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市改革发展回眸（30年）
我于1983年11月从省委财经领导组办公室调至忻州地委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于2002年6月调回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文件规定，“其他各部门都是分管一方面的工作，唯有政策研究室是协助党委了解全面情况，研究决策，出主意的”。所以政策研究室具有参谋部、智囊团、情报所的职能。由于职责的原因，在忻州工作的近20年中，我作为忻州地委政策研究室（后为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和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直接参与了地（市）委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决策的制定，并经常性地对政治、经济、社会进行综合调查、课题研究。因此，从决策角度概括地、有重点地将我所经历的忻州改革发展历程进行线条性的记述，以供后人研究这段历史。
改革前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
回顾忻州改革发展的历程，首先应当知道改革前全国的总形势和大背景，这样才能使年轻人和后人全面了解这段改革历史的由来，正确认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并给史学家们留下更为系统研究这段历史的史料。
对于这段历史的政治背景，首先要从1976年说起。这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发生过好几件大事：唐山大地震，全城一瞬间变成一片废墟，上百万人伤亡，不少人无家可归；辽宁陨石雨从天而降；东北森林大火，南方雨涝成灾，更使人震惊的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一年内相继逝世，全国人民异常悲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邓小平党内外职务并参与党和国家重要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开始了。这是全国也是全区改革发展的政治大背景。
经济原因是，大锅饭时期即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低工资、多就业、人人有饭吃”的政策。基本生活用品用粮票、布票、油票和各种证、号加以限量。农村生产以记工分的办法进行分配。尽管我国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分配方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干好干坏基本一个样，更多能人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更重要的是那时生产方式不能满足人民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改革开放实属必然。这决不是单纯的一个政治问题或是某个政治家的个人所为，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引起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完全必要的。
正是上述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导致了改革开放的发生。同时在改革进程中，国际上尤其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很大的变化，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至1988年的农村改革，第二阶段为1988年至1998年的城市改革，第三阶段为1998年至今的社会改革。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否妥当，还需要研究。各个阶段的改革又互为前提和有交叉互补内容，截然分开不可能，也不符合事实。但三个阶段的划分，便于系统而条理地记载和研究这段历史。
以农村改革为主的第一阶段
全区农村改革和全国基本上同步，但从全区的实际情况而言，农村改革大体经历了十个步骤，值得重点记述和研究。
第一个步骤
全面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文件要求，在农村首先废除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管理体制，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据了解，本区最早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是五台县石咀乡铜钱沟村。之后全区14个县相继都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为农村改革打响了第一炮，是决定性的一个步骤，并为此后农村改革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广大农民普遍叫好，而且没几年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但也有人对集体经济的解体不理解，认为土地承包是单干，土地、果园、矿山、宅基和继承纠纷案增多，群众对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认识不够。
第二个步骤
鼓励扶持专业户、重点户开辟农村商品生产的新天地。以闫广洪为书记的中共忻州地委旗帜鲜明地提出，开辟农村商品生产的新天地，响应中央的差异发展战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梯次脱贫、递级致富”方针，大胆起用能人，重点培植专业户、重点户，让“两户”带头脱贫致富。很快，本区农村出现了忻县张如山、五台姚俊文、原平段二肉、宁武袁果萍等近百农民企业家，农村商品生产如火如荼，并从“小而全”向“大而专”过渡，出现了一批养殖专业户、种植专业户、加工专业户，逐步形成“种、养、加”一条龙的态势。这就十分需要政府为农民提供信息、技术、市场营销等各种服务。正当这个时候，以吕日周为书记的原平县委提出了“集体搭台，农民唱戏”的口号，并付诸实施，地委则组织全区各县干部实地参观学习，着力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模式迈进，引起了中央和各地的普遍关注。有的省市区来我区及原平县参观学习改革经验。当然一些同志对此做法也有异议，有种意见认为这容易引起干部经商和权力腐败。为此，中央政治局调研室来此作过调查，我在座谈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客观地进行了利弊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一些同志的看法不无道理。当然“集体搭台，农民唱戏”，对我区农村改革，开辟商品生产的新天地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吕日周同志的改革勇气是应当肯定的。此外，这段时间里，农民中有如下思想心态的演变过程：先是想富盼富不敢富，接着是想富盼富不会富，而后是想富敢富也会富，富了之后又怕露富。
第三个步骤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随着农村专业户、重点户的迅速崛起，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更趋强烈，农民脱贫致富的经济意志普遍树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普遍认为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当时万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话深入人心，基于这种情况，地委行署作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明确了方针、任务和各项指标要求。但鉴于经验不足，地委行署安排各有关部门和县市主要领导分六批去外地参观学习。这为推动全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到1987年底，全区乡镇企业总数发展到29710个，从业劳力数185459人，总收入61184.3万元，总产值70444.43万元，工业总产值31621.07万元，纯利润2902.67万元，固定资产原值33980.57万元。这些数字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中成效应当说是明显的。10年净增速度平均是：总收入21.7%、总产值20.8%、利润13.8%、税费31.2%。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全区农村经济增添了新活力，是开辟农村商品生产的一个亮点。这说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当然从现在来看，从横向比，我们和其他市还有差距，今后应当继续加强和努力。
