着您的投资计划早日实现。来，我祝我们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从此走向繁荣。”话音刚落，电话铃声响起，作家告诉我们，是他的女儿从荷兰打来的，作家拨大音量，只听见激动的女高音满屋子回旋：“爸爸，中国客人到了吗？”“爸爸，你要去中国可别扔下我呀！”“代我向那位中国的翻译多敬几杯酒！”“我把这儿的事忙完就赶回去，让他们等等我呀！”……大家七嘴八舌地回应着，说笑着，叮嘱着……满屋像是开了锅，热闹极了。许是年老的人都爱说古，但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的巴拉卡耶夫不仅仅是说古，而且在讲述着卡尔梅克人与中国人的血肉亲缘。重新落座后，作家感叹地说，我们卡尔梅克人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就种族而言，我们是最亲近的啊！两杯酒落肚，作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像讲故事一样讲道：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卡尔梅克人的先民从蒙古西部和准格尔地区移居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讲起，讲他们在异国的土地上如何饱受沙皇政府的欺凌与压迫，最终导致1771年民族英雄渥巴锡领导下的农民起义，举族迁返中国，但只有一部分人迁移成功，仍有一小部分人留在了俄罗斯这块土地上，这部分人就是现今俄罗斯境内卡尔梅克人的祖先。讲到这里，老人眼中噙着热泪。许是为了调节气氛，作家的表妹拿来通讯录，让我们留下各自的通信地址，便于日后联系。只听老人说，等一等，随即起身拿来一个新的大笔记本，摊开第一页让我们写。他说，是你们的到来为我们的交往揭开了第一页，我要把今晚作为我们相处与合作的开始，这个本子以后将专门用于我的中国同胞。作家谈锋未减，谈起了他在西伯利亚时与一位中国同窗的亲如兄弟的深厚友谊。他说，那时候，他的家就是那位张姓同学的家，他们一起谈东方神秘的中国，讲卡尔梅克民族的颠沛流离，还讲当时民族大迁徙政策下卡尔梅克人的境遇。说着，作家拿出一个袖珍礼品盒，里边放着一块中国手表，说，这就是那位好朋友临回国前给我留作纪念的，多少年了，一直没舍得用，当着瑰宝珍藏着。老人关切地问中国现今的发展情况，说他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是他给了中国一个新的世界。俄罗斯人必须走中国的改革道路，那才是希望之路。用餐完毕，作家叫他8岁的小孙孙岑桑给客人跳个舞，小家伙竟也毫不扭捏，两脚一跺，跳开了，小腿踢踏着，小胳膊挥舞着，还时不时往后翻转着，活像草原上振翅欲飞的雏鹰。啊，这舞姿我再熟悉不过了，小说中，为给“蓝眼睛的俄罗斯小姑娘”乞讨面包，小主人公鲍利亚跳的就是这种舞。我们跟着作家来到了他的书房，不曾想，书架上会有那么多的中文藏书，有《中国通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有经典文学名著《西游记》，还有若干中国古文化书籍，作家说，大部分书是他托新疆卡尔梅克同胞带过来的。此时此刻，感动之情哽咽在我的喉咙，这方寸之间，已包含着巴拉卡耶夫多么浩瀚绵长的中国之情！
何女士似乎为作家的真挚情谊所感动，第二天天一亮就找到鲍娃，把自己的雄心一一列出，要开办中国“金龙饭店”，要建通心粉加工厂，特地拉着我去见卡尔梅克大学校长，要搞留学生互派。她的远景规划，她的信誓旦旦，几乎把所有的卡尔梅克人都感动了，电台报纸再次发布信息，埃里斯塔就要矗立起中国的厂房，“金龙”、“金龙”，到处都在模仿一个有着异国情调，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元辅音组合。为合作事项，鲍娃给共和国总统打了报告，还带我们去见市长，为表示对中国贵宾的欢迎，鲍娃把亲戚们都发动起来了，帮助我们看地势、划地段、谈意向、签合同，还逐家请我们吃饭、送礼品。记得在鲍娃的外甥奥列格家中，这位跛腿残疾人倾其所能，盛宴招待，举杯祝酒时，他激动得哭了起来：“我把你们盼得好苦啊！”“我盼的就是这一天哪！”鲍娃告诉我，先前来的谢先生就是奥列格全程陪同的。奥列格拄着单拐，带他打猎，带他到草原观光，甚至带他追捕羚羊，谢先生在这里呆了一个多月，玩得非常尽兴，非常开心，临回莫斯科时养得又白又胖，带着许多埃里斯塔的土特产。
