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
田文杰 梁艳
200多座院落，2000多间房屋，总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从明万历年间至清末，整个王家以“半座城”的气势聚居一起，不仅留下了有“中国民居艺术馆”美誉的建筑群，更留下了晋商精神的不朽演绎。
从今天“短、平、快”的生活方式看，当时王家的气派，以及凝聚在这种气派后面的力量支撑，不得不令人折服。
透过此一例，是晋商群体性特征的阐述。以“礼”治家，以“信”治业，穿越时空隧道回溯500年，祖先用他们最单纯、最质朴的信念，完成了今时今日看来不可思议的家族管理，更铸就了纵横欧亚九千里的辉煌，创造了让世界侧目的成就。为这块土地塑造了深入骨髓的“明礼诚信”品牌。
找寻到一条捷径，才能更快更好地到达目标。晋商成功背后的庞大支撑体系，“万两银子一句话”的诚信作为资本价值中的核心成本，体现了强大的增值能力和追求利润能力。
2010年，市工商联主办了“重走晋商万里茶路”活动，新晋商们踊跃参与，追寻祖先们明礼诚信的足迹。
驼铃悠远，响过几百年。
“民多而田少”的无奈，“逼”着晋商相互扶持，踏出一条蜿蜒的商路，唱出一首高昂的“走西口”。
黄河腹地，晋中平原，“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的潦倒，把一批又一批农民变成了商人。
朔风，黄沙，右玉县杀虎口村，凄凉的《走西口》响起，衬托着男子汉渐渐模糊的高大背影。
这一走，走出了土地的困局，走向了或许他们最初也未可知的全新天地。
从祁县乔家堡村出发，从口外一家小当铺出发的伙计，青年农民乔贵发和他的后代们用一个家族的接力传承，树起了“复盛公”的名号，奠定了包头市的商业基础，当地人评价“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因为乔家到这个曾经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做生意，才一点点辐散而成的包头城，成为今天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
几百年，几辈辈，走出晋中平原，由走西口到东南西北无所不至，漫漫长途、宿风眠沙的困苦没能锁住晋商的步伐；脱离土地后，已经赚到手里、足够家人用度的银两亦未能锁住晋商的步伐。一步步，他们起屋置业，留下了“家是一个院，院是半座城”的王家大院，被誉为“北方民居中璀璨明珠”的乔家大院，“渠半城”的渠家……留下了“海内最富”的传奇。
如同祁隽藻所书，“立德立言居之以敬；友直友谅尊其所闻。”晋商的成功，源于纯粹地做人，明礼；纯粹地经商，诚信。
对经商的热爱与尊重，对“明礼诚信”的认同与坚守，让“晋商”雄踞中华，享誉欧亚。
晋商兴起于明，繁盛于清。在晋商发展到清代时，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这一时期晋商雄踞中华，享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其称雄过程中打造的驼帮、船帮和票号成为三座丰碑。其中，票号又最令晋商后人骄傲称道。
把沉重的银两从驼背、马背上卸下来，不去计较平帮、祁帮、谷帮谁捷足先登，当时的“东家们”为已经完成原始积蓄的商业资本打开了又一个突破口，以既有的商业网点为依托，特别是以“信”为本，在金融业历史上立起一座意义深远的里程碑。
日升昌票号，具备着中国现代银行业鼻祖的地位。当今天从事金融工作的旅行者以朝圣的心态来膜拜时，以专业的眼光细细地品咂其一整套运行模式，仍然会深深着迷。
在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晋商开设有43家，其中，晋中人开设的有41家。当时，金融信托事业缺乏管理约束、惩处机制，信誉是唯一的依仗。无一例外，以日升昌为代表，41家晋中商人秉承诚信笃义的经营原则、科学完善的管理机制、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堆积起强大的、弥足珍贵的可靠感。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于1907年时，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州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设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塞外荒漠上，驼铃载着的梦想，祖祖辈辈延续，终于走出了一条汇通天下的通衢大道。
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利是商家之血，信为商家之命”，对于这样深刻的认知，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定义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诚信以明礼为前提，明礼以诚信为标准。每一次对晋商历史的回溯，都是一次荡气回肠的激励。重走晋商路，市工商联副会长白选奎从那些伟岸的身影中汲取睿智、大义的营养，找寻着今天企业长久不衰的支点。“诚以致远，兴达天下。回忆是为了唤醒，商有商道，企业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沿着老祖先的路走过，我们更应该珍惜这块土地上的道德资源。”
是的，和深埋地下几万年的煤炭一样，这样的道德资源经过晋商几百年淬炼，经过后人们的代代传承、扬弃，已经成为晋中大地的又一种丰厚资产和经济资源。