第四个步骤
科技兴农。随着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深入，农民渴望科学种田，科技兴农。地委根据农民的要求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及时地提出科技兴农的号召，并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首先是针对本区土地缺磷少氮钾有余的情况，进行部分地区的土壤改良，并将一些盐碱地改造成稻田（定襄县），同时改良种子，改进种植方法，实行机械作业，改造和兴建了不少水利设施，注重防止病虫害和应对全区“东涝西旱轮流转”的工作。农业生产有了大的发展，强调连片种植、规模经营、发展合作经济，粮食生产和农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本区农业发展过程中，小流域治理属全国首创，多在西八县，尤其是河曲、保德、偏关等县成绩显著，经验丰富，轰动全国，引起了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特别关注，并在全国加以推广，有许多省、地、县来我区参观。河曲有位叫苗洪瞒的农民全家承包万亩荒山荒坡进行小流域治理，成绩显著。但是由于外部发生了诱人的变化，年轻人不安于大山深处作业，逐渐出外打工。同时由于小流域治理投资大，见效慢，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土流失问题，因此，相关措施随之减慢和停滞。
第五个步骤
加大力度实行移民脱贫。在本区农民的脱贫改革过程中，逐渐显现出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一些村庄特别是一些自然村、山庄窝铺，过去因战争、灾荒形成，由于水、电、路、广播、电话“五不通”，脱贫致富有“五大难”：人畜吃水难、买难卖难、办学难、找对象难、科学技术推广难。“五不通”、“五大难”使得这些农村经济难以发展，农民脱贫无望。我根据这些情况向地委提出政策建议，随后地委作出决定组织实施。从1986年至今20多年间，共移民近2.5万户、10万多人，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90%以上实现了永久性的脱贫。由于我区的成功实践，山西省乃至全国都开始了移民脱贫，取得了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了人口合理再分布，保护了生态环境，具有划时代意义。
第六个步骤
大力发展旅游业。大力发展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旅游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活力。1988年7月我写的《发展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忻州地区旅游事业的若干建议》，引起了地委书记张秉法的重视，他找我询问情况，交换看法，并要求我提出可行的详细意见。于是，我带领地委政策研究室的3名干部上五台山又一次作了调查研究，起草了成立五台山风景区政府的文本，经地委行署联席会议通过，上报省及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后成立五台山风景区政府。风景区政府成立后，有力推动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旅游业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据统计，仅2003年以来，风景区的餐饮、住宿、过境收费等，年收入3亿多元。特别是每年旅游月期间进行招商引资，使国内外旅客认识忻州，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现经长期整治修复，五台山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随之宁武芦芽山、天池、代县杨家祠堂、定襄阎锡山故居、五台徐向前故居等一大批旅游景点向海内外游人开放。全区旅游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不仅使景点周围的老百姓富起来，而且对全区经济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七个步骤
开展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20世纪90年代，忻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走什么样的路，是一个重大课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般要考虑至少10年以上的事情，因此战略管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又管当年计划。忻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什么，非常值得认真研究和制定。忻州地委行署决定开展区县两级的1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并成立领导组。组长：李技荣（行署专员）；副组长：范堆相、王文学、郝敬恒、白祯祥。我任课题组组长，各县市也相应成立领导组。课题组对（1988—2000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全区14个县（市）、17个行业近40年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两年多的调查研究，形成了近50万字的调研成果，即《忻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资料综析》（1949—1987），《忻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1988—2000）。其中《忻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于1992年5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薄一波同志题词：“搞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为四化建设服务”；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庭栋作序。指出：“忻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具有坚实的调查基础。这一课题的主持人是中共忻州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忠华同志，他同有关专家和工作人员把该课题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了两年多的调查研究，这是一项综合性研究成果，富有创新意义。这一成果的正确运用，无疑会对忻州地区今后10年的稳定、改革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地委以“贡献突出”予以嘉奖。
第八个步骤
进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新尝试。本区在推动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河曲县创造了“两票制”的选举程式，即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成员首先要由群众选举，而后再在全体党员会议上选举表决通过，这样做显然把党支部、村委会成员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并且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农村政权建设和社会稳定十分有效。此事受到了省委和中组部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这应当说是全区农村政治民主化的首创，并为全国创造了经验。