作为共和国委员，作为一位与我有着特殊关系的作家，巴拉卡耶夫自然少不了关心事态的进展。第二天晚上，作家打电话让我到他家小坐一会儿。一进家门，巴拉卡耶夫高兴地告诉我，共和国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你们提出的各种合作意向，《卡尔梅克真理报》已经报道了你们来访的消息，报上还尤其写到巴拉卡耶夫小说《三幅画故事》的汉译者亲自陪同。这下好了，我们的合作算是真正开始了。静坐片刻，我们拉开了家常，作家问了我的家庭，问我在中国的工作情况，问我为什么会对他这篇小说感兴趣，问我这篇小说的阅读感想，等等，他向我出示了《三幅画的故事》的不同文字译本，共有13种。作家高兴地说，中文本才是我最盼望的，从今天起我的《三幅画的故事》有了第14个译本了，也是最让我骄傲的译本。作家向我讲述了这部小说问世前后的坎坎坷坷，起先投稿时总也没人敢用，因作品违反了多年来文学不许写民族大迁徙这一敏感问题的禁令，在卡尔梅克发表后备受批判与责难，是波列沃依（7）迎着风险而上，将这篇小说的俄文版刊发在《青春》这样一本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杂志上，并予以了非常高的评价。小说发表后，社会反响热烈，作家本人被称为“卡尔梅克的爱伦堡”，近年来，作品不断被搬上舞台，搬上电视屏幕。
正聊着，作家夫人察冈萨尔端着果盘走了进来。作家夫妇问我副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什么题目，随即从家中找出若干本与我题目相关的书赠送给我。作家说：“我的小说是我的产儿，你就是我的儿子，我希望你能把我的家当做你自己的家，在莫大读书期间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放寒暑假你就回家来边休息边学习。”作家说：“写论文，就像我们搞创作，要善于捕捉灵感，留住灵感，发挥灵感。我当初写《三幅画的故事》的时候，一阵灵感来了，不吃不睡，闭门奋战，两天两夜就把它拿出来了。搞创作、写文章都得有这个劲头。”我对作家说：“我十分感谢全家人对我的热情款待和亲人般的情谊。我会常来看你们的，我回莫斯科后就写信给国内的同事，让他们尽快把刊载您小说的那本《俄苏文学》杂志寄来，亲自交到您的手中。”作家亲切应和道：“哈，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啦！再说，有了中国朋友在这里从事生产，就冲这，你也更得常来了。”
一次难忘的埃里斯塔之行就要结束了。作家夫妇，还有鲍娃一行一直将我们送到机场。作家夫妇再三叮咛：亲爱的儿子，我们爱你，可要常回来看看。鲍娃也满脸微笑地对何女士说：“回去告诉谢（先生），下一个项目请一定还让鲍利亚来。”何女士连连点头：“一定，一定！”巴拉卡耶夫听鲍娃叫我鲍利亚，愣住了，问我怎么会叫鲍利亚。我说这得感谢您，阿列克塞·古契诺维奇（作家的名与父称）。我跟他说，在上海参加出国培训时，俄罗斯教师说为了交往起来方便，要求每个人必须给自己起个俄文名字，因为我的第一篇译作《三幅画的故事》的主人公叫鲍利亚，我也就起了这个名字。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巴拉卡耶夫说：“就为这，你就更是我的儿子啦！儿子，让我拥抱一下你，亲一下你！”
还真没想到，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我第二次卡尔梅克之行。依旧是谢某那条线上牡丹江某制药厂的，一行共3人，说是要在埃里斯塔办制药厂。到了埃里斯塔后，又说还要办服装厂、开饭店，简直是见什么许诺办什么。这次内容安排得比上次紧凑，我只挤出一个晚上拜访了我的作家一家，其余时间全泡在了“公务”中。我清楚记得，双方为总经理职务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最终是中国人占了上风；还记得中方头目手拍胸脯，唾沫星四溅，说，马上回国搬运设备，迅即赶回，并拿出总经理的气派吩咐埃里斯塔人把准备工作做早做细做好，设备一到，立即开工。
