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
“开放包容”是晋中城市的特点，“开放包容”是晋中城市的命脉，“开放包容”是晋中城市的灵魂。
透过悠久遥远的岁月风尘，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漠北的铁骑和朔风，还是中原腹地的五谷和锄犁，晋中浅浅一笑，就把它们拥到怀中。
太行东耸，汾河西流，晋中表里山河。更兼小川河溪网罗全区，有潇河、象峪河、昌源河、惠济河、龙凤河和静州河入黄河，还有松溪河、清漳河和浊漳河穿越太行山归海河。晋中文明依傍着河流与山川走来，经历了一次次血和火的碰撞，水和盐的相溶，从冲突走向和谐，在碰撞中相互吸纳，相互融会，使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集聚，铸就了晋中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
早在三皇五帝的时代，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就在晋中的大地上碰撞、交流，从而造就了晋中激情四溢、生机勃勃的早期历史。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河东大地成为中国农垦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此时和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晋北雁门关外的烈烈朔风中一直回响着游牧民族的马嘶和箭鸣。晋中地处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缓冲部，也是华北民族交往的东西走廊。大禹“劈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晋中平原成为肥美的粮仓。农耕文明在晋中大地上星火燎原，游牧民族的铁骑也带着阴山的朔风南下与农耕文明在晋中大地碰撞出璀璨的火花。
据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建国以来山西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一文记载：在灵石的商代遗址，“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和玉石装饰品……青铜器，既有商代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北方基斯泰文化的作风……可能是商王朝控制的边疆少数民族所制……可能就是商代鬼方”。
春秋战国时代，有“唐（古晋地叫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记载。当时霍州以北，临汾以东属赤翟、白翟，可见今天的晋中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晋与周边或杂居的戎狄之间的通婚长久而且频繁，如晋景公之姊嫁给潞子婴为夫人；晋献公有四个儿子是戎狄妻子所生，均作了国君……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晋中的土地上通过会盟、通婚、共事、商业贸易等方式互相渗透融合。长期通婚的结果，必然会造成血统的混杂，同时又势必影响生活习俗致使其发生变化。婚姻关系下所维系的民族关系，把民族融合推至较高的阶段。
至此，民族融合乐曲在晋中大地上持续奏响。许多游牧民族在晋中的土地上生存、繁衍，书写下华夏文明的辉煌篇章。羯族人石勒、鲜卑人刘知远在这块曾经诞生过孟母的土地上崛起，把民族融合的乐曲推向了高潮。刻立于唐代的“三李碑”位于晋中开发区使赵村，是我市现存的石刻文物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所谓“三李”指的是唐代中期的著名将领（父）李良臣、（长子）李光进、（次子）李光颜父子三人。此父子三人在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安史之乱”和平定藩镇割据中，为大唐王朝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而永载青史。“三李”原本不姓李，也非中原汉族，而是匈奴人，其祖上本属匈奴回纥部“阿跌氏”，贞观年间归附大唐，定居于晋中。
从远古到唐宋，太行横亘，汾水浩荡，造就了晋中文化内涵富有开放、进取、宽容、和谐的精神特质。晋中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是世人了解各民族文明共同铸就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开放是晋中历史与现实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晋中思维开放、胸怀大度的个性体现。包容是晋中城市发展的内涵和条件，是晋中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城市品格，也是晋中人大气的性格表露。农耕文化的平和智慧，在这里彰显着仁爱、善良、包容的儒家风范；游牧民族的大胆质朴，在这里就凝聚成勇毅、开拓、坚定的创业情怀。
纵观晋中的发展历史，“开放包容”展现着晋中多元文化交织的神韵及和谐相处的魅力，开放的胆识和包容的胸怀造就了晋中人敢于挑战、勇往直前的豪迈气魄。
山峦雄壮，河水坦荡，晋中海纳百川，开拓创新的文化内涵萌发出巨大的内生动力。生于太谷的孟母用宽厚、仁爱的地域性格唤醒着孟子的仁政情怀；长于平遥的汉文帝刘恒，使晋中的开放包容、于民休息之风泽被华夏，成就了文景之治的锦绣篇章。
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伟大时代，大唐的阳刚之美中涌动着来自晋中的凛凛风骨。王维，这位来自晋中的诗人，踏着青春的脚步，仗剑边庭，一曲高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他以充溢着豪迈雄劲、壮怀激烈的气概，张扬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盛世气象睥睨四方，晋中声音千年回荡！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页都涌动着晋中色彩。介子推、祁奚、石勒、王勃、王维、白居易、刘知远、罗贯中、雷履泰、祁隽藻、乔致庸……他们或文、或武、或商，皆仁爱而不迂腐，包容而不纳垢，开放创新，智慧敦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儒家的包容和道德操守是它们生命的根基，游牧民族的不安分血液使他们生机勃勃，在不知疲倦中创新，在不畏困难中开拓。
“开放包容”既是晋中四通八达的地域特征，也是晋中文化的积淀和历史选择，体现了晋中人博大的气魄和胸襟。正是海纳百川的气势开启了晋商上下五百年，纵横两万里，汇通天下的辉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