第九个步骤
县市进行机构试点改革。撤乡并镇，改革上层建筑，实行精兵简政。根据省委的要求，本区进行过部分县市如五寨、定襄、原平的县市级机构改革试点。我作为忻州地委政治体制改革领导组办公室主任抓了这项工作。后来，省委决定全省撤乡并镇，我区根据省委的决定和本区的实际完成了这项工作。对改革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精兵简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合并后的乡镇村庄，在学生上学、农民就医、领导管理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新问题需要逐步解决。
第十个步骤
地改市。2000年本区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撤区设市。过去的地委和行署改成了市委和市政府。这是忻州地区改革开放中的一件大事。过去地委、行署是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贯彻性的决策多，计划没有单列。地改市后计划单列，工作的主动性增强，极大地促进了全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第二阶段
本区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全国一样，是在中央和国务院1986年下达《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开始的。当时有两个情况：一是农村经济改革遇到了一系列问题，需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二是城市经济体制本身要求改革。但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不比农村经济改革容易，大家无论在思想上政策上准备还不充分，更主要的是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简单套用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办法，产生了许多问题，后来随着一些补充文件的指导，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得到完善。我区财税改革实行收支两条线，转移支付效果明显。工业改革，首先是党委负责制过渡到厂长负责制，商业首先是供销体制改革，除化肥等外采取全放开，实行市场化经营。在地委书记张秉法的安排下，我分别召开5个区营企业厂长、书记、工会主席座谈会，对各自职责权利进行了划分并在忻纺开展了试点工作。企业抓大放小，出现了关停并转。进而实行资产重组、企业租赁，拍卖、破产，全区124个预算内企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下岗工人成批出现，企业的呆账、坏账难于处理，财政负担过重。与此同时，我带领政研室的同志对民营经济做了重点调研并撰写文章向地委提出建议。随后地委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定，并召开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地委四大领导班子领导出席讲话，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时任地委书记梁滨在《忻州日报》专门发表署名文章，我为此写了评论员文章。民营经济发展加快，产值、利税、从业人员1998年事实上已超过51%。而政府根据简政放权、小政府、大社会的指导原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计划这一块在逐渐削弱，市场逐渐加强。本区和全国一样，经历了这样一种过程，即由完全的计划经济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而后到完全的市场经济（尽管有些计划总还是有的）。随着我国加入了WTO，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和国际逐步接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上宣布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多年的努力，忻州大的工程项目不断完成，万家寨引黄工程建成，五台神龙提水发电，神华集团落户保德采煤，鲁农集团落户河曲挖煤发电，原平铝厂建成生产，这些新型特大企业对忻州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特别是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在过去“十年九不收”，是忻州乃至全国的贫困县，现在财税一下由末尾升至忻州各区县前列，河曲县在全省118个县中名列第9位。这是改革开放中忻州巨变最具历史意义的典型性事件。此外高新开发区建设、地方铁路建设投资额度大，社会效益好。
以社会改革为主的第三阶段
农村改革需要城市改革配合，同样城市改革需要社会改革并行不悖。我们地区的社会改革和全国一样，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减免农业税，并且实行粮补，这对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保证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历史性意义，是改革的重大成果。其次是减免中小学生学杂费、书本费等，这为广大学生读书和保证学龄儿童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有了保证。同时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和医保，并逐步实行人身保险，这更大程度地给农民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保障。改革成果共享，当农民得到这些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后，继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第二次叫好。如果说当年土地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今天的社会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实惠。应当说“三农”问题解决的是比较好的，成就具有划时代意义。
城市的社会改革主要表现在下岗工人的再就业上，开辟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建立劳务市场有一定成效，而且也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方便之门。保险事业发展迅速，人身保险、医疗保险，城市贫困人口和下岗工人的生活补助，解决了部分人的燃眉之急，也为政治社会稳定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道路、绿化、服务、休闲娱乐、公园建设、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普遍增强，大运高速公路贯通忻州南北，正在建设中的还有横穿忻州东西的忻阜、忻保两条高速公路。改革成果共享，通过社会福利性事业使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普遍得到了提高。群众主要有两点感受，一是改革的第三阶段使人们感觉经济方面理顺了，走上了有序运行的轨道，二是公益福利事业发展较快，改革成果共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贫富悬殊的问题一方面在继续加大，但另一方面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得到福利性调节；社会矛盾一方面仍然加剧，对腐败和社会秩序混乱的不满有增无减，但另一方面，公共福利事业的加强和物质利益的调节也使一些社会矛盾减缓。
200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