4个月过去了，那篇刊有巴拉卡耶夫小说《三幅画的故事》的《俄苏文学》杂志终于收到，我把这一消息用电话告诉了我的作家，巧得很，作家正在莫斯科开俄罗斯作协会议，我们约好第二天晚上8点在乌克兰宾馆见面。作家见到我，询问我的生活、学习，随后赠我一本简易集邮册，我们一起照了许多照片，但巴拉卡耶夫情绪看上去有些低落。忙完后，我们坐下来。
巴拉卡耶夫问我：“儿子，你和你陪同的两个代表团以前就认识？”
我说：“不是，我只是他们临时聘请的翻译。”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问：“你们已经开始了吗？”
“没有，他们走后连一个字的回音也不曾有过。”
“怎么会这样？”我一边问，一边想，完了，该不会遇上骗子了吧，这年头涌进俄罗斯的低素质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多。
“天知道。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善良轻信的卡尔梅克兄弟，你们兴许真的上当了。”我心里隐隐作痛。
我回校问介绍我做翻译的同学，那个姓谢的一帮人到底是什么人。她告诉我，她与他们也是在市场上偶然认识的，听说现在已经跑到了哈萨克斯坦。她说，谢本人就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他抓住她在这儿读自费需要钱的心理，老白用她，让她给他们做翻译，却几乎没有一次能准时付费，总往后拖。不过，我这儿有他留下的一条纯毛地毯，我想他不会不来取吧！我感到非常震惊，看来，这是一支跑到国外的盲流团队，他们又去哈萨克斯坦骗人去了。
我感到深深的良心上的自责，为了生活，为了语言实践，也为我的学术导师鼓励我的话，“走向社会，学活的知识”，我很可能无形中充当了这拨无耻之徒的帮凶，成了伤害卡尔梅克人感情的刽子手。想到这里，我又悔又怨，心里直发抖，直觉得日后将无颜面对善良淳朴的卡尔梅克人。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弱小民族，生存于其他大民族的夹缝之中，受尽了轻视与凌辱；他们地处偏远，贫穷孤单，本以为遇到了中国人便找到了能在孤独无助中拉他们一把的亲兄弟，而恰恰因此失去了防备之心，他们实在不知道眼下的世界有多么复杂，就这么非常诚实地上了当。
接下来的事让我痛憾终生。时隔不久，作家又来莫斯科开会，约定要见我，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见了面作家肯定又要问那几个中国人的事情，可我作为一个普通留学生，能回答出什么？我又能向他答应什么？我能在他面前骂中国同胞？我又如何向他赔罪？我想让事情冷却一下，我想缓解一下我和他一样的沉重心绪，那天晚上，我糊里糊涂地答应第二天晚上去宾馆看他，可我一直想到临近约定的时间，也没想出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没办法，我竟硬着心肠不管了，那晚我没做任何解释便失约了。更没想到，那天晚上我失去了最后一次见我卡尔梅克父亲的机会。后来因为学业忙碌，结婚生子，为生计奔波，再没顾上与作家联系，总的来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再与作家相处，我无法再去埃里斯塔，去面对善良无辜的卡尔梅克人。我后悔那两次卡尔梅克之行，要么就不去，要去就清清爽爽，哪怕是作为一种旅游，一种文化考察，作为一种种族寻根，作为一种文人拜访，什么形式不比去给骗子充当工具好啊！就此使这种圣洁的文学亲情蒙上了一种铜臭，一己私欲，一丝卑鄙，为了几个劳务费而在精神上从此负下对卡尔梅克人的情感债。当然，我更后悔的是我本人的最后一次失约行为，我心里骂道：王立业啊，难道你也像那几个中国人？莫非你也只能靠失信来解决问题吗？我觉得我在视我如子的卡尔梅克双亲面前有着无法弥补的过错，我甚至想到只有等我学识上成熟，将来用我的学术能力来弥补我无意中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光阴荏苒，一晃8年已过，我回国也已整整4年。2001年新年刚过，我的莫斯科大学同学、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何俊芳知道我一直想跟巴拉卡耶夫再度取得联系，便告诉我一个让我欣喜的消息，她的历史系同学，卡尔梅克姑娘吉娜就要来中央民族大学作为期20天的讲学，问我有什么事可与她联系，让她代办，并告诉了吉娜的联系方式。我听了非常高兴。我是去了埃里斯塔之后与吉娜认识的，但不是一个系，彼此交往不是很多。我随即写了封信让吉娜告诉巴拉卡耶夫一家，说我非常想念他们，转达我对他们真挚而深情的问候，并请她把我的通信地址转交他们。大约过了20天，我们与吉娜就在魏公村一家叫鑫百万的餐馆相聚了，一同就座的还有莫大的其他同学。校友们聚在一起，似重又回到莫斯科大学年代，喜悦之情自然难以言表。饭后，我问起巴拉卡耶夫一家的情况，吉娜的第一句问话竟同作家当年的问话一字不差：“王，你真的与那几个中国人不认识吗？”这话问得我非常尴尬，我的回答只能是肯定的。她说：“直到今天也没见到跟你在一起的那几个中国人的影子，而我们却为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倒是德国人接上了茬，现在他们在那里办起了机器制造厂，一切运作得都非常的好。”当我问到巴拉卡耶夫本人的情况时，吉娜面色阴沉地告诉我作家已经去世，我一下子心情变得相当沉重，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吉娜告诉我：“巴拉卡耶夫一家一直在念叨你，只是不知道你在哪里，现在好了，通过我，你们重又接上了线，察冈萨尔若是知道我已在北京遇见了你，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我眼眶发热，使劲地点了点头。吉娜告诉我，我的信她已经收到，我对巴拉卡耶夫家的问候她已经转达。吉娜说本来想见一见巴拉卡耶夫夫人的，结果接信时她已经动身去莫斯科，只有在电话里转达了一切。在莫斯科办签证办得出乎意料的顺当，所以就急匆匆启程了。吉娜说，察冈萨尔马上就会给你写信的。第二天起，我便推掉手头一切事务，陪吉娜去长城、去故宫、去恭王府看京剧、大饭馆里吃烤鸭，与其说是为老校友尽点地主之谊，倒不如说是在向作家默默赔罪。吉娜临回国时，我买了些长城纪念品请她代为转交作家夫人。
吉娜回国后不久，就帮助作家夫人联系何俊芳在莫斯科工作的先生，托他将一封信和几本书带回北京。察冈萨尔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王立业，我们的朋友和儿子（我们正是这么爱着你的）！我向你（8）致以真诚的问候，并在新的21世纪到来之际祝你身体健康，事业有成，万事顺遂，吉祥平安，祥云永驻，愿这一切的一切构筑成你人生的幸福。
得知你的近况，我非常非常地高兴。阿列克塞·古契诺维奇和你失去了联系，我们不知道你在哪里，是留在了莫斯科，还是已经回到了祖国。现在我才得知你已经回到了家乡。可惜的是，阿列克塞·古契诺维奇最终也没能得到这个消息，他已于1998年5月9日离开了人世，很快就是他离开我们的3周年忌日。在人生的最后时日，他工作相当的繁忙，废寝忘食、奋不顾身地忙碌着，只想着尽快把书写完。在血压升高的时候，他也没能顾上看医生，只是叫了救护车，给他打了急救针。建议他到医院就诊，但是他没听，继续工作到再一次叫来急救车。最终，该诅咒的疏忽，他的，也是我的，夺走了他的生命。此时此刻，悔之晚矣，说什么都已无济于事。多少次我痛骂自己，一切都是我的过错！他在医院里躺了18天，还没有来得及确诊，便于第19天因心力衰竭撒手而去。
他的书稿正准备付梓，但没来得及交付印刷厂。他逝世后书稿做了些删减，因为书写得太长且照片过多，这一切只有我们的女儿德丽娅什从荷兰临时赶回帮他做了，父亲生前总是很信赖她。最终书稿按要求完成了，并于2001年9月1日交付印刷，出版社答应年底出书，但因各种原因而耽搁下来，或许是上级有它的抉择，抑或是国家计划问题，现在他们又答应4月前出书，可惜的是吉娜提前去你们国家了。
亲爱的王立业！我们爱你，常常想念你，尤其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因为阿列克塞·古契诺维奇把你写的那篇文章翻译成了俄语收进了这本书。你的文章是新疆来的教授、卡尔梅克人诺尔伯翻译成卡尔梅克语的，他曾在埃里斯塔生活过几年，而从卡尔梅克语翻译成俄语则是我女儿德丽娅什的杰作。你文章的翻译就是这样转了多少个手才得以完成的，但与原文相比它的原意好像没有丢失太多。你的被译成俄语的文章，以感情深沉、思想深刻、分析细腻与把握准确为人所称道，文中看出你对作者深深的爱和对小说非常在行的评析。古契诺维奇赞叹地说：“研读作品就应该像这个人一样。”书中还收了你和他的合照，书名叫《我的人生，我的真情》。该书共由三部分组成，分别讲述了他的作品的历史与命运，论阿列克赛与他的创作，第三部分是我的种族渊源，并附有家谱图表。这部分还附有作家生平与创作。你的文章被收入第二部分。他写下了这样一本书，像是预感到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似的。
王立业，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把这本书捎给你。女儿德丽娅什总是向往拜访中国，也许她的愿望会实现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你再到我们家来做客。
我和岑桑生活在一起，女儿和儿子常常来看望我们。很快就到5月了，他们就要回来给父亲过忌日。
亲爱的王立业，请你来信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近况，生活安排得如何？事业可顺心？我们全家人都很想知道这一切。
我的身体应该是谢天谢地。时常整理阿列克赛的手稿，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已达40年之久，写下了大量的作品。现在时代全然变了，出版书稿只能靠自己花钱。1997年阿列克赛的《三幅画的故事》配以彩色装帧并以很大的发行量再版，因为自第一版后它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要求再版的呼声日渐强烈，而文学界持长官意志的人却想当然地认为“不会有人再感兴趣”而不愿再版。我将新出版的《三幅画的故事》给你寄上一本。而《十三天又十三年》这本书我不记得阿列克赛是否给过你，以防万一，我也给你寄上一本吧。依旧是在1995年，他还出版过一部长篇《人民将军》，主人公是我们每一个卡尔梅克人都敬爱着的人，写他十年间在共和国领导下所从事的各种活动，这个原型就是苏联英雄巴桑·巴吉米诺维奇·戈罗多维科夫。立业，我想这本书你不会太感兴趣，就不准备寄了。忘了跟你说说岑桑，他还记得你，家里有一张他坐在你腿上拍下的照片。他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学习成绩优秀，同时他还是音乐学校五年级的学生，学的是钢琴。他爱音乐，很乐意上音乐学校，所以学得也很好。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近况。
暂此。
致以深深的敬重与爱！
家中地址：卡尔梅克共和国，35800埃里斯塔市，伊里什金街10号5宅。
巴拉卡耶娃，察冈萨尔·穆库凯诺芙娜
2001年3月16日于埃里斯塔
读完信，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宽厚善良的卡尔梅克人，你依旧赋予我不变的深情与亲情。我颤抖着双手，抚摸着作家生前的一部又一部作品，心中忽然有一种冲动：该是为卡尔梅克人做点事情的时候了！我用电子邮件告诉吉娜，我想把巴拉卡耶夫的长篇纪实小说《十三天又十三年》翻译出来，作为我对“父亲”的深切祭奠。很快便收到吉娜的回复：“王，首先让我高兴的是你很有眼力，这本书堪为巴拉卡耶夫的代表作。要说用文学形式反映卡尔梅克1943年民族大迁徙的唯有巴拉卡耶夫。他用两种体裁形式在民族大迁徙主题创作中独占鳌头。”读了吉娜的信，心头顿感一种轻松，一种欣慰，一种激动，这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都将出自我的译笔，这该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啊！
我随即行动起来。第一件事是联系出版社，同时让吉娜转告察冈萨尔，快递一份“翻译出版授权书”过来。先是联系一家地方出版社，没有回音，然后我索性一竿子捅到顶，带着我整理出的小说梗概，径直敲响了一家中央级出版社的大门。我历数这本书的精妙之处和它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与文学价值，终于打动了该社策划部主任，随即签订了翻译合同。谁知道过了不久，学校便派我去莫斯科访学，到了莫斯科后便是忙得脚跟不着地，要听课，要访学者，要查资料，要忙着参加学术会议，等等，实在顾不上翻译，只好请我同宿舍的舍友跟我一块干。
到了莫斯科第二天，我便给察冈萨尔打了电话，察冈萨尔再三让我回“家”，说她很想我，而且岑桑也很想见见我。盛情邀请之下我只得答应新年以后去看她。她的女儿德丽娅什还在荷兰，得知我在普希金俄语学院，特地打电话给住在学校近旁她的朋友夫妇，然后又把他们的电话号码从荷兰打电话来告诉我，叮嘱我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找这对夫妇，他们是如何如何地可靠，可以像跟她一样地去交往、去办事。但是事情千头万绪，只顾上拜访她的朋友，却总也没能找出合适时间去埃里斯塔。新年前夕的一天，俄罗斯政府在十月地铁站旁的外贸商厦举行了全俄少数民族新年游艺联欢会，登台演出的全都是当下红星、艺坛大腕，察冈萨尔特地在埃里斯塔为我要了张票，委托参加这次观看演出的卡尔梅克代表队成员吉娜带给我，让我一同参加；节后又让人捎信至莫斯科，依旧让我回埃里斯塔看看，但因我正在准备参加屠格涅夫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而终未成行。转眼回国日期临近，作家女儿三天两头从荷兰打电话至我宿舍，再三说她认定了我这位中国学者哥哥。我深深觉得我是幸福的，卡尔梅克人博大无私的爱无时不包围着我，他们不懂得记恨，他们不介意得到，他们只有爱，只有宽容，只有理解，这浓浓的情谊帮我抵挡了身处北国异地的寒冷与孤独，同时也更让我品味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再过两天就回国了。作为校友，作为朋友，作为我和巴拉卡耶夫一家友情的中介，吉娜专程赶到莫斯科来送我，代表巴拉卡耶夫一家在工会地铁站附近的一个餐馆为我饯行，而后亲自送我进地铁，并把察冈萨尔托她带的一个塑料袋塞到我手中。列车启动，我向吉娜挥手告别，而后顾不上找座位，便急急地翻看袋子里的东西，里面有一封信和几本《我的人生，我的真情》，还有一大盒精美的巧克力糖，我随即取出信，读起来，渐渐地，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亲爱的远方的儿子王立业！
只觉得你昨天才来，不曾想今已到了归期。时间过得太快了！
希望你在最为有限的时间里为自己做出最为有益的工作。我们期盼着你一次又一次来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文学已经成了你生命的主要内容。
我一切还好，我的健康允许我说一声谢天谢地。我非常高兴你与德丽亚什取得了联系，而且得益于电子邮件，联系日渐频繁和紧密。
亲爱的儿子王立业！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如此珍视阿列克塞创作的人，同时还惦记着他的亲人、他的家庭。希望你下次再来俄罗斯一定一定到家中来，愿上苍保佑，再赐予你机会。
祝你，我亲爱的远方的儿子，返家途中一路平安！向你的亲人转达我们最为热烈的问候和最为良善的祝愿。
拥抱你，亲吻你，你的卡尔梅克母亲察冈萨尔。
把那盒糖果转交给你的儿子和你的妻子，祝你们生活甜美，那糖保质期很长很长。
尽快把你在中国的地址告诉我。
母亲：察冈萨尔
2004年3月16日
读完信，我的第一个愿望是赶快把巴拉卡耶夫的那部长篇小说译出来，告慰我卡尔梅克的作家父亲，慰藉想着我爱着我的卡尔梅克母亲，回报埃里斯塔9万卡尔梅克同胞对我无私的爱与宽容。
写完此文，窗外已经放亮。可我仍旧没有睡意，只觉得这本书的未来仍命悬一线。尽管外地同学前几天才告诉我，一家省级出社已经看好这部小说，出的可能性很大，说他们已经通阅全稿，盛赞这部小说既有一定的可读性又有相当的学术性，同时还有丰富的艺术再创作潜力。我衷心企盼，窗外的朝霞能带来一天的灿烂，这家出版社不会因眼前“坛坛罐罐的得失”而再度毁约，我也坚信这本书以它精湛的艺术形式与丰富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定能找到广大